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本是好东西，但民主也有正邪之分，正如宗教有正邪之分一样。大家都知道邪教可怕，但很多人不知道邪民主更可怕。

如果A国中大多数选民同意抢劫B国，将其财产据为己有，而政府顺应民意而实施侵略，这就是邪民主，比邪教邪恶百倍。西方的民主大多是邪民主。人的价值完全由选票决定。B国的人民不能参与A国的选举，所以B国人民的价值为0，他们的意愿对于A国的政客没有任何意义。

A国人当然知道邪民主的恐怖。如果B国也实行民主，那么B国政府就会去抢劫C国而逐渐变成强国，甚至最终可能会来抢劫A国。所以A国必须做两件事。其一是不能让B国抢劫顺利而变成强国。比如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抢劫了科威特，或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抢劫了乌克兰，A国就必须出手，加以阻拦，宣告抢劫邻国是A国的专利，不是B国可以如法炮制的，即使B国的选民都同意去抢劫C国也不行。其二是推销抢劫的特许经营权(franchise)。如果B国获得了抢劫的特许经营权，而且抢劫之后四六分成，则A国不但不会干涉，而且会提供抢劫所需的所有武器弹药。这样做对A国有两大好处。好处之一是再也不用亲手去做血淋淋的事，可以道貌岸然地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好处之二是万一B国抢劫失手或犯了众怒，A国可以撇清和B国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选民决定大规模抢劫中国，于是日本政府从西方列强手中获得了抢劫中国的特许经营权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伤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犹太复国主义者获得了西方的特许经营权而开始抢劫巴勒斯坦人的土地。

邱吉尔自传里白纸黑字的写着他如何在二战期间和斯大林交换抢劫的特许经营权。邱吉尔对斯大林说，我让你抢劫波兰，你让我抢劫希腊，中不中？邱吉尔以为这一交换可能需要长时间的谈判，没想到斯大林当场就拿起笔签字同意。其时希腊的反法西斯的中坚力量是希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英军的友军。邱吉尔命令英军向毫无防范的希腊友军突然袭击而控制希腊全境。英国官兵们虽然遵守了命令，但在良心的驱使下纷纷向记者倾诉突袭希腊友军的卑鄙无耻。邱吉尔在自传里说全世界所有的报社都因此而声讨他，只有苏联的塔斯社真理报是唯一的例外。全世界对他的咒骂害他失去了下一届的大选。邱吉尔自我辩解说他一生忠于英国，为了能让英国赢得希腊，个人受点委屈不算啥。他坚信他的英国同胞最终会理解他的一番苦心。

邱吉尔是个老练的政客。而英国选民最终理解了他，拥抱了他，也拥抱了邪民主。

波兰人民和希腊人民的意愿，对邱吉尔和斯大林没有任何意义。同理，一战后的中国人民和二战后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对西方诸国的政客也没有任何意义。

与邱吉尔相比，很多日本战犯就悲催得多。这些战犯们也觉得他们一生忠于日本，忠于天皇，为了让日本得到中国，他们也是慷慨激昂、舍身取义，有的还在临死之前写诗作赋。如果英国人可以把邱吉尔当作英雄，似乎也应该可以理解日本人供奉那些战犯。

所以芝加哥大学教授John Mearsheimer说，当今国际社会，就是个弱肉强食的烂摊子。各国政府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壮大自己力量，在“Great Power Politics”之中占据一席之地。别国打你的时候，不要傻到以为有什么国际准则来救你。John Mearsheimer认定天下并没有国际法，只有邪民主。当然他没有用邪民主这个词。他给邪民主取了另一个名字，叫offensive realism，中文翻译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其实翻译成“弱肉强食主义”更贴切。

任何思潮，一旦上升到主义的高度，便意味着有些学问。“弱肉强食主义”的发展，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所以可以算博大精深，衍生出若干诫律，如同圣经中的十诫。其中第一大诫律，却是我们老祖宗发现的，就是不可竭泽而渔。如大西洋鱈鱼，被美国和加拿大渔民疯狂捕捞，于1992年几近灭绝，导致无数渔民破产。

强国对弱国的竭泽而渔，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文学城上有不少女网友对法国文化和历史十分崇拜。大家不妨了解一下法国对海地的令人发指的竭泽而渔。

我们华人的祖宗深受西方列强竭泽而渔的伤害。罗列几个例子，免得数典忘祖的子孙们忘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大英帝国迫使大清王朝于1842年8月29日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赔款三千一百万两白银。

1856年至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大败八旗兵和绿营兵，于1860年10月6、7日将颐和园和圆明园洗劫一空后于10月18日将圆明园付之一炬。其后签订的《中英法天津条约》，将九龙和昂船洲割让给英国，并向英国赔偿白银四百万两，向法国赔偿白银二百万两。俄罗斯趁火打劫，与战乱中逼迫中国于1858年和1860年分别签订《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强占中国北方几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1894年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国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白银二亿两。从此西方列强开始加速分割中国。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列强把北京分成多个占领区，由列强的占领军分别实行军事统治。最終清廷與列强簽訂《辛丑条約》，赔偿4亿5千万两白银。这就是著名的庚子赔款。

有哪个国家能经得起这样规模的折腾？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伊路见不平，于1899年和1900年分别给西方列强写信，阐述他的关于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内容主要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杀鸡取卵，把中国瓜分了（"carving of China like a melon"），最终于大家都不利。这可以算是历史上不可竭泽而渔这一诫律的第一次实践。

这一次有限的实践，虽然不很成功，但却给了人们信心，相信公道自在人心，只要人世间天良未泯，邪民主终究会改邪归正。

也许有人会说公道和天良属于唯心论的范畴，与社会现实无关，其实不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是不信唯心论的。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列宁通过大量的金融数据的分析，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最终认定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就是竭泽而渔的帝国主义，所以帝国主义是全人类的公敌，必须铲除。所有强国通过丛林法则摄取的他国财富和土地，都应该无偿退还。沙俄从中国得来的领土，也应该无偿退还。可惜伟人早逝。

弱国的人民，往往翘首期盼超越人世间利害冲突的大爱和能实施拯救的大能。但成为强国之民后，便完全忘了初衷，开始陶醉于竭泽而渔的快乐之中。如果革命的目标，就是“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大哥便做了大皇帝，我们都做小皇帝”，开始对弱国弱民竭泽而渔，这样的革命，即使成功了，也是邪民主的成功，也必是他人他国的灾难。如果每个选民都是李逵，如果每一位被压迫的人下人都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压迫他人的人上人，其民主必定是邪民主。

也许有人会说他生来斯文，绝非李逵之辈。但谦谦君子如瞿秋白，也在《国际歌》里塞进一句“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如果革命的目的只是主仆的角色互换，这样的革命便不能代表进步。所以瞿秋白所代表的民主也是邪民主。唯有以“人人生而平等”为目标的革命才代表社会的进步，才会有普天下受益的民主。

可惜世界民主的灯塔，如今日益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