这是篇演讲稿，亦是我新书《他们最幸福》的序言，想把这篇长文献给爱「一个」的人们，谢谢你们读《不用手机的女孩》和《我的小姑娘》时，肯落下泪滴或红了眼眶。

浪荡天涯的孩子，忽晴忽雨的江湖，祝你有梦为马，永远随处可栖。

开讲：

在人际交往中，人为什么有时会觉着累？饭局里、社交中、应酬时、当你在表述自己时，为什么会累？或许是因为，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想展示出一些其实自己并不具备的品质和素质，所以会觉着累吧。

我今天不想太累，这场演讲我想真实一点儿，说点儿实话。

我认为这是一个有点扯淡的社会，这是一个悲凉的时代。悲凉到每当我们去认知一个人时，一定要先给人框架一个标签：他是干什么的。哦，他是一个专家、他是个作生意的、他是一个学生……然后以此为出发点，来冷暖远近度量一个人。

我觉得这很扯淡。

我很想站在这里很随意的介绍自己说：我只是一个33岁的男人……

但是好像不太契合大家的接受习惯，那就先从标签开始吧。

怎样介绍我的标签呢？

刚才演讲开始前，我在洗手间遇见两个胡子拉碴的中年男人，他们告诉我说：我是看着你节目长大的。

好吧，我有一个身份标签是“一个主持人”。我自己界定为一个还算敬业的二流综艺节目主持人，但按照业界某些人的评判标准却是最不务正业的，最不求上进的，轻易的就放弃了很多机会。他们有时会议论说：这人干这行也干了十几年了，别人都一个接一个地“红”了，就他还这么漫不经心地玩儿清高，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我也不清楚到底是谁的脑子有问题，只是觉得：某些约定成俗的规则，并不等同于自己的生长法则。

另外一个标签的话，我是一个背包客吗？算是吧。在路上断过三根手指，一只手腕，两根肋骨，脚后跟冻坏了一点儿肉，一到了秋天必须要穿靴子。走了很多年，走坏了很多双鞋子，混迹江湖多年，浪荡过大半个中国，滇藏线、川藏线，都不止一次一步步用脚量过，算是一个背包客吧。

可当下我并不敢刻意去标榜这个标签。最初背包上路时我还只是个简单的少年，那时背包客这三个字还在代表着一种勇敢而浪漫的成长方式，不像当下，已然奇怪的沦为一个时尚而浮躁的名词。

还有一个身份标签：民谣歌手。

我爱民谣：它是一种诉说，一种可以承载“情怀”二字的诉说；于当下的时代而言，它是为数不多的气眼；它是羊，我赶着它，和我的伙伴们行走在无垠的旷野上。甚至没有路，只有一片无垠的旷野，天干物燥暗哑呜咽，但是一点儿都不晦涩。

你知道，曾经有一个很美好的时代，人们把流浪歌手称作行吟诗人。但那个年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或者说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时代稍纵即逝，白驹过隙，美好得跟假的似的。

在我十年流浪歌手生涯中，遭遇过很多神奇的人，神奇的和假的似的，今天第一次说给你听。

他们的生活方式、人生出口、修行法门，和实用主义者们秉承的朝九晚五、温饱体面、出人头地没太大关系。

他们是天涯过客、浮世散人、江湖游侠、流浪歌手，我很庆幸曾是其中的一员。

我很难用一个词来界定他们，我不想用那种标签：他们是一些浪迹天涯的人，他们是凯鲁亚克笔下的那种“在路上”的人，不想用这种标签。

我想用“他们是幸福的人”。

他们拥有一种值得我们去认可、寻觅、甚至理应获得的幸福感。他们或许是陌生的，但却是发着光的。
于已经习惯了单一幸福感获取途径的人们而言，那是另一群人的另一种幸福感。

这些幸福的人并无太璀璨辉煌的标签，他们路过我的生命，是我内心强大力量的某种重要来源。我想给大家介绍下他们。

2012年8月份时，我在丽江开过一个叫“丽江之歌”的酒吧。在这个神奇的酒吧里，厨师会打手鼓，扫地的小妹会唱爵士，收银员是散文作家，吧台总管是个学校教导主任，她觉得自己以前作孽太深，所以来洗涤灵魂。我们的歌手有老诗人、有支教的老师……

这个酒吧天天爆满，由于掌柜太不会挣钱，几个月后光荣倒闭了。话题岔开一下：我还有一个标签是“最不靠谱的酒吧掌柜”。

多年前，我在拉萨开过酒吧，倒闭了；在成都开过酒吧，倒闭了；在丽江开过酒吧，倒闭了；开了第二个酒吧，倒闭了……现在丽江还剩下一家酒吧，叫做<大冰的小屋>，还在努力赔钱维系着，因为人们说它是丽江的一面旗，不能倒。

首先介绍的这位仁兄长得很像曾志伟，外号“志伟”。志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会打手鼓的那个厨师，本身他就长得很像一只手鼓。他非常希望在丽江能够有艳遇，但是很遗憾，不论他怎么样抱着吉他摆POSE都没用。

他究竟怎样的神奇呢？这个46岁，还是45岁的中年男人，他因何来到丽江的我不知道，他在我酒吧白天做饭，晚上唱歌，帮忙打手鼓，不要酬劳。前段时间云南彝良地震，他要请假到彝良去，我说你为什么要走呢？你这么一个死胖子你去了能干什么。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蓝天志愿者行列中优秀的一员，有地震的时候他必须要冲过去履行职责。这一切，你不问他不说，并不引以为谈资。

他回到了丽江后，又跟我请假，说是再待两个星期就又要走了，他说要去实现他的一个人生理想。我问你都四十多的人了，什么人生理想？他说当渔民！他说我这辈子可想当一回渔民了。

然后他去了海南，混上一艘渔船出海打渔，学会了晕船，还学会了补网。

这个不惑之年的男人所实现的人生理想，让我非常羡慕。

我有一个朋友隐居在大理，是一个年轻的单亲妈妈，叫做听夏。

她说她的价值观是：所有一切数字可以衡量的商品价值，都是要努力去逃脱的。

这是听夏的照片，站在田间，带着她的小女儿，苍山洱海旁，安静的为自己生活。这是个有信仰的女人，相由心生，是个美丽且娟秀的女人。她在欧洲留学回来后，想找一份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她去应聘，一次接一次应聘，后来发现，我操，这个国度什么都在发展，唯独游戏规则没动弹，游学了多年回来后居然还是竞聘不过随便一个稍微有点关系的人。

她不想改变自己，于是选择安居大理。这是个有才情的女人，她有一次跟我讲起背上的小女儿，说，大冰你知道吗：“小朋友刚刚睡醒的样子，就像是从一个遥远的国度刚刚旅行回来，身心疲惫，向我索要一个温暖的拥抱。”她是我见过的最诗意的女子，文笔极好，时而卖文为生却往往佚名。

冬天去春来时，听夏会离开大理，因为大理日渐米贵，游戏规则也慢慢和北上广同步了，她不想呆下去了。她是一个极简主义者，努力想规避一切数字可以衡量的商品价值的影响。她说会去西藏的波密，那里有桃花谷，三面雪山，一面桃花，她说她会去那里带着孩子静静地成长。我说你吃什么，她说，有什么吃什么呗。她四年前穿的衣服，和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时穿的，是同一件。普普通通一件布衣，穿在她身上却不带丝毫烟火气。

她是一个有信仰的女人，她以信仰为基石，筑起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幸福小径。很多的时候我在想，信仰可能会让一个人非常的幸福吧。

在路上我遭遇了很多人，所有处在某种幸福状态的人，让我感觉到幸福的人，他们都有一种信仰。请注意，我讲的这种信仰或许不是宗教，当然也可以是宗教，比如昌悟师兄。

昌悟师兄是个研究生，几年前我们天天在大昭寺旁的藏姑寺甜茶馆里喝茶聊天，相谈甚欢，这是个学识渊博的人。忽然有一天，我惊讶的发现他剃头出家当了和尚。更让我惊讶的是，他和剃头之前没有太大的区别，还是那么平和淡定。他很愿意听别人唱歌，不论我在他面前唱口味多重的歌（例如《把爱做够》），他都含笑听，听完了笑呵呵地鼓掌。

他不是因为什么失恋失业人生受挫失败打击而出家的，他说选择一个信仰，也是在选择一种能让内心恒久安宁的人生状态。

昌悟留下一幅画面在我脑海中：他牵着我的师弟去遛街，那种了无牵挂怡然自得着实让人羡慕。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很多的比丘，弘法利生，收弟子是六道收徒的，都是有情众生，人可以皈依佛门，狗也可以。我们有一个狗师弟，叫做昌宝。师弟就有一个毛病：随地大小便，除此之外没其他毛病。你看昌悟笑的这个模样，多么的超然。他放弃的是什么，我不愿戴着眼镜去深究，但他获得的是什么，不用多说，仁者自知。

还有一个懂得给自己营造幸福的朋友。。

她是一个台湾诗人，叫做然灵，她的护照可以去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这个朋友每到一个地方旅行，无论是菲律宾、印度、或者是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她都会给我寄一张明信片，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间断过。但我从没见过她，也不知她具体长什么模样。我们曾数度擦肩而过，彼此之间直线距离不到百米，但说好了不见面。

我觉得她是个懂得营造幸福的人，她每到一地，有这样的兴致，来和一个遥远的未曾谋面的朋友分享心情，她几乎永远是阳光的没有阴霾的。我们是彼此文字作品的校检者，我给她读我的文字她给我读她的诗。她是一个诗人，出过两本诗集但根本不挣钱。在世界各地游历的时候，她靠打不同的工来挣盘缠，她的岁数跟我差不多大吧，我不清楚她是否有艳遇，是否有爱人，但是她呈现给我的这一面人生让我觉着很诗意，充而实幸福。

老兵，是我认识的人中最懂得选择幸福的人。

老兵是一名老兵，隐居在云南丽江古城，在我酒吧的斜对面，开了一个火塘，专门卖烧烤。酒卖得特别贵，我们常说他开的是黑店，但是很多人愿意过去消费。

他很性情，从不介意我站在他们家桌上喝酒。我们喝大了以后，经常一起站在桌子上边唱边喝，前面是火盆，有好几回鞋就这么烤坏掉了。如果你们去到丽江的话，替我向他问一个好，可以报我的字号，也许他会允许你也站在桌子上喝酒，或者让他给你们打折，但是打完折后应该也很贵。

这个男人的脑袋只有三分之二是自己的，剩下三分之一是金属合体。自卫反击战时期，这个男人带百二十人敌后穿插，活着回来的只有十几个。回来后，他获得了一系列的荣誉，应该是一等功臣或特等功臣。但他选择放弃那一切，隐居云南，娶了一个泸沽湖畔的摩梭女人为妻，他的生育能力非常强，生了三个儿子。当下他隐居在丽江的古城里，开着小小的火塘烧烤店。

每年八月一日我会回到丽江，陪他过节，那天他会大醉伶仃的对着一整面照片墙，给他战死的袍泽弟兄们唱歌，永远只唱一首歌，叫做《望星空》。后来有一次我做节目，嘉宾是《望星空》的原唱董文华，我给老兵打电话：老家伙，我帮你要一张签名照片好不好？

他的回馈是一个词：切！

但他是幸福的，他理所应当获得的一切，拿命换来的一切，他选择放弃。放弃那些顺理成章的荣誉，隐名埋姓选择去过最低层最市井的生活。他是幸福的吗？刚认识他时我不懂，不解，不敢完全地肯定，但一年又一年我越来越能够感知到他内心的强大。

他懂得选择，于是他拥有的是一种我们望尘莫及的幸福。

在这样的公共场合，我不敢把他不戴墨镜的照片展现出来，因为有所顾虑。

他是当年尼泊尔毛派反政府武装游击队的中国籍雇佣兵，正儿八经的一个雇佣兵。

十年前和他在拉萨相识时，我在街头卖唱，他每天过来帮我收钱。后来某天他不辞而别，听说又回去尼泊尔继续做他的雇佣兵了，之后很多年没有音讯。

再后来知道他的消息，是因为玉树地震。他是第一批带着物资进到灾区的人，他当时带队拉着一个车队的物资开了几天几夜到玉树，累的几乎吐血。并且他是我知道的为数不多的，一直到今天，一直到当下，还在继续做着针对玉树这个地区，有针对性的志愿者工作的一个人。

他是条汉子，我希望他能够长命百岁，希望他身上的枪伤刀伤，阴天下雨的时候不会太疼。

多年过去后，我再度与他重逢，大家坐在一起喝酒聊天，回忆往事。当他轻描淡写的讲述那些枪林弹雨中的过往时，当他轻描淡写的讲述那些有始有终的善举时，他呈现出来的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幸福。

他是个敢于实践的独行者，他活得跟我们不一样，我愿意用一个稍微矫情点的词，或者说是学理点的词：他在“现世存在的超越感”这点上，可能比我们很多人尝试的更多吧。

在我的认知中，一个成熟健全的当代文明社会，理应尊重多元的个体价值观，理应尊重个体幸福感获得方式、人生出口的选择权。

我很荣幸在我生命当中曾经历过如许多神奇的朋友们，他们对梦想和理想的解构和理解，跟我们应该不太一样。财色名食睡、安全感……或者说是，让别人觉着你过得好，在他们眼中，这一切不是那么那么的重要。

他们构筑起的世界，于很多人而言是一个陌生的三次元，是另一种文化族群，另一类社会，甚至，另一角中国。可我多么想告诉你：他们并非异类或异端，他们所拥有的幸福感，亦是你我本应该拥有的。

有一个死去的朋友，他曾帮助我建立我的幸福路径。

初冬还是晚秋的时候，他去拉萨河旁边拍照片。那么浅的水，谁都想不到，一只脚踩进去来取景，人就会整个下去。几秒钟之后整个人都找不到了。沿着河去找尸体，找了一个月也没有找到他的尸体，后来讲菩萨把他收走了。

有一只手鼓是他留给我的。他把鼓留给了我……这只鼓影响了我的……我甚至可以站在这里很肯定地讲：影响了我的半生。

如果没有当年的这只鼓，我不会坚持那种生活方式旅行方式：背着一只手鼓去所谓的浪迹天涯。旅行的方式就是背着手鼓穷游，从漠北到赤道，从江南到藏地，边走边唱，挣多少钱走多远的路。我背着这只鼓，去了很多的地方……一个一个的神湖，一座一座的神山，玛旁雍措，冈仁波齐，以及珠穆朗玛峰。我在那个鼓上写了一行话，叫做“伴我行天涯”，也写上他的名字。

谢谢他曾经给予我的这一个鼓，谢谢他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谢谢他促使我坚定了徒步卖唱的旅行方式，从而让我有机会用自我的方式去建筑人生旅途中的幸福感。

我认识的第一个流浪歌手，也是我当年拉萨酒吧的合伙人，叫做彬子。

他是北京通县农民，木匠活做得很好。那一年，他抱着吉他流浪到香格里拉，差一点死在泥石流中，九死一生地到了丽江后，和我在丽江四方街抢卖唱地盘打了一架，打成了很好的朋友。

半个月后我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他过来看我，带了一只烧饼，他说，你看我来看你，我带了重礼来的。两层油纸打开，一只烧饼给我。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他那一天所有的卖唱收入，他买了一个饼给我吃，所以那天他就是饿着的。

一年之后，我又在拉萨遇着了他。大家一起在藏医院路的街角卖唱。我们无意当中聊到了理想，他说：我想开一个酒吧，能开成一个酒吧的话我的人生就圆满了。我说好啊，那我们就开吧。

那时我们身上全部的钱加在一起是500块钱。连赊带借，酒吧果真开起来了。他木匠活好，我倆跑到拉萨近郊找木头，找来很多奇形怪状的木头方子铺在地上，然后拿斧头砍，拿刨子刨，居然整平了，生造出了实木木地板的效果。

当年的那个酒吧，叫做“浮游吧”。

酒吧内部装修也是自己动手，赊来了颜料，把整个酒吧刷成了西红柿炒鸡蛋色，黄一块红一块。后来我又赊了点墨汁，因为大学学油画专业，还算会画画，就用了两天时间，把整个酒吧墙上全画满了画。

我们是第三代拉漂，我在一面墙上画满了那个时期拉萨的拉漂们。画时并不知晓，几年后火车开通，拉萨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拉漂了。

酒吧刚开业的头一天，没有钱进酒水，他们就每人就抱一件拉萨啤酒过来搞援建，我们总共攒了二三十件拉萨啤酒，开业时就靠的那些拉啤起家。

那个时候，打出了一个招牌：只要你是流浪歌手流浪到了藏地，我们管吃管住。后来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歌手比客人还要多。最多时候，有七个歌手七把吉他……两三个客人。总是要吃饭啊，怎么办，那就组团跑到街上去卖唱去。后来发现每天卖唱挣的钱，好像比酒吧效益好太多。

那个时期有很多人专门来西藏投奔我们，比如我们的另一个合伙人赵雷。

他那时从后海银锭桥跑到拉萨，跑来做我们的合伙人，大家同吃同住一起在街头卖唱。那时我听他唱歌，惊为天人，他那时才刚20岁，还没有写出《南方姑娘》这样的作品。

那时我们跟人抢生意，右手边经常是一堆安多的喇嘛们，他们在念经，人家给他布施。我们就坐在旁边唱歌，大家有时候会较劲，每当我们这边有人放下了一块钱大票的时候——那个时期拉萨是不认钢镚的，一毛一毛的钱非常流行。那时如果有人给我们放一块钱大票的话，——右手边的大德们会微笑着把念经的速度突然间加快。那摩赫拉达拉哆啦呀叶……（大悲咒）。那我们就换一首更快点的歌，比赛着来唱。后来和安多喇嘛们相处甚欢，他们最喜欢听赵雷唱歌。

当年我讲：雷子，真可惜啊，你这么好的嗓子，这么好的创作能力，你这辈子如果被埋没的话太可惜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当下来看，他真的果真被埋没了。后来浮游吧倒闭后，他一路流浪去了丽江，他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要在丽江重新支起“浮游吧”这块招牌。

曾经有人说浮游吧代表了拉萨的一个时代，它记录了火车开通之前，产业结构翻天覆地变化之前，飘荡在拉萨的拉漂们简单快乐的幸福状态。赵雷想重新竖起招牌，他历尽百般艰辛……后来所有的钱被人骗光一路流浪回北京。后来他“堕落”了，迫于生计，他去参加了快乐男生的选拔，并进入了总决赛最后二十强。

在我看来，赵雷不红，天理难容。但终归还是要输，因为他长得不是偶像派，他输给了这个浮躁的时代。他现在的生活依然很清贫且动荡，但他自己并不是多么在乎。有民谣音乐，就有让他内心强大的力量源泉。历经过拉萨浮游时代的他，自有他东飘西荡的幸福。

2008年浮游吧没了以后，彬子带着媳妇一路火车站票来济南，和我告别。然后背起吉他骑着一辆自行车环球卖唱去了。我一度以为他死在路上了，直到有一天他在异国他乡的一个小城市给我打来一个电话，他忽悠了一帮中东不良少年在电话里一起给我唱歌，唱的是我的歌。

我拿着手机，站在五光十色的录像棚里，念起初相识时他送我的那只烧饼，心头一颤，又一暖。

多年的卖唱旅行，使我结识了很多流浪歌手，后来组建了一个小小的乐团，叫做“游牧民谣”。

游牧民谣的歌者们大都行吟在街头，大都不是物质至上主义者，他们远离了一点儿实用主义者的颠倒梦想，就获得了一种独特的无忧恐怖。

同时，作为歌者，街头行吟时你会有机会拥有最纯粹的听众。

在后藏日喀则地区的一帮捡垃圾的小孩子，他们听我唱完歌了之后，每人从口袋里掏出橡皮筋包扎的一小摞钱，一毛一毛的，每个人抽出一毛钱放在我面前。

那天我的同伴哭得很厉害。那天有一盏路灯，打在我的头上，昏黄昏黄的灯光下，小孩子们脸很脏，鼻涕疙瘩都有。但我可以用圣洁这个词吗？给我的这种心灵触动……那一刻让我终生难忘……这种感觉是种不一样的幸福，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认可，两个人之间的这种认可，抛弃年龄，抛弃社会标签，彼此认可可以让人很幸福。

大军是丽江流浪歌手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他是仫佬族人，颠沛流离了十几年。他的人生我看不懂：他曾经用所有的积蓄十几万块钱去做了一张专辑，一分钱也没有给自己留下，做完了这张专辑之后，他只肯在丽江街头卖这张专辑，但凡回笼一部分钱之后，他立马拿这个钱继续去录歌，录完之后继续街头传播。

他是一个很幸福的男人，我觉得他最有资格享受《流浪歌手的情人》这首歌。他爱人是个牛逼的女人。她是一个大学生，去丽江玩的时候认识了他，回来迅速结束了自己的学业，毅然决然的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来到他的身边，做一个流浪歌手的情人。

她给他生了个宝宝。他们每天一家三口坐在街头，唱着自己的歌，挣每天的饭钱。大军很爱他的媳妇，但凡他每天挣的钱能够多出来150块钱，他就要给自己的爱人买一条花裙子，碎碎的绣花裙。据说现在整个衣橱都已经放不下了，他的爱人跟我来抱怨，你劝劝他吧，他跟我买点儿别的也行啊……

我想这是这个流浪歌手表达自己情感最好的方式了——你爱我，我爱你，我每天要给你买一条花裙子穿。

我的乐队成员路平曾是个公务员，他是个传奇的西安男人，他的半生，屡屡在触手可及的“成功”前转身叛逃，屡屡自由的重选人生出口。

我疑惑过他的举动。他回答是：就像是佛家讲三千烦恼丝一样，在这个世俗的实用主义者扎堆的社会中，我做的“事情”越多，烦恼就越多，我不希望烦恼太甚，只希望过得简单舒心一点，

我完全理解他想表达的意思。

可以笑话我，胸无大志，没有追求……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来想一下，什么叫做理想，什么叫做追求？人们现在追求的一切到底是什么？

或许只是为了满足欲望而已吧。

财色名食睡，体面的受人尊敬的生活……演给谁看，做给谁看，别人觉得你过得好就好吗？你这一辈子扪心自问，真正觉得特别舒心特别开心的日子有几天？

我问过很多人，在所谓的娱乐圈中问过很多人，我问他们，真的掌声如雷，你就很开心吗？这种开心会持续多长时间？你内心真正安宁的时刻又有多少？

好了，不要想那么多虚荣的东西好不好，人为什么不可以活得稍微自私一点。

这种说法可能有点儿点儿叛经离道，但当下我坚持我的看法。

我现在丽江唯一剩的酒吧，叫大冰的小屋。小屋每年都会招募义工，目前为止已经有十四名义工入驻过，每个义工都是一个传奇，每个人都获得了一次奇妙的人生转折，无一例外。

第11任义工叫菜刀，他是个退伍兵，当年混迹到丽江的时候过来报名当义工。

我当时说，你不够牛逼。

他说，好吧，三个月后我回来证明给你看。

可能每个人对“牛逼”理解不同，我当时只是想说，你需要是一个，最起码把实用主义这几个字可以先暂时抛到脑后的一个人。

他可能理解岔了，他背起吉他去了一个叫罗布泊的地方。他是中国第一个背着吉他横穿罗布泊的男人。进去的时候体重是110斤，出来的时候只剩了92斤。一个男人，像一个骷髅架子一样立在我小屋门口问我：我现在可以进来了吗？

我没觉得他多么牛逼，但真心钦佩他的二逼，于是把钥匙丢给了他。

他留在了小屋后天天往外撵客人。他不认可的人统统不招待。我蛮欣赏他的这一点儿的，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活得稍微自我一点呢？我们在一个几乎到了天涯海角的地方，给自己造了一个小客厅，那只招待认可的朋友就好了。

小屋有上千册图书，菜刀在小屋看了一肚皮书后，有天突然告诉我说：

我希望转折自己接下来的人生。

然后接下来的两年，他就去了宁蒗的山区，做了一名货真价实的支教志愿者。后来为了学校的孩子，他狠了狠心，上了一档叫《中国达人秀》的节目，他上去说，我要给孩子们挣点买肉吃的钱。

2012年中下旬，我发现在康巴地区有一个阿木拉小学，夏天时被山洪把整个学校给冲毁了。我用一周时间募集到学校重建的善款，当时需要一个人进山去把钱和物资做直接的对接执行，菜刀说：我去吧。

他初次进藏，并不知高原反应的滋味。他冒着横死雪原的危险进到了德格县岳巴乡阿木拉村，顺利而速度的把学校修缮一新。他现在有一个新计划，明年开春的时候会重新再上去，帮孩子们顺便把宿舍也盖好。他说，既然有心做，就要把事情做好。

菜刀现在依旧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依然卖唱在街头，依旧享受着流浪歌者的状态。他是个懂得自我教育自我成长的年轻人，虽然他这辈子都未必会大富大贵，但他必将收获独一无二的人生，以及幸福感。

那个，我啰嗦一句，如果你们碰见他在唱歌的话，我希望你们能掏张大票子买他一张专辑，里面有首叫《大冰的小屋》的歌还挺好听的，呵呵呵。

大冰的小屋一半是书吧，一半是酒吧。有人讲小屋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因为这家店一直在赔钱，因为有时不卖酒居然卖汤，或者施粥。因为光这间屋子里发生的过客的故事就可以写一整本书。

曾经有一对小两口游荡到了丽江，那个女生长得特别白，温文尔雅，她拿一支录音笔来帮我录我的歌。录我唱的《乌兰巴托的夜》，唱《德令哈的风》。我们一直邮件往来，她离开丽江之后半年，我发邮件再也收不到回复，过了一年我才知道，她离开人世间了。那次来丽江是男友陪她完成最后的心愿：最后一次出来游历人生。她爱这个世界，在离世前，签署了器官全部捐赠协议。

那个男人来自新加坡，她死后，他定居西安，开了一家小小的酒吧，仿照大冰的小屋，叫做“那是丽江”。

你们或许会认为那个男人此刻还一直沉浸在缅怀、怀念、伤感中。后来我去西安，去他的酒吧看他给他送了一副唐卡，当我再见到他时，我发现他呈现出来的心灵状态是安宁的。提到往昔，那份深深的眷恋，深深的爱恋，依然存在，但只是像提到一个出一趟远门的好友。他没有呈现出来那种悲苦的东西。

若她灵魂有知，一定始终在含笑看着他。她一定希望他们共同获得的那种抚慰会一直绵延他的终生吧。

我想，可能因为两人携手天涯共同营造那种生活状态时，他们灵魂有了一种默契，这种默契抚慰着心灵中的阴霾，不增不减，无垢无净，是名爱情。

原定20分钟的演讲，被我延长到快一个小时，抱歉耽搁大家的时间了。

可过往十年的故事，哪里是一场演讲可以承载的了的呢，还有那么多浪子游侠过客散人的故事充斥在我的心中，他们的人生和我的人生交错重叠，是我引以为傲的同类，我很荣幸在年轻时曾与他们携手比肩，浪荡过天涯。

他们就是我们，是我，也可以是你。

忽晴忽雨的江湖，祝你有梦为马，永远随处可栖。

演讲的最后做个结案陈词吧，我之前说了很多过去，最后就唱一唱将来吧：

我希望，年迈时能够住在一个小农场，有马有狗，养鹰种茶花。

到时候，老朋友相濡以沫住在一起，读书种地，酿酒喝普洱茶。

我们齐心合力盖房子，每个窗户都是不同颜色的。

谁的屋顶漏雨，我们就一起去修补它。

我们敲起手鼓咚咚哒，唱起老歌跳舞围着篝火哦。

如果谁死了，我们就弹起吉它欢送他。

这个世界是不是你想要的，为什么那么纠结于它，

简单的生活呀，触手可及吗？

敢不敢现在一起出发。

本文选自大冰新书《他们最幸福》。

大冰的歌 《陪我到可可西里去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