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走向民主，还是走向更极端的专制？中国的哪一个阶层决定中国社会的走向？这些问题，看似复杂，其实简单，因为多位先贤已经给我们找出了答案。

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

中国农民的民主意识薄弱，所以有相应的独裁专制的上层建筑。不光是中国农民，俄罗斯的农民也是一样。克鲁泡特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列宁长谈时就涉及俄罗斯的农民问题。克鲁泡特金作为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对苏维埃的无产阶级专政很不满意。列宁和他解释，说俄罗斯的农奴，不会因为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就突然变成民主革命家，他们的农奴思维根深蒂固，他们没有民主意识，所以社会主义改造是个漫长的过程。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应该经过资本主义是有道理的，因为资产阶级已经有很强的民主意识，由资产阶级民主转向社会主义民主如同跨过一条小沟，而由俄罗斯的封建农奴社会转向社会主义民主社会难度就大得多。所以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的改造问题。伟大的俄罗斯革命能否成功极大地依赖于农民的政治觉醒（“And the course and outcome of the great Russian revolution depend in tremendous measure on the growth of the peasants’ political consciousness”《The Proletariat and the Peasantry》。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提出“天下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孙中山的中国同盟会的宗旨，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毛泽东也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万里在安徽大力支持和推广“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做法。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痛定思痛，雷厉风行地在台湾进行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家家有余粮。这些先贤，都知道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要着眼于农民，给农民松绑，为农民争自由，帮农民解放思想，消除奴性。

解放前共产党比国民党进步，解放后国民党比共产党进步。当共产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做着“一步跨进共产主义”美梦的时候，国民党则坚持不懈地进行社会实验，以求能稳步向资本主义过渡。台湾，香港，南韩和新加坡，都是邓小平眼中的成功的社会试验。别人做了，成功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如法炮制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圈出一些地方向资本主义过渡呢？

于是特区产生，大获成功。

但是资本主义的成功，引出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强大了，但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却削弱了。

前几年媒体就常流行一句话，反腐，就要亡国；不反腐，就要亡党。其实“腐”就是资本主义。反资本主义，就要亡国；不反资本主义，就要亡党。在亡国和亡党的重大选择中，一位共产党的坚强领袖出现，拯救了党，削弱了国。为了遮掩国家被削弱的事实，便开始了“厉害了，我的国”的大规模的愚民化宣传。

这就是为什么经过无数次的解放，中国的农民依然没有被唤醒。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根本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

一场没有资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并不会产生一个新的制度。农民革命的大小领袖，心里只想着主仆互换，只想着“杀去天京，夺了鸟位，大哥做了大皇帝，我们都做小皇帝”。便是文质彬彬的瞿秋白，也在翻译国际歌时插进一句无中生有的“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从这个角度看，瞿秋白也是李逵。这种以主仆互换为目标的革命，绝不会是进步的革命。这种革命，即使成功夺取政权，也只会继续执行愚民政策，所以革命后的中国农民依然缺乏民主意识。

胡锦涛、温家宝和和李克强也都知道缺乏民主意识的中国农民问题必须解决，否则政治改革难以成功。李克强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他执政期间最大力推行的政策，就是农村城镇化。他不遗余力地想消灭农村，消灭农民，就是希望能减少改革的阻力，能造就一个具有强烈民主意识的资产阶级，但最终还是因为政策的简单粗暴而功亏一篑。

中国的土壤，就是覆盖在农民的封建意识之上的土壤，就是产生独裁者的土壤，老死一位，还会再生。所以中国今后的矛盾，还是独裁者和新兴资产阶级的矛盾。封建独裁者是必定要打压资产阶级的。解放初的公私合营，到现在的杀富济贫，都是封建独裁者打压资产阶级的实例。如今国际的大环境，极不利于国内资产阶级的成长壮大。而资产阶级的自私又是个无法弥补的弱点。

所以中国的根本问题，依然是农民问题。中国社会向何处去，决定于农民和资产阶级的此消彼长。判断一个中国领导人是否倾向于独裁还是专制，就看他对资产阶级的态度。

中国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