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帕麦斯顿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说,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所以是友是敌,随着历史进程而改变。
小平同志说,所有关系,都是在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所决定。
所以要讨论中美关系,必须先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
中国改革之初,外国资本首先进入中国市场的是日本和德国。中国需要他们的技术,而他们需要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来提高竞争力。双方相辅相成,一拍即合,所以很短时间内就克服了双方许多不相容的地方,干得风生水起。
美国人看得眼红了。八十年代初,里根刚入主白宫,经济很差,资本家有钱没地方投资。里根和他的部长们隔洋东望,看到中国潜在的庞大市场,决定进军中国。
美国人凭着盟主之威,办事简单粗暴。一旦决定进军中国,当然不愿意和日本德国平等竞争,于是给日本和德国各踹了一脚,叫他们滚蛋。但踹德国的一脚比较轻,踹日本的一脚比较重。德国做了乖孩子,被踹了一脚后一声不吭。日本则不同,一时间民怨鼎沸。
八十年代的日本,和现在的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时日本人创造了经济奇迹,民族自豪感爆棚,觉得太和民族就是最优秀的民族。日本的半导体,给美国的经济和军工产业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日本人屡遭美国打压,无法大展身手。如今刚在中国发现了生存空间,它美国远在大洋彼岸,凭什么横插一脚?
可是美国政府眼中的日本民族却并没有什么出色的地方。它觉得日本之所以能发展,完全是拜美国所赐。韩战时,联合国军的军需大多来自日本。刚开始美国人只让日本人做些衣服罐头之类,后来韩战进入相持阶段,美国人开始让日本人造武器。正是因为美国人的技术和美元,日本人的工艺和勤劳才发挥了它的潜力。于是日本的工业才有机会从废墟里成长壮大。所以在美国人的眼中, 日本只不过是由美国喂肥的一只狗。双方对彼此不同的认知,便衍生出无限的矛盾。曾经的盟友,便开始怒目相向。
日本资本家本来准备用来投资中国的钱,被美国挡在中国之外,无计可施,只好到美国买田买地买房子买企业。没想到这一无奈的挣扎所起的效果就如同“厉害了,我的国”一摸一样,引起美国人的极大反弹,于是美国也民怨鼎沸。那时美国政客们最时髦的活动, 就是在一个大广场上, 邀来所有媒体,然后抬出一个东芝电视,大义凛然地用一个铁锤哐啷一声把它敲碎。美国民众自然拍手称快,觉得这样的政客,才配做他们的代表。
是可忍,孰不可忍。日本人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在一九八九年由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和当过交通部长的政治人物石原慎太郎出版了他们一年前合写的一本书,书名起得生猛:《日本可以说不》(A Japan that can say no)。这本书恐怕是小不忍则乱大谋的经典,日本因此进入战狼时代。结果可想而知:日本被美国胖揍了一顿,之后便学会了“左脸被打,献上右脸”的生存之道。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日本。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其实和当时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很相似。同胞们觉得自己很厉害,中华民族浴火重生,必将见证她的伟大复兴,获得她引领世界的应得的地位。但美国人不这么看。双方对彼此不同的认知,便衍生出无限的矛盾。曾经投怀送抱的中国政府,于是便魔幻般地衍生出一大群蠢蠢欲动的战狼。
我们海外华人当然希望这次是美国人看走了眼。也许我们中华民族真的是很厉害。也许一个自由平等的世界真的会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引领下得以实现。但愿望归愿望,我们心里却都很明白。中国的制度确实没有西方的制度那么优越,那么平等自由。正因如此,我们才甘愿背井离乡忍受时不时在西方出现的种族主义。
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如今都反华,可见美国的民意也是如此。可是特朗普和拜登的策略有三点不同。第一,美国政府的一贯政策虽然都是“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但这政策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美国和它盟友交流的统一口径是美国的利益和它盟友的利益完全一致,而不是通过扩音器大喊“美国优先”而失去自己的道德高岸。第二,特朗普要联合白人国家(包括俄罗斯)共同反华。他以为这样一个联盟的力量更大。拜登知道这想法很幼稚。俄罗斯和西欧诸国(包括英国)是数百年的世仇。如果俄罗斯入伙,在聚义厅里排座次可能要占卢俊义的位子。英国和西欧诸国肯定不会答应。二战时罗斯福和斯大林眉来眼去,成了哥们,常常把丘吉尔晾在一边,几乎把老丘活活气死。日本和俄罗斯也是世仇。邀请俄罗斯入伙只会造成西方阵营的分裂。第三,遏制中国一定要西方阵营共进退。如果美国前脚退出中国市场,日本和德国立马和中国重修旧好,那遏制中国的目标便难以实现。所以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西方联盟整成铁板一块。从这个角度看,俄罗斯因其暴力扩张的民族劣根性而不幸成了美国的一个棋子。
如今的美国政客,有良心的少,没心没肺的多,彼此差别很大。我说的美国政客的差别,不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差别,而是有人性和没人性的差别。没人性的代表是杜鲁门,麦克亚瑟,麦卡锡,约翰逊,特朗普和拜登,有人性的是罗斯福,肯尼迪,卡特,里根和老布什。一九四一年纳粹德国入侵苏联,杜鲁门马上说“德国赢我们就帮苏联,苏联赢我们就帮德国。总是要让他们彼此杀得越多越好(If we see that Germany is winning we ought to help Russia, and if Russia is winning we ought to help Germany, and that way let them kill as many as possible)”。像这类对生命极不尊重的政客,近几年越来越多。这是国际大环境,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
杨洁篪在安克雷奇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时,突然冒出一句:“我们把你们想得太好了!”他的意思,就是我们以为你们是罗斯福,没想到你们是他妈的杜鲁门。
近二十年来,美国政府没有隐瞒它的目标。拜登政府说的很清楚,俄罗斯不是它的目标。俄罗斯只是巩固西方联盟的一个棋子。真正的目标是中国,一个想做老大的中国。
老大对老二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们在中国长大的应该是心知肚明。有的同胞天真地以为美国之所以欲置中国于死地,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独裁。其实如果中国实行民主制度,国家只会发展的更好更快,对老大的威胁只会更大。看到八十年代民主美国老大对民主日本老二的无所不用其极,我们应该知道不管中国是什么社会制度,都要面对老大的大棒。
于是国内的亲西方势力和反西方势力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美关系不是一厢情愿的夫妻关系。中美矛盾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中美矛盾是赤裸裸的敌我矛盾。
这就是当前的中美关系,这就是所谓“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这就是习近平挂在嘴边的“伟大斗争”。
既然是伟大斗争,当然要决定由谁领导。于是国内的亲西方势力和反西方势力又达成了一个共识。这场伟大斗争,显然不能由亲西方的代表来领导,而应该由很早就亲自部署反击西方的习近平领导。
如今敌我分明,烽烟四起。鹿死谁手,下次再谈。
第一个问题太容易回答了。有哪个国家的宪法规定全国各民族只能在某个党的领导之下?但中国的宪法似乎比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宪法先进一些。朝鲜的宪法,黑纸白字写明是金家的宪法;而中国的宪法,黑纸白字写明是共产党的宪法。第二个问题我的观点可能和你的不一样。
大清衰落之前,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
美国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基督教的信仰上(虽然开国元勋中有几个并不是很虔诚)。基本认识是每个人都是半好半坏,因此建立了三权分立的监督机制来制约半好半坏的领导。只是近几十年犯了修正主义,没有把半好半坏的分界线划在每个人的身上,而是划在国家之间,生成了一个半好半坏的世界。好的都是American。坏的就是un-American。
中国对内对外都太势利。美国曾经是西方的良心。没有美国,恐怕中国于1900年就已经亡国了。但美国近几年学坏了。国内还算民主,国际上就是独裁。
您大概喊错地方了。
从人类精神看,西方还真没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