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低人一等，很难入党，更难得到重用。
1975年，厂里来了一个新书记，她文革前是省妇联主任，是一个有文化的老干部，当时已年过半百, 瘦小精干, 姓高, 大家都叫她高老太。那时的厂长是个工程师, 大家都叫他满工，我和他是最早参与山毛建厂的人, 所以很熟悉。那时满工有病，常常看见他用手压着肚子右侧，开会不坐，经常蹲着，很少说话，也不太管事，工厂基本由高老太主事，但他俩相处和谐，工作井井有条，估计一切安排他们都予先商量，只是由书记出面处理，满工身在幕后，他俩好像演双簧，只不过看到的更多是高老太的身影。
75年文革虽然进入尾声，但还没结束, 高老太来厂后，却为恢复工厂秩序，采取了一些大胆的措施，很多是与文革理念针锋相对的，后来这叫做“拨乱反正”，比如她主张工厂的任务就是生产，生产不能受干扰，与后来邓小平的经济为中心的思想相符；她大胆的提拔专业人员到重要岗位，以加强企业的各项专业管理；她重视和大胆启用知识分子，反对臭老九的提法，不怕只专不红的议论，甚至在厂里推行技术职称制，而当时国家对此还没有任何说法。
有一天，她找我谈话，说办工厂离不开技术，要有好的工程师，厂里决定授予我工程师职称，问我有什么意见。当个工程师，这一直是我的理想，而且我的技术水平当时已在工厂拔尖，是工厂的技术负责人，自认具备了做工程师的能力和水平，我也支持她对工厂管理的理念和措施，赞成她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任用，而且我们多次交谈改进技术管理的意见，彼此已很了解，但我心里也有担心，因为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知识分子还有臭老九的帽子，人们观念还没有转变，国家也没有明文规定，所以觉得这件事情难办，更不想成众矢之的，招来麻烦。我问她同时决定授予工程师的还有几人，她说这是第一批，总共三人。当我知道并非孤单一人时，也就同意了，但是当她征求另外两个人意见时，其中一人反对，一人弃权，形成一个赞成一个反对一个弃权的局面，其中那个反对的人还说这是错误路线，必须纠正。他不仅本人反对，还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于是高老太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这件事就这样半路夭折。几年之后当大家又为工程师职称争来争去时，想起当时的情景，我不能不佩服她的胆略和水平，也感叹人心的变幻莫测，以及对文革拨乱反正的艰难。
几年之后我们三个她第一批想提拔的工程师，都被评为工程师而后到高工，而我成了工厂的总工程师，最后完成了她的心愿。“工厂没有工程师还成什么工厂”，她的话依然铭记于心。
那时知识分子很难入党，我的出身又不好，所以对入党之事不做它想。然而高老太很关心知识分子入党，在“四化干部”的口号还没有提出之前，她就已开始实行了。她重点看文革的表现，对那些在文革中曾动手动脚打骂整人的人嫉恶如仇，决不宽恕，几个在校时有恶行的大学生被她冷处理，绝不重用。除此之外，她对其他条件并不重视，也不看重出身和家庭。
她希望我入党，有意培养我。我虽然自己各方面条件不错，文革中也没有问题，只是在文革时没有参加两派，所以和两派都没有战斗友谊。另外由于在科室工作，厂行政各科室党员以所谓的保皇派为主，家庭成分高，思想保守，而我文革初期又被他们整过，已划入另类，在他们看来黑五类加臭老九怎能入党，因此多次讨论总通不过。她发现原因后决心改变办法，非解决不可。她知道我在工人中威信高，能和工人打成一片，能说能干，能吃苦，人缘好，她于是决定把我调到车间当副主任。她明确告诉，这就是下放入党，而且副职矛盾少，关系好处，让我好好工作，争取早日入党，然后再回科室。我于是到车间任职。由于我曾经在这个车间和工人一起安装机器，还给工人们上技术课，亲自动手和工人一起工作，原来基础就好，而且车间党员少，工人也朴实，不像科室党员那样挑剔和排斥知识分子，他们更看重你能不能和工人打成一片，有没有架子，能不能真抓实干。当副职也没有什么大责任，不管人事管生产，而管生产是自己的长项。没过多久, 在两个工人老师傅党员的介绍下，车间党支部就讨论通过了我入党的申请。当申请进一步上交给厂党委时，高老太已经能掌握局面，76年末我被顺利批准入党。这种办法虽然有些迂回曲折，但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是个不得已的办法，否则知识分子入党难的问题不好突破。这样我在四人帮刚刚倒台时入了党，其后很快就又调回技术科，但处境已大为改变，在干部’’四化’’标准上增加了关键性的一项。77年她调离山毛后，78年我任总工，79年任副厂长，83年任市纺织公司总经理，五年内连续升职。这当然与当时大力选拔’’四化’’干部的大潮流相关，但五年前高老太的这一举措，确为我后来的发展准备了必要条件。我既感激也敬佩她。
77年高老太调回省妇联又当起主任，满工也调到纺织厅工作。从75年到77年，高老太在山毛工作了两年多，这正好是文革结束前后由乱到治的转折时期，这时既有极左路线的影响，又是改革开放的前奏。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她只能小步地探索，谨慎地改革。两年多时间里，她坚持真理，尽力纠正文革的错误，而又能采取灵活可行的策略加以实施，从而在严峻的政治环境下做了不少前展性工作。她是个有魄力有见识有经验的老干部。而后来的改革开放政策也证明了她的远见卓识。由于她在山毛的时间很短，我对她的了解并不多，只听说她年青时曾经参加过‘129’学生运动，很早就参加革命，是个文化水平高的老干部。
她调离后，每当过春节时，我都要和满工和其他同事去给她拜年。如果有一年没去，也要打电话问候，还要说明原因。2012年春节，我们几个人都在太原，于是又约定看望她。她非常高兴。虽然已年过90但很健康，依然谈笑风生。转眼间，去山毛时年过半百的高老太，现在已经成了年近百岁的高令老太太。
岁月无情人有情。祝福她健康快乐，长命百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