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经历文革

刚刚经济好转，肚子不饿时，人们的精神又开始亢奋，于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被推动起来，这就是文革，时间长达十年，确实是史无前例。

中国人讲究出身，结婚也讲究门当户对，文革时更发展到极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一时成了一个政治口号，出身成了划分敌我的标准，也成了文革开始的标志。因为祖父曾有些土地，父亲出身就成为地主，我也就成了地主子女。小南祖父有钱，但家里无地，她父亲出身就是贫下中农，她也就成为贫下中农子女。文革以前我多次开玩笑的对她说，你们家有钱是贫下中农，我们家没钱却是地主，现在依靠贫下中农，你是我们家唯一的贫下中农，我们全家将来都得依靠你了。然而到文革时这话还真应验了。

文革一开始，首先从抓地富反坏右开始，翻着档案，批斗抄家。父亲出身地主，属黑的成分，另外也不知有什么历史问题，突然有一天，家门口贴出大标语“打到历史反革命×××”写着父亲的名字，打着××，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有大难临头的感觉，接着看到父亲苦恼消瘦的面容，沉默不语的形态，全家都处在痛苦之中。父亲每天上班，但已步履艰难，行动不便，高血压，心脏病加重，不得不由家人接送，回家后还不停写检查。有一次我有机会看了一下检查，觉得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我过去填家庭政治状况时也问过父亲，知道他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是个无党派人士，只参加过阎锡山的“三自传训”也是一个人人参与的运动，没有做什么坏事，也没有整过人。他是个老好人，没有野心，不关心政治，纯粹是个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凭技术吃饭，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也相安无事，怎么就成了历史反革命。在他写的检查中，历史问题并没有多少内容，历次运动，早就有了结论，不应该有什么新问题，而更多的是有人提出的一些莫须有的成见，主要还是工作方面的。他们借机行事，还有更多的人是以极左面目出现，非要找出一个敌人，否则没有什么运动成果。他在单位究竟如何被批，我们不知道，想来一定很痛苦，但好像大家还不至于太体罚，没有看到父亲身体受伤，他更多的是精神创伤。这时家里唯一的贫下中农--小南，更多的出面帮助老父亲，到单位了解，经常去接送，真正成了全家的依靠的对象。从这时开始，她承担起维护这个家庭的责任。在全家人被整时，她勇敢站出来, 跑上跑下，甚至与人顶撞讲理，成了家里一个理直气壮勇于对外的人，俨然像家里的外交部长。父亲被批不久，母亲在街道也受批。可能街道干部也看到家门口给父亲的大标语，于是找上门来，把老母亲定为地主婆，批来批去，到后来上门给老母亲挂了一个地主婆牌子就要赶回农村。小南也为婆婆的事操心，甚至去和人家讲理，在那个无理可讲的年代，只能认命。她护送母亲到车站，只是趁上厕所之机，帮婆婆把牌子摘掉，母亲才上火车回了老家。

此时家里已被翻得乱七八糟，家人失散，冷冷清清，我们还继续去上班，搞运动，谁也顾不上谁。

不久我又出事了。有一次开会批判“三家村”，我当时是厂团支部副书记，参加批判会，临时决定让我发言。我也没有太准备，没有稿子，即兴说了点话。我也知道运动的厉害，生怕发言出问题，因为高考就因为自己一句话而落榜，所以以后发言就格外小心，常常人云亦云，按报纸上的语言，文革时更是毛主席语录为主，大家也都为此。

我发言时前面说的也都是报纸上的话，但到最后结尾时，突然心血来潮发挥了一下。想起毛主席曾经说过“除掉毒草可以变成肥料”，感到这是毛主席说的不会错，就把这句话作为发言的结尾。但后来有人贴出大字报说是为“三家村”辩护，怎么毒草可以变成肥料，是美化毒草，更有人开始扣上大帽子，都快变成现行反革命了。于是我辩解说这是毛主席说的。他们让拿出证据。我翻遍毛主席语录也找不出来，明明记得这确实是毛主席讲过的，但忘记在什么时候什么文章里，于是有口难辨，无法解脱，接着在一次“赶回农村”的群众举手表决时，除了一个军人出身的技术员举手反对之外，其余人全部同意把我赶回农村。当时小南也很痛苦，批评说“你已经为说话吃过大亏，你怎么总改不了”，但同时她却坚定地表示，你回农村我就跟着你，我们绝对不分离，我们一起去吃苦，全家苦在一起。她曾在我因为一句话而高考受挫时，给我安慰和帮助，使我走出人生的低谷，她又在我工作后因为一句话而获罪时，坚定地和我在一起，成为我的精神支柱，我们是患难夫妻。

接着是抄家，十多个厂里的红卫兵到家翻箱倒柜，那时家当不多，几下就翻完了。我们没有家传宝贝和四旧，找不到什么东西，他们就翻出我和小南上学时的来往信件，想找出点什么反动的内容，但看到后来，也没找到什么。他们更喜欢看我俩恋爱的过程，因为我俩的信件没有政治，只有生活和感情。他们都是我们培训过的徒工，平常都叫我们老师，想了解老师的花边新闻，并不想找什么反动言论。他们看了半天，然后客气的交还，什么也没有拿走，我俩接着就毁了那些信件，以免再出问题。可惜现在未能保存下来哪怕是一封信，而从此美好的时光失去记忆。

好在这场运动的对象很快就转向了走资派，大家也好像忘记了曾经的民主表决，把吼声和拳头抛向了厂领导，我也从此被解放。事后我曾想找到毛主席的原话，但没有找到。后来有人说是毛主席反右时有一个讲话中曾说过。我也知道自己没有这么高的水平，能辩证地看到毒草和肥料的关系。然而这句话确实是真理，在那个年代，把真理当谬论批判也是平常事。但是又想，如果真正找到而且证明是毛主席的原话时，那些批判这句话的人又将如何，批判毛主席该当何罪？在那个时代，他们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另外我也想，民主是什么？当大多数的民众被误导时，民主表决能否是公正的？是维护正义的？多数人的决定是否是最好的民主方法，好像至今也说不清。我很感谢那一个举手反对处罚我的人，不仅是因为我的个人利益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因为他能够在大潮流中不随波逐流，在大家盲从时能独立思考，在人人自危自保的情况下，能无畏地挺身而出，伸张正义，而他当时才刚刚分配到厂，和我并无利益关系。他虽然是表决中唯一反对的人，但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使我自己尤其难过的是为什么人要因言获罪，更何况这言论还是真理。

随着运动的发展，批斗黑五类告一段落，也不给什么说法，不了了之。父亲照常上班，但已没事可干，母亲也重新回到家中。大家还是得为吃饭操劳，更要参加单位的运动，只是工作不仅不忙，而是常常无事可干，因为单位已经瘫痪了，甚至常常停产。

运动从批黑转向批走资派，起初大家也不知道什么是走资派，但知道首先是当权派，那当然是厂领导；走资派当然是坏人，那就选几个坏的厂领导当走资派，主要的厂领导当然是好人。于是厂主要领导同意甚至暗里支持大家去批他的一些副手，于是厂领导集体被分裂。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和引导，后来矛头又指向了主要领导，副手翻身，倒过来清算仇人。厂里不久也分成两大派，一派是那些处境比较好的，大多是出身好，政治条件好，以干部为主的，可谓保皇派，比较温和；另一派是那些一向被认为落后而受压的人群，被称为造反派，比较激烈。但双方都有保有打，界限分明。随着军队的支持，造反派逐步发展壮大，最终夺权。不过夺权的方式，现在看来好笑，几个人到厂级各部门，收缴公章，装到一个袋子里，就完成夺权程序。为了怕对立面抢走，往往东躲西藏，真正办什么事需要盖章时常常找不到人。不过那时也没太多的事，也不需要盖什么章。我出身不好，自知不属于保皇派，而又看不惯动手动脚激烈的批斗场合，所以也不愿参加造反派，于是和小南一起成为逍遥派，以次度过批黑阶段。我们还真正有了一段逍遥自在的生活，既无人打扰也无事可干。

运动发展的下一阶段进入到了两派斗争。军队也介入了斗争，支持派别时有改变，两派又加入社会的不同组织以得到外界支援，双方为夺权而反复斗争，直至用武力夺权，把对手赶出工厂，两派头头经常受到生命威胁。在这样激烈的武斗中，工厂停产了，除了少数首要骨干外，大多数职工回家。好在那时工资照发，粮票照供，生活没有成为问题，而这一阶段走资派在没有什么结论和说法的情况下也逍遥起来，已无人过问。在两派群众斗来斗去之后，军代表进厂，权力由军人掌握，然后实行大联合，三结合，原来互斗的骨干，又逐步回厂，原来逍遥的走资派又逐个站了出来，原来逍遥的我们也回厂上班，大家好像做了一个梦，乱了一阵又聚到一起，但已埋下了仇恨和创伤，多年难消。

接下来抓革命还要促生产，厂里成立了生产组，头头是个工人，组里还有一些机关人员，我被吸收入组，辅助这个头头管生产。但工厂停工已久，而且也有所破坏，复产难度很大，但那时人们已厌恶动乱，渴望工作，干劲不错，复产顺利，但运动总是反复，动乱不止，工厂又多次停产，我每当来厂就先看烟囱是否冒烟，才能知道今天是否停产，有时我还要去亲自帮助烧锅炉，因为没气就不能生产。我的任务是不抓革命只管生产，多费体力，而没有精神负担。

文革逐渐进入尾期，工厂秩序逐步恢复，生产组也撤销，我也回到技术岗位，文革刚结束不久还入了党，由黑变红。十年时间，好像转眼之间。

然而父亲虽然后来没有再受到冲击，但已心脏病加重，上班行走很困难。70年干部下放运动，他却成为下放对象，更发配到晋南。考虑到重病在身，远离家人照顾父亲将难以生活，我们姐弟商量后劝父亲退职算了，我们决心共同担负起养活父母的责任。父亲在无奈之下，领了微薄的一点退职金，回家了。那时我们在我的工厂有了宿舍，父母和我们住在一起，虽然当时经济并不宽裕，但衣食无忧，又有了孙子们的欢乐，老人心情不错。但随着政策的落实，原来一些下放的干部陆续回来，父亲心里不安起来，虽然没有说，但能看出他的遗憾，因为那时他不过五十八岁，还想工作，但已没有希望。对于一个一向忙绿的人，呆在家里无事可干，其心情可想而知，我们也对当年的退职决定感到后悔，但已难以挽回。只过了两年，父亲在痛苦中过世，年龄还不到六十。这使我心痛，深感愧对了父亲。他一生为别人付出，为家庭操劳，为子女教育操心，却很少关心自己。他有北大的学历，专业水平很高，工作努力，但并未得到重用，最后被迫退职。他远离政治，心地善良,与人为善，却在文革时受到伤害，直至重病在身，早早地结束一生，更遗憾的是他未能活到改革开放，迎来精神的解放，和物质的丰富，他没有很好的享受过美好的生活。

文革渐渐远去，但其对中国社会以及人们心里的影响并没有淡去。回顾文革，人们发现没有什么阶层和人群是受益者，而都在不同阶段成为受害者，人们在各个运动中的不同角色中转换，既整人也被整，到头来发现大家都一样，扯了个平。早知现在何必当初？有点后悔，也有点上当的感觉。

我和我家在文革的创伤，不算大，还只是人间的不幸，而那些建国立业的功臣，以及他们的家人的处境，确实是从天堂到地狱，甚至家破人亡。

时代已经进步，痛苦也无法淡忘，但教训应当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