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子，位列中药四大主药（人参、石膏、大黄、附子）之一。在方剂始祖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一百一十三方中，有二十方左右里有附子。可见称医圣为善用附子之尊，言不为过。

        郑钦安，清末名医，以善用四逆汤、白通汤、甘草干姜汤、潜阳丹、吴茱萸汤治沉疴，被后世之人称为“火神”。

        祝味菊也同样是善用桂附，而名列开国之初中国名医圣手之列。

       近期，老中医李可，善用附子“回阳救逆”，同西医比拼急症，往往用四逆辈重剂抢救从ICU出来，已经判定必死的“心衰”患者，而且治愈率相当的高。扭转当前人们认为，中医只能治慢病，急救还得靠西医的片面错误思想。

        四川名医余国俊，在其写附子应用的一篇文章里，叙述了这么一个故事：回忆30年前，笔者在成都读书时，我校刘教授颇善医道，惟自身常年失眠一证，遍用诸方，疗效平平，深以为苦。因闻城里一老中医一年四季治病，无论男女老幼，亦无论所患何病，开手便是麻黄附子细辛汤，竟而门庭若市，门诊人次逾百，且经年不衰，于是“火神菩萨”声明鹊起，便往一试之。既至，老医令其伸舌，随口吟曰“麻黄附子细辛汤”。助手立即抄方与之。刘教授悻悻然，又转思不姑妄从之，遂抓药2剂。不意服完1剂，当夜竟然安睡!笔者因讶其异，曾访问过一些病人。据说此老中医经年累月如此开方，偾事者偶尔有之，但有效率仍然很高。至于其观舌之“诀窍”则是：凡舌质不现明显热象者，便一律使用麻黄附子细辛汤。

         这个故事，我曾和一医友探讨过。此老中医，以一方治“百病”，立效袪沉疴，有着他行医的时代背景和地理背景。时代背景是人多阴盛或阳虚，体内多寒;地理背景是，成都属四川盆地，长年阴冷潮湿。

         蜀地多名医，善使姜附是自古闻名遐迩的。特别是到如今，轮到中医手上的，多数都是让西药、手术搞得快死之人，或是全身免疫系统受到重创之人，在中医里，就是“阴证”之人，不大剂回阳救逆几乎无功。故而姜、附、桂的使用，成了一个中医必学必会之术。 

         有人曾问过李可，其对曰，他未曾见过一个真正阴虚之人。但这不能从此而定，世上就无阴虚之人。首先李老长年工作于乡村，且近年来，科学的发展缩短了农作物和禽畜的生长周期，也使得绝大多数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难以得到充足的“阳气”的补充，故而十人九阳虚，特别是长年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更是如此。但也有经年累月饮食调理平淡、情志和谐稳定之贻享天年之化外之高寿者，的确是只有单纯阴虚，更何况于西洋鬼佬本身体质特征就迥异于我族。

        现在很多年轻中医，很是推崇“火神派”。尤其是某中医论坛中，有着一大批票友，自述着自己从10克尝起到100克、甚至200克的经验。在他们的心目中，甚至以敢不敢在方子中开附子来定，你是不是中医，这就有点儿神经病了。

       附子没什么敢不敢开的，只要在附子下了后一次性加足水，中途尽量不要再加水，如果第一次加水不足，要加水也只能加开水，小火先煎一小时以上。过了一小时后，不断去尝下，只要嘴里没麻味，就不会有中毒之虞，就可入余药。至于自己敢不敢吃是无稽之谈。自己没有阴寒症状，吃什么附子，除了自己身体有病外，头脑也真的是有病了。

        无论是郑钦安，还是祝味菊，抑或是李可和那个不知名的成都老中医，他们都是善用附子者，而非得了神经病的敢用附子者。他们在处方下附桂时，只要舌不红、苔不干黄无津、不饮冷水, 二便不黄赤秘结, 即使外现大热、身疼头痛、目肿、口疮一切诸症, 一概不究, 均作阳虚看待而以温阳为主治之。

         但是现在很多所谓的中医，根本不去看寒热，见人就下附子、肉桂，还每与病人吹嘘自己敢用附子是正宗中医云云。附子只要炮制得当，中毒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因本有内热和真热，用附子而使病情加重那是比比皆是。
 
       敢用不等于善用。出于盲目的敢，是种愚蠢的行为。附子虽是四大主药，但也非是方就用，是病就下，千万别辱没了“火神派”的名声，于人、于已、于中医之道都不好。

       善用也不等于不用，或是怕用，也不要拘泥于温派的过五岭不用桂、附之言。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如空调、冷饮、反季节菜等现代化科技产生，可调节小区域季节的设备和反季节的食物的大量出现，以至于脏腑不能春发、夏长、秋收、冬藏，从而即使是长年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地区的，一样会有寒证、阴证的出现。一样需要有回阳救逆和温阳祛寒。“有是证用是方”，辨证施治是总则、总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