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的浓云密雾已有一个多月。交战的双方究竟是谁？有人说是是英美政府对抗中国政府，也有人说是香港的民主派对抗中央政府, 也有人说是香港的穷人对抗香港的富人，甚至有人说是激进的青少年对抗落后的牛头角顺叔和顺嫂。

从一个中国老百姓的角度，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首先，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症结，我们得先分析一下香港的民主派。虽然早期的董建华政府称香港的民主派为“逢中必反”，其实并非如此。举个例子吧。在中国加入世贸之前，中国政府经常劳心费神为获得美国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而奔走。当柴玲，吴尔开希之流与中国政府大唱反调的时候，香港民主派的领军人物资深大律师李柱铭却多次赴美，为中国争取最惠国待遇。由此可见，香港的民主派和香港人民以至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而柴玲，吴尔开希之流，则是真正认贼作父的丧家之狗。

香港民主派原先的“只反朝廷，不反百姓”的定位，应该是值得称道的。

顺便说一句，就是流亡海外的民运分子，也是有很大区别的。与柴玲，吴尔开希之流不同，王丹则一贯支持中国获得美国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文化大革命期间，当造反的香港人民遭到港英政府镇压迫害的时候，是李柱铭仗义执言，为他们辩护。应该说，李柱铭一贯同情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人们。总的来说，是个好人，是我们老百姓的朋友。香港的民主派中， 有很多好人。 他们都应该是老百姓的朋友。

谁是百姓的朋友，谁是百姓的敌人？要近距离仔细的观察，才能看到画皮之后的灵魂。

其次，我们要分析一下中国文化对知识分子的熏陶。“士为知己者死”，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有心或无心的行为准则。谁能礼贤下士，便是知己，便值得舍身报答，便值得肝脑涂地，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虽然说良鸟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但在择主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却往往很盲目。只知道有知遇之恩，却不知道知遇之恩之后往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香港回归之前，港督彭定康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礼贤下士的君主形象，而我们中央政府的官员，则大多姬指气使，不可一世。在这择主的关键时刻，很多香港的知识分子选择了彭定康，其实无可厚非。设身处地，我们大陆的知识分子也会这样选择。只可惜有的香港知识分子已经把他们和彭定康的关系，发展成为王伯当和李密一样的关系。

如今彭定康走了，英国政府也已经“弱到爆”，可是美利坚王还在，委派了王丹和吴尔开希等人到处挥舞橄榄枝。很多香港的知识分子，又正在经历择主而事的过程。

“士为知己者死”是小义，“士为百姓而死”是大义。百姓当然不是彭定康，也不是非黑非白的美利坚王，但当然也不是一个帮助资本家压榨老百姓的腐败的政府。

苍茫大地，究竟谁代表百姓呢？

贤臣择主而事。可是代表百姓的主在哪里？

听说这世界上只有两个主。一个是形形色色的宗教里的救世主，另外还有一位万众向往的主，叫做民主。

这世界上可有真正的民主么？

纵观千百年的政权更替，无非是一个已经腐败的政权，被一个行将腐败的政权所代替。在东方是如此，在西方也是如此。

有披着宗教外衣行骗的，也有披着民主外衣行骗的。且看那些在香港浑水摸鱼的牧师，奸商和政客罢!

洒向人间都是怨。有谁怜悯牛头角的顺叔和顺嫂呢？不仅无人怜悯，还有衣冠禽兽用尖酸刻薄的语言，咒骂他们不支持占中便不配当父母。

谁是百姓的朋友？谁是百姓的敌人？

贤臣择主而事。可谁是代表百姓的主呢？

其实香港知识分子择主的艰难，岂不也是大陆知识分子择主的艰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