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又说回来,即便是这些口号中老年,也未必都是主观上真想要这样做。有些只是老习惯;还有些,可能语言敏感度差些,分不清什么是口号,什么是正常讲话。有时还真不好全怪那些老同志。同样一句话,书面上毕竟还有个惊叹号可以标识,口语就很混淆。比如“我不是共产党员”这句,可以是个最普通简单的事实陈述。因为世上的共产党员,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二。你随机询问一个人,听到的基本都是这句回答。但是在有些人听来,却仿佛一声炸雷。还有些人听到,顿时闻到空气中充满了硫磺味。有典型的口号效应。
我不是共产党员,但这好像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实质好处。除了当初进民主国家填政审表时,不需要撒谎也省了那份思想斗争。有人说你至少省了缴党费和政治学习的时间,那是你没在我们这儿混过。且不说因为不是党员而错过升职损失的收入,那些劝你入党的谈话,应付起来也足够费心劳神的。因为这样的谈话三天两头发生。一个老领导喊你到他的办公室里去。一进门,只见他(她)拿着一叠纸头朝你挥舞:“明天又开会讨论发展的事,怎么这里面还是没有你的?”
“我我我。。。我觉得自己还达不到标准,需要进一步提高修养。。。”
“你们年轻人,有思想,有想法,是好事啊。有不满意的地方,作为新鲜血液进来,从内部来改进改造么。躲躲藏藏的算什么本事!”
“我这半年不是一直在做那个什么吗。。。”
“你还挺有成就的,瞎忙个屁!组织问题不解决,单位再小,你也做不了一把手;职位再高,你也只能是副的。你再有能耐,能干出多少名堂?”
我只好赶忙说:“对对,领导,这还是个能耐问题。您是知道我有几两骨头的,就我这德性,进去之后,一不留神说不定骨头渣子都不能剩下。。。”
每说到这里,领导们总会在一霎那间陷入恍惚中,但旋即又换上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这组织可是层层级级,一大批人专吃这碗饭。轮番找你谈话,比什么民主生活会的更累人。
当然,也不是怕什么变天后算账。中国当时看不到什么变天的征兆。就是真的变了天的那边,戈尔巴乔夫原来是苏共总书记;叶利卿原来是莫斯科的市委书记;普金自称至今把共产党员证放在总统办公桌抽屉里,不时拿出来瞻仰一通。可见关键还是看能力。原来有头发有伞的人,根本不在乎是晴天还是下雨;原来是个秃子,指望一变天就长出满头秀发,这有点魔幻主义啦。
既有好处,又没坏处。为什么我依然不是党员呢?我说不清楚,您也别追问。也许,或许,是我想保持喊口号的权利吧。
事情要从我刚进入大学校门说起。那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刚刚批完两个凡是,还没想到要第一次反自由化,真是百无禁忌;那又是一个最糟的时代,一切都留在口号层面,没有人关心口号的上下文是什么。因为每隔两个星期,就会换一个新口号,没有人来得及去思考其他。就在这个时候,一群新生踏进了校门。若干像我一样的小屁孩,连口号都没有掌握,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学长和老师们不断更新层出不穷的口号。但是我们有热血,有精力,有一颗不甘寂寞的心。那点微积分力学什么的,根本耗不光我们的能量,也挡不住我们要刷存在感的强烈冲动(当年好像没有这个说法,见谅)。
没有口号储备,这也难不倒我们。因为我们还有与生俱来的本能,那就是:骂人。这活儿技术含量低,咱们很小就学会了。骂谁不是问题,谁个大我们挑战谁,哪还有比共产党更伟光正的吗?万户侯都不够格,我们直奔皇帝。每天早上一进食堂,端起稀饭,喝一口,煮渣了,从校长书记一直骂到毛主席;拿起馒头,咬一口,是酸的,从校食堂一直骂到党中央。想起来那年头食堂的馒头怕有一半时间是酸的,我们也就乐此不疲地天天骂。当然,一无生活二无理论,也难不倒我们。当时伤痕文学正茁壮着,所以我们的骂,大都是还是建立在文艺基础上的。有腔有调得好爽。
诚然,Freedom Is Not Free。骂人也是有代价的。其间一位师姐妹明眸善睐,婉转托人来表达愿意发展超越同学之关系时,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这怎么可能?她是个党员!扪心自问,我并不认为少女共产党员,就不青春靓丽吸引人,也不怀疑她将来能做贤妻良母。可是,那阶段我那个状况,成天嘴里对“我党”不是冷嘲热讽,就是骂骂咧咧。找个共产党员作女朋友,是在一起谈恋爱呢,还是在找架吵?可惜了那一段浪漫情怀,如花美眷,似水良缘,都赋予这断壁残垣。。。可惜了了!
就这样继续骂骂咧咧着,直到我四师兄横空出世。这位师兄比我高两个年级,是知青出身,年龄比我要大好多。但并不是最大的。在校的同专业本科生中,他排行第四,所以众称四师兄。四师兄教给了我第一个口号,让我及时从尚不入流的谩骂,升级到了喊口号的初级层次。
故事还是要从那个最好的时代说起。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我们迎来了学校空前绝后的一次民主盛宴,公开竞选全体投票选举本届学生会班子。真的是空前绝后,我即使后来来到美国,也没见着过更民主的。一连几天我们都蜂拥到礼堂听候选人的竞选演说。这天演说进行中,下一个演说的候选人迟到了。正在主持人们在研究是否要等时,我四师兄插进来了。他上过山下过乡,所以插个队对他来说是熟门熟路。
只见四师兄施施然走上讲台,在所有人反应过来之前,抓过话筒开腔了:“同学们,我是xx系的xxx。我不是今天计划中的演说人,但我一样愿意为大家服务。请大家给我两分钟时间,我的竞选演讲只有三句话。第一句:我不是共产党员!”
全场突然安静下来。大家面面相觑两秒钟,然后是疯狂鼓掌!
师兄很有范儿,只见他竖起两个指头,全场静下来。“第二句:我爸爸也不是共产党员!”哗哗哗哗。。。竖起三个指头,全场静下来。“第三句:我爷爷也不是,我家祖祖辈辈都不是共产党员!我讲完了,请大家投我一票。”然后一鞠躬,施施然走下台,扬长而去。留下听众是全场沸腾,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抱歉,有点像苏共代表大会的新闻报道。不过当时真那样。我就在人群中欢呼跺脚。大家在兴奋什么呢?我们听到了炸雷,我们闻到了硫磺味,我们有了新口号!
结果师兄以高票当选为副主席兼文体部长。当时我觉得咱们学校的党委书记真是开明啊!仅限于当时呵。无人不佩服我师兄的勇气。要知道那年代所有学生的命脉都捏在学校手里。这个命门就是“毕业分配”。现在大学生肯定不理解,听说居然还有分配工作这等好事,不用挤人才市场了,那不幸福死了?后来呢?后来我这位师兄就在学生会里入了党,毕业留校进团委工作。尽管他可能一天团员都没当过。这个时候,我再想想那位党委书记,好像不能仅用“开明”来概述了。
一时间,“我不是共产党员!”这句口号,风靡全校。即使他后来入了党,很多同学都不忿他的叛变,经常在路上堵住羞辱他。可用的方法,还是愤愤地高呼一声:“我不是共产党员!”四师兄从来不搭腔,只是默默地走开。同门师兄弟们都留着情面,不再在公开场合提起。但是当没有外人时,我们依然会高呼一声“我不是共产党员!”。师兄知道是善意的玩笑,也还是不搭腔,却是和我们一起哈哈笑,当时未尝没有几分得意在其中。
后来四师兄在留校期间读了在职研究生,然后到省团委工作。再后来,下基层从县长、市长一路升上来,厅长而后省政府秘书长,将到年龄时及早退休。他在基层时,每次回省城,车子里装的都是土特产,大部分是吃的。他会喊我们一起去分享。我们见面都是先呼一句:“我不是共产党员!”仿佛是接头暗号,哈哈哈一通。然后喝酒打牌,在酒酣耳热之际,牌紧情急之时,我们这句口号都会脱口而出,聊以助兴。不知喊了几年,其间渐渐地有些人失去再喊的资格了。
虽然我一直有资格继续喊这个口号,不知不觉地我也不再喊了。反正,自然而然地就不再喊了。都记不起来确切是什么时候。
可能是我看到四师兄这官做得兢兢业业,别人见他升迁颇快,其实很累。他能把从学校开始的周末和我们打牌喝酒的习惯一直保持下来,可见一斑。当年寒冬腊月,长夜难熬。几乎每个星期六晚上,我们都会潜入有暖气的实验室里打牌。夜宵就是晚饭时多买的一个冷馒头。唯一的福利是用电炉烧点开水喝。偶尔改善,就是剥几个小白鼠,或者到池塘里偷捞两条鱼,用脸盆煮汤。后来师兄留校有了单身宿舍,我们就基本停止了糟蹋实验室。但是宿舍里不能用电炉,经常会跳闸引来四邻的一片骂声。这种生活真有多少值得留恋?何况我们后来的聚会大都在宾馆度假村什么的,味道都变了。唯一相同的是这帮老同学。一不向他要官,二不要项目,他能在我们中间轻松片刻。
更重要的原因是,这口号的味道开始陈杂起来。一眨眼到江、李当政。虽然这二人父亲早已不在,但人家的养父或生父,毕竟都是著名共产党员。后来的明星如薄如习,父亲健在,但也都是大牌共产党员。再后来如李小鹏;以及师兄身边的那位,职位呼呼地就超越师兄,注定下一届就要接班的年轻副省长,不仅自己是共产党员,父亲也是共产党员,爷爷还是共产党员。从四师兄转到秘书长那条轨道,他的仕途实际已经结束。所以早早退休让道。假如让知道了今日的师兄从头再来一次,这回他还会不会喊口号呢?恐怕不一定会再喊同样的口号了。想当年口号需要频频换,也是不得已之举。
口号可能就是这样。喊口号的人自己以为了解口号的意义,却没法知道这口号对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很少有人能把一个口号喊到底的。即便是作为调味品的口号,从自己的口中喊出的,也保证不了是什么滋味。比如我,今天喝酒,发现菜先光了,又不想再去做。不由怀念起当年四师兄给我们带来的许多好吃的。眼睛四下一瞄,老伴孩子都不在。举起酒杯:我不是共产党员!权顶一口下酒菜。
想有权,要当官,
想当官,先入党,
1960年代,刘少奇主席就提出了“入党做官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