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曲线”的曲折

文革初期批“三家村”，我因为说了一句“除掉毒草可以变成肥料”遭到批判，虽然最后没有被赶回农村，但还是在厂劳改大队进行了一段改造，68年又下放当了工人。先在生产车间，后来因为进口设备配件加工有一些技术难题，于是我被调到配件库工作，其中一个就是解决锥面纲令的加工问题。厂里64年引进日本的细纱机，使用了一种新型锥面纲令，由于采用了一个特殊的锥面，大大地提高了细纱机的效率，但锥面的特性和加工方法国内还不了解，只见过日本的一个产品广告，介绍这种产品的优势在于锥面有一个“特定曲线”，怎么特定也没说。国内有的厂想研制，只能照猫画虎地将切面放大投影仿制，也有研究者认为是个圆弧，说法不一，但都没有科学依据。

因此这个研制工作的难点是解决“特定曲线”问题，而首先必须确定这个“特定曲线”的特性，“特定”是由“特性”决定的。为了容易理解，用英文名称表达更形象。钢令英文名称是“Ring”[圆环]，它的锥面上跑着一个钢丝圈，英文名称是“Traveler”[旅行者]。这个旅行者旅行在一个圆环上，每分钟近一万转，还有一定的自由度。但是它的运动状态在没有高速摄影机的条件下，很难用肉眼观察。然而我在仔细观察磨损状态下的锥面时，却偶然发现了这个“特定曲线”的秘密，确定锥面是由一条倾斜直线旋转形成的双曲面，并采用空间解析几何方法，推导出了锥面的曲线方程式，还找到曲线的作图法和一个简便精确的加工锥面方法，从而在国内首先突破锥面加工的难题，为研发新的锥面钢令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为实践所证实。

但那时是文革时期，强调政治，这项科研成果早些时被宣传成“独立自主，自立更生”，打破外国技术封锁的成绩，似乎还有点保密的意思，并没有公开详细的论文内容，只在《北京纺织科技》杂志1972年第一期上做了简短的介绍，当然也不能宣传个人，而说成是“三结合”（领导、工人、技术人员）的科研成果，是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果。当时学毛著是头等大事，领导很重视，要求我写一篇用毛泽东思想指导科研的文章，我想了想，也觉得这项科研成果确实也在很多方面符合“实践论”“矛盾论”中讲述的理论，符合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的观点。如：直线与曲线、动与静、特定与特性，从实践观察到理论分析的过程等等。当时厂里一个宣传干部是个记者出身，很会宣传，他非常关心这件事，文章写成后，他不仅在厂里广播，还送到电台广播，好像我研究哲学比研究科学还有水平。我也确实相信哲学与科学相通。大哲学家笛卡尔、罗素等都是出色的数学家。笛卡尔将坐标方法引入几何学，建立了“解析几何”，这是他哲学著作“方法论”的一个附录。我对“特定曲线”的理论分析用的就是解析几何方法，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解析几何与“方法论”的密切关系。（后来写了一篇“几何人生”的文章谈了此观点），当然，这是后来的事。如果在文革时期，提出用笛卡尔的哲学思想指导“特性曲线”的研究，无疑会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不过，我自己当时从内心还是比较佩服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通俗易懂也实用，但也发现用的场合和解释的问题性质很重要。如果用在生产、生活、科研上，你就是学毛著的积极分子；如果用在政治方面，稍有不慎，有可能引火烧身，成了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我在文革初期说过“除掉毒草变成肥料”的话，虽然符合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但当时用错了地方，反而让自己成了毒草，差一点被除掉。不过坏事也可变好事，正因为这句话，被下放当工人，才有了机会和时间探讨这个“特定曲线”，这好像也符合毛泽东哲学思想——一分为二。就事论事讲，这次“毒草”确实变成了“肥料”。由于我学用毛主席哲学的文章更符合当时的政治环境，结果就像笛卡尔的“解析几何” 成为他的哲学思想的附录那样，我的“特定曲线”的解析几何方法反而变成了一个学毛著的副产品。

直到70年代中期，纺织部大力推广锥面钢令，召开了不少研讨会和交流会，我于是有更多的机会在会上讲述锥面钢令的相关理论和实际应用，到这时才真正还原了科学技术的本质，逐步淡化了政治，由虚变实。这个阶段毛纺行业大力推广锥面钢令成效显著。当然这是整个行业的努力结果，我只是贡献了小小的一点智慧。

78年，科学的春天到来，太原也召开科学大会，我获得科技重大贡献个人奖，同时，“新型锥面钢令锥面理论研究”论文也获奖，当然，那时只有奖状还没有奖金。到79年初，山西纺织工程学会恢复并举行年会，我在会上做了锥面钢令的学术报告，还有两篇论文获奖，其中也包括锥面钢令研究，共获奖金30元，这已经是最高奖了。也许是文革刚刚结束，思想还不够解放；也许是‘学会’刚刚恢复活动，根本就没有经费。但在当时，这也是一个大胆突破，也算一个改革的尝试。这是自己以个人名义第一次拿到奖金，而过去不仅没有奖金，连成果的署名都是集体或是单位。这次奖金数额虽小，但在十年动乱刚刚结束，对思想解放具有象征意义。承认和尊重个体本身，就是对文革最重要的拨乱反正。

80年代初，棉纺行业也在研制锥面钢令，我应邀到西安参加技术交流。在会上和西北纺织工学院姚穆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两人为主讲。我上大学时，专业课教材是姚先生参与编写的，所以很尊敬他，也很荣幸能和他同台交流。因为来的不少都是专家，水平较高，在观看了他们试验现场的基础上，我根据自己掌握的理论结合棉纺的特点，做了一个比较长的锥面理论报告，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改进意见，其中包括把单锥面改双锥面的设想，还画了一个简图，并且应他们的要求，把锥面曲线方程式的推导过程全部写在黑板上，而过去的论文中方程式推导过程比较复杂，也不是论文重点，所以只写方程式，推导过程省略。这次，大家都是专家，想了解得更详细。其后他们对推导过程评价很好，其中有一个人下来后还问我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是不是数学专业？确实，要真正懂得这个曲线特性需要较好的数学基础。会后，他们提出想把我的讲话整理成论文公开发表，并由研究所一位徐工程师联系。经过精简压缩，也引用了部分他们的试验资料，写成一篇针对棉纺锥面钢令的论文，题目是“锥面钢领跑道曲面的设计”，推荐刊登在《纺织器材》杂志1981年第二期头版。这样，锥面曲线的研究论文在十年后正式发表，而且第一次署了名字。

论文发表后，我收到一些来信，大多还是询问一些理论解释，尤其是公式推导过程以及参数选择等，因为这篇论文依然把推导过程省略。后来有一个钢令制造厂家找上门来，想让我和他们合作，开发新产品，其中包括双锥面的设想。但是，83年我已调纺织局任局长，既没有时间和精力，也不能在局长岗位上搞起副业，只好婉言谢绝。这样，在走上从政之路以后就远离了技术，也不再关心锥面钢令的发展。

1997年纺织局改纺织总会，此时我来到这个单位工作已十五年，任职已由经理改为局长，这次又要改为会长，而且也知道这还是一个过渡。我当时年已58岁，决定干脆退下来算了。于是找了市长批准退二线，当了调研员，变成无官一身轻。但局改总会面临机构和人员压缩，安置人员成为大事。继任者知道我曾经有过些科研成果，已退二线没什么事，于是来商量想成立一个研究所，先给点经费，只要能养活几个人就行。我答应先调研一下再说，主要是有疑虑，我离开技术岗位已近二十年，对当前技术的发展现状并不了解，不知道我的那些旧货还有没有价值？于是先走出去考察，并参加了一次北京国际纺机展，在那里可以看到各国最新的纺织机械和技术。参观后，了解到二十年来，纺织机械虽然有不少进步，但大多是在自动化和材料改进方面，而主机的基本结构并没有改变，其中锥面钢令依然是二十年前的样子，自己曾经设想过的双锥面钢令并没有出现。我当时推测或者是双锥面钢令理论没有引起注意，或者是根本行不通，但也感到还有继续努力的可能。

在纺展会上我认识了上海一位姚工程师。他是钢丝圈专家，已退休。他讲了不少钢令、钢丝圈现状，对我的设想也很感兴趣，愿意帮忙，还介绍厂家洽谈。其后，他邀请我去上海，见了张工，张工是钢令制造的知名专家。我们70年代在锥面钢令研讨会上多次见面交流，早已熟悉。他对整个行业推广锥面钢令有很大贡献，是相关国家标准制定者之一，已七十多岁，退休在家。他对我的设想也很支持，认为能搞成，并且还拿出二十多年前开研讨会时我写的油印本论文。我看到后非常感动。他七十多岁退休在家，依然热心关注曾经从事的事业，还保留着早已过时的我的论文，而且还是手刻的油印本，我从姚工、张工身上看到上海人的严谨认真、以及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执着的事业心。

在他们俩人的鼓励下，我增强了信心，看到了成功的希望，决定利用退二线的机会，在身体还能行动时，完成一个未了的心愿。其后就画了图托人加工了几件样品，并用钢丝自制钢丝圈，想了解设计方案存在的问题，才发现这种设计，虽然在理论上很好，但实用时存在飞圈问题。于是又经过多次改进，最终解决了问题，为正式试验提供了条件。

其后，我就答应了继任者的要求，99年成立了研究所，还给我配了两个大学生当助手。这样当‘官’务虚近二十年后，又重操旧业，想干点实事。但刚刚起步不久，局改‘总会’也短促，不到三年突然宣布撤销，人员四散，自己也正式退休。这项刚刚起步的工作面临放弃和继续的选择。放弃有些可惜，因为已经迈出可喜的一步，有搞成功的希望。但继续干，只留下我这个老头一个人，不论是精力和经费都是问题。犹豫再三，执着的性格最终做出继续干下去的决定。

要继续干，首先面临资金、人员、设备问题。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先申请专利，这样可吸引厂家参与，自己只要在技术上出力就行。我于是申请了专利，姚工还介绍了一个南方企业愿意出资研制，唯一要求是成功后优先转让技术。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这样，在2003年开始我就几次南下。这是个私人企业，厂长非常热心，工厂生产钢令，有一定经验，但没有试验机台，试验必须到外厂进行，不很方便。但由于厂长重视，配了专人负责，研制工作进展顺利。虽然制造上还有些问题，但很快已达到实用的效果。然而刚见成效，03年4月“非典”流行，无法南下，工厂的试验被迫中断。我自己也感到两地的奔波辛劳难以持久，和工厂协商后转到离家近的榆次一个厂继续研制。离家近就能经常去现场，因此，研制工作进展加快，小批量实际使用已基本过关。但祸不单行，05年我突发心脏病，住院做了手术，出院后老伴怕我劳累再出问题，坚决反对继续搞下去。我自己也感到力不从心，为健康，只好答应放弃。既然答应了老伴的要求，就从此断然放下，再不过问。半途而废确实心有不甘，但也无可奈何。

回首这些年来，文革初期自己的一句“毒草”言论，被惩罚性地当了工人，而偶然中跨行业搞起了锥面钢令研制，在正业外有了点名气。到退休时才想起还有点未了的心愿，想试一试，但人老体衰，心有余而力不足。半途放下虽然遗憾，但又感到留下点遗憾也不错，因为希望并没有破灭，也许有人还可能做得更出色。

搞锥面钢令研制，耗费了自己不少心血，曲曲折折前后近三十年。从经济分析有些得不偿失，但在精神层面却得到补偿。有破解难题的兴奋，有多次失败最终成功的喜悦，有做了点贡献的满足。

从63年到83年我从事技术工作整二十年，自己并不是“不务正业”地只干了这一件事。在山西毛纺厂这个大型国有企业，从63年创建开始，我25岁就已担当起技术责任的重担，先后参与引进设备技术谈判、工厂设计、设备安装以及生产。‘山毛’无老虎，猴子成大王，使自己很年轻就有机会承担多项技术工作，得到锻炼，再加上勤奋努力，还有点天分，在专业技术上全面，达到较高水平，有一些技术创新，也有一些学术水平较好的论文，自己的技术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并得到承认和赏识，技术职务从技术员、工程师、高工直到厂总工程师，同时在科技方面得到很多荣誉，多次获奖，曾担任山西省纺织工程学会副理事长，还被山西省科委列入科技人才库，并推荐编入“中国工程师名人大全”。

83年在选择“四化”干部的潮流中，我意外地当了个局长，从而结束了二十年的技术生涯，对个人来说，这不知是得还是失。但这是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重要举措，是一个时代的潮流，也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转折。但有时还会感到，我做个工程师贡献可能会更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