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1913年12月9日出生于山西代县一个柳氏大家庭,家族务农亦商,也重视教育。祖父在家留守,主持家族事务,父亲的大伯在山西政法大学毕业,做过洪桐县长,并在村里办了新式学堂,因此家族中子弟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很多人继续外出求学和从业。父亲的一个堂兄留美后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在堂兄的带领下,父亲在家乡上学后去北京上了中学,1934年考取北平大学工学院纺织系。1937年‘七七事变’,北京失陷,学校内迁,父亲辍学回到老家,但家乡也并不安全,因此短期暂住后他离家到外地谋生。由于战乱阻隔,从此基本没有回过老家。我从1939年出生到七岁都在老家度过,因此在童年的记忆里,对父亲的印象是一片空白。1946年抗战结束后,父亲在太原一家纺织厂工作,接母亲和我们姐弟三人来到太原,全家团聚,从此再未分开,我和父母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
由于童年时父亲角色的空白,在家庭中我们更加依赖母亲。当七岁见到父亲时,印象中他是个陌生人,缺乏亲近感。很长时间,我对父亲的认识和感觉总好像有一层无形的隔膜,不够清晰。父亲生长在一个有浓厚旧传统的家庭,儒家礼教的影响很深。他谦和善良,忠厚诚实,处事轻重适度,缓急得中,不走极端,儒家中庸思想是他为人处事的原则。然而他又在北京这个新文化的发源地上过学,接受了新思想和新文化影响,这样他的思想行为就新旧交融,中西合璧,有矛盾也相容,形成他思想行为的基础,因此我看到的父亲是个复杂而矛盾的形象。他性格内敛,又少言寡语,很少和子女交流,所以我也很难深入地了解他的内心,对他认识和理解一直不够准确。
做为父亲,说是‘严父’吧,他又平平和和,对待子女从不打骂,甚至连高声训斥都没有,很少严厉管教我们,倒是母亲比他严格;说是‘慈父’吧,他对子女严严肃肃,难得嬉笑谈心,能感觉到他的慈爱,却又隐隐约约,我们相敬如宾,客客气气,但并非无拘无束;说是‘老师’吧,他又很少说教,也极少辅导我们学习;说是‘朋友’吧,我们难得交流,很少沟通,总是严守父父子子的各自身份,从未想到以朋友的身份相处。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思考,我又觉得做为父亲,他既严又慈,亦师亦友,不必非准确定位不可。
多年之后,当回首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才发现我和父亲的人生轨迹如此相似,更让人惊异的是还有些巧合。我开始思考父亲对自己人生的影响。除了遗传因素,在二十多年共同生活的时光中,他言传虽然不多,而那种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却无处不在。他对我从不苛求,甚至有些放任,即使在职业和婚姻等重大问题上都尊重我的选择,从不干预,但是在我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他会果断出手,给以帮助。我还常常感到他有意无意地按他的理想模式,性格和理念,在不断影响和塑造我。在尊敬和仰视中,我也潜意识地按他的影响行动,而且关键时刻似乎总能看到他的身影,而我总是在跟着他朦胧的背影前行,同时还感到冥冥中好像还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伴随着这个进程,让我相信这也许就是命运。
父亲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特别重视我的学业。七岁刚到太原,在搞到一个上学名额后,他首先让长子去,而让大我三岁的姐姐推后。这一方面反映他重视长子教育,同时也反映出他当时还没有对男女平权足够的认识,是一个新旧思想矛盾体。姐姐晚上了一年,却两次跳级,反而提前一年毕业,也算为男女平权争了气。而我虽然先上学,学习成绩并不好,性格急躁,爱玩好动,粗心大意,学习不努力。父亲当时肯定很失望,于是想改变我。我推想他详细分析过原因,然后采取综合治理的办法。他没有采用加强辅导的方式,虽然他有这个能力,而是教我如何学习和考试的方法,比如怎样听课和作题,考试应该注意的事项等。这些措施和方法起了很大作用,使我对学习和考试逐渐掌握了规律,从而收益终身。
与此同时他还别出心裁,在小学四年级时把我的名字由‘械’改为‘检’。以改变我顽皮急躁的性格,使我约束自己的言行。每当拿到试卷,首先会写上名字‘检’,就会想到考试注意事项,再加学习开始努力,成绩也越来越好,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太原五中。父亲曾经在五中教过数学,而我的数学成绩也很突出,常常拿满分。平时不善言谈说笑的父亲,拿着成绩单会喜形于色地认真看,但并不多说,也很少表扬。为了激励子女学习,他还实行过奖学金,我总是最高奖,不过很快他就停止了,可能他认为满则溢,有负作用。初中开始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优异,父亲的综合整治是个重要原因。
1958年高中毕业时报自愿,父亲让我自己选择,他相信我的实力。当我选择清华建筑专业时,他表示全力主持。他上过北大学了纺织专业,但没有让我也学纺织,去子承父业。然而我却意外高考落榜,这对我们父子是个沉重打击。他很着急,让姐姐领他找到班主任,才发现班主任给我的操行评语是‘有不利于社会主义言论,不允许录取。’班主任虽然答应修改,但已无法挽回。彷徨中我无路可走,恰好这时太原新成立一个轻工业学院,无条件录取了我,而且是纺织专业。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行’,这样阴差阳错,从此我竟然成了父亲的同行,子承父业不能不说是个巧合和天意。
然而一开始,我对纺织行业并不喜欢,认为那是女生的专业,也不知道当年父亲为什么选学这个专业,但父亲和他大学一个同学的谈话,让我有所了解。50年代初,父亲大学时一个同学叫李有山,来家探访。他‘七七事变’后随校内迁,后来去美留学,回国后在西北纺织工学院当教授。他探访父亲时我恰好在家,他又很喜欢我,还教我用扑克变魔术。他们的谈话我无意中听了一些,其中说到纺织行业,虽然不太懂,大约说纺织业那时是优势产业,可以有所作为,还有点实业救国的意识。后来我学了纺织,才知道中国纺织业在二战前发展很快,成为民族工业的支柱,荣毅仁家族就是代表。可以推测,纺织在三十年代应当是个热门专业,只是到解放后大力发展重工业,才发生转移。
他们的谈话中,还听到父亲也有过留美的想法,为什么没有去,我却没有任何记忆。后来推测,应该是受到家庭的拖累。父亲是个孝子,长兄长期离家在外,他就对大家庭承担起长子的责任。父母在不远行,尤其是在战乱年代。他选择学纺织,又没去留学,这基本就决定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我未能上清华学建筑,也就此改变了原先所计划的人生轨迹。但是后来父子殊途同归,无意中走到一条路上,而我大学的专业教材却又是李有山主编,当看到李有山的名字时我惊奇,怎么会如此巧合。
由于‘七七事变’的原因,父亲大学上了三年,中途辍学,学历应当是本科肄业。60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我由四年本科缩短为三年而专科毕业。两人因不同原因都未能本科毕业。我61年毕业后,分配到一个毛纺厂。父子在一个行业,都搞技术,但具体专业又有区别,两人也很少在工作方面交谈,但他关心我的事业发展。60年代,我解决了一个技术难题,被北京纺织科技报道,我拿给他看,他很高兴,详细了解创意,包括方程式推导细节。他看到儿子的进步,喜悦和满足溢于言表,我也感到欣慰,没有辜负他殷切的期望。
60年代初,父亲接受工厂扩建新建任务,他们在离城二十多里的太原南郊征了大片土地,经常吃住在工地。由于没有公交车,他必须骑自行车往返。当时正在经济困难时期,由于工地有许多空地,于是父亲种了一些萝卜之类的蔬菜,收获时连菜带叶装入麻袋,足有几十斤,然后用自行车驮回,以缓解家人的饥饿。然而二十多里的负重行程,对一个年过半百的人是多么艰辛。家人为他的安全担心,他却并不在意,还说当工厂建成后,我们家就可以搬过去住新楼。但64年工厂一期工程基本建成后,他调到省纺织厅基建处当了个副处长,不再跑工地。而这一年,我奉调参与引进设备,筹建一个毛纺厂。由于父亲的工厂基建占地过多,有大片予留地,于是省里决定利用这块地建设,这样父子二人参与建设的两个厂,东西摆开,只一墙之隔。这时父亲已经调回城里,我却接他的班,骑车跑城外,到同一个工地工作。由于两个工程密切的关系,父亲又有基建工作经验,我和父亲的交流有所增加,会主动请教他,他也更关注我的工作。那时我二十五岁,已经担负重任,承担设备引进,工厂设计等重要的技术工作,父亲是这方面的行家,当然知道儿子的责任和能力。我能感觉他满意中的鼓励,同时也感觉我和他交流不再困难,已经不是父子的交流,而是两个同行的讨论。由于是省里的重点工程,工厂只用一年多就建成。我住进了新楼,这也是父亲原来的心愿,他未能实现,由儿子完成了。父亲退职后,父母就搬来和我们住在一起。这时我已有了三个子女,60年代,生活虽然清苦,但三代人相处其乐融融。父亲对孙子们更亲近,没有和我交流时的拘谨。当我自己有了孙子时,才体会到爷孙比父子更容易交往的原因,爷孙是伙伴是朋友,很少有辈份的界限。
在毛纺厂工作了二十年后,我调到市纺织局,这时我们父子工作过的两个厂都下放到市,我成了包括这两厂以内的十几个工厂的主管上级。虽然是局长,但和父亲的级别差不多,只是名声大点,而且他是省级单位,我是市级,还是低了一级。
中年以后,由于是同行,我和父亲原来的同事有更多交往机会,他们往往异口同声地认为,我在音容相貌,言谈举止,为人处事上很像父亲。这当然有一些是遗传因素,但性格方面更多的是后天的形成,因为十岁前我的性格正好相反。当然父亲给我改名是个转折,但更多的是后来他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成长过程中,父亲成了榜样,我逐渐在性格方面向他靠近。
父亲在思想和性格中有很多中国传统的影响。他信守儒家中庸之道,而中庸的境界是‘诚’。他诚实处事,诚恳待人,无论是家人,亲友,还是同事,都佩服他的品格和为人。他处人不远不近,虽然没有仇人,但也没有铁哥们,所以没有特别亲近的朋友,没有交流谈心的对象。性格内敛,心思过重,考虑过多,反而顾虑重重,形成负担。在这方面我和他相近,有同感。
中庸的处世原则,使父亲对政治保持距离,既不激进,又不落后,更没有政治野心,因此他虽然是旧知识分子,却在各类政治运动中安然度过。文革初期受过点冲击,但那是全国数亿人的相互碰撞,他受伤并不重。只是他因性格所致,承受能力不足,内外相加反而创伤加重,从心理创伤,转为对心脏的创伤。对政治的不远不近,虽然使他没受太大挫折,但如果有点政治头脑,利用自己的学历和能力,捞点政治资本,机会还不少,而他淡泊名利,选择无为,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
后来,我意外从政,但对政治并无兴趣。我和父亲有类似的性格,并不适合当官。中庸不太适合官场,官场需要耍谋弄权,虚虚实实,软硬兼施,仁慈和诚实很难适应。孔老夫子周游列国不被重用,中庸理念是他无法从政的一个原因。退休后,我与一位市长相遇,他得知我当局长十八年没动,他说市里压了太多干部,而我回答,自己适合这个岗位。我确实认为纺织专业是自己的优势,去其他行当并不适合,也不想挪动。当时官场有句流行话,‘不跑不送,原地不动’。虽然不完全准确,但我确实属于不跑不送之类,也甘心于此。如果你自己并无‘进取心’,不去毛遂自荐,推销自己,也不能埋怨别人不动你。
父亲虽然在家话语不多,但在外面有所不同。他同事说他平易近人,容易交流,而且讲话思维清晰,逻辑严谨,有说服力。作为基层领导,必须要与人交流,经常讲话。家庭内外环境的不同,使性格在家内家外也有差别。我后来也当了基层领导,有了亲身体会。你必须通过与人交流和沟通去工作,甚至要在大会上作报告,这样的环境和锻炼,必然会改变不善交流的性格。不过工作和生活在语言交流的形式和内容上并不相同。工作的讲话需要有所准备,讲究技巧,也要掌握资料。如果是内行,情况熟悉,日积月累,就熟能生巧,运用自如,讲起来也会头头是道,滔滔不绝。我和父亲的数学都很好,我一直认为几何学对自己思维逻辑和发言讲话帮助很大。我讲话从来不用讲稿,即使当了局长,常常给上千人的大会作报告,也从不让别人写稿照读。我只预先准备个讲话提纲,而提纲基本就是按几何证题的逻辑,然后加入要点和必要的数据,写在小笔记本上,就上台讲话。由于是内行,情况熟悉,思维逻辑严谨,就能抓住重点,步步深入,言简意赅,从而可以避免空话,套话,打官腔,以及照着讲稿念的呆板形象。我把这些体会还写了一篇‘几何人生’的文章。
我和父亲一样在生活上不多操心,家里由她们婆媳二人掌管一切,在家庭中成了甩手掌柜,我的孩子们有事也习惯先找母亲,时间一长孩子们也很少与我这个父亲交谈,交流就越来越差,甚至见面时都不知道该和孩子们说啥。现在孩子们更多用电话问候老爸,我只能应对几句,就把电话交给他妈。然而,老伴和儿女们竟有说不完的话。自己没多少话,又觉得老伴过于唠叨,尽说些没用的话。不过想一想,日常生活能有多少有用的话呢。我逐渐体会到父亲与母亲的区别。父亲想说‘有用’的话,但日常生活中并不多,只好少说;母亲尽说没用的话,而日常生活中又很多,这样母亲就唠唠叨叨,父亲就少言寡语。况且中国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男人对内生疏,少管闲事,女人只好唱主角,又总怕孩子们听不进去,就反反复复,说个没完。这就形成了家庭分工和角色的区别。
父亲兄弟三人,还有个妹妹,他是老二。长兄外出谋生,战乱阻隔,再没回来,于是父亲就担当起长子的责任,在战乱和社会变革中支撑起不断离散的大家庭,竭尽全力,安顿了众多亲友,在太原落户,上学和就业。他性格善良,严守家风,首善孝为先,把孝当作责任。抗战刚刚结束,他的工作刚刚稳定,就把自己的家属接来,以减轻老家的负担。接着又为长兄全家团聚谋划,把家属接来太原,但战争阻隔,交通已断,滞留了很长时间。后来搞到三张高价机票,才送到陕西而团聚。其后我叔叔和姑姑来到太原,他给叔叔找工作,安家落户,让姑姑上学后工作并成家。其间他还安置母亲方面的亲属,我姥姥和两个舅舅,还有姨姨家相继也来到太原,父亲帮他们找工作,安家落户。此外还有父亲的伯父等其他亲戚。这样从40年代末开始,十多年中,我家亲友不断,成了个接待站。父亲前后帮助了数十人。父母在经济和精力上都付出很多。父亲一人辛苦赚钱,收入不多,要养家糊口,还要接济亲友,因此家里经济一直困难,但父母无怨无悔,无私付出,不求回报。至今这些亲友的后代,依然心怀感激,视父母为恩人。父母做了很大牺牲,当即将苦尽甘来时他们却过早离去,而在贫困中度过了一生。他们无私地为别人活着,积德于世,惠及众人,也滋育了后代,落了个好名声,留下一份精神遗产。但清苦的一生,却也给子女留下过多无法弥补的愧疚和遗憾,常常想,他们如果能够活得更长该多好。
成年后,我逐步理解并更敬重父亲,因为我也是长子,虽然时代已经不同。当我有了一定能力时,也力所能及地帮了一些亲友,当然已经不是经济上的支持,更多的是就业和工作调动等,数下来也有不少人,父亲当年帮助过的亲友我也都出过力。这也是对父亲曾经付出的一点补充,也算是子承父业的一部分。
常言道‘大爱无言,父爱无声’。爱是一种复杂的感情,很难用语言来表达;作为父亲,身为男子汉,对子女的爱,往往深藏于心。父爱不是用语言来表达,而是用行动。后来有了子女,我才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父亲的爱,而父爱尽在不言中。
今年父亲离开我们整四十年,明年是他百年诞辰。做为他的长子,谨以此文寄托对父亲的缅怀之情。
写于
是否山西针织厂?北营附近?你所参加建造的应是山西毛纺厂。本人曾住在这几个厂子附近的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