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来哟这边看过来，你若是我的妹妹招一招的那个手。。。

禹生西羌？沸沸扬扬，搞得司马迁一脸懵逼。此话孔子说过么？他是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夫子难得霸气侧漏。指着后人的鼻子骂：一帮只会无事忧天的家伙，你们的祖宗啥样，我说了算！话又说回来，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人之后的孔子，有理由小骄傲一下。夏的麻烦就在没文字，连考古也“不足征”。根本就没有文献，所有相关的文献，都是后来造出来的。我们就是能挖出些东东，也对不上号。

三代宗禹，皆因有夏。我们今天说中国，有夏、禹迹、九州等都是同义。说中华民族，又有诸夏，华夏等同义词。所以夏必须有。根据有文字后的商和周对禹独一无二的歌颂，我赞同把夏作为这块土地上的第一个国家形式的政权。以后在这块土地上建立的政权，不管人种部族起缘，都要承“夏”这个“统”。既要推翻人的政权，又要继承正统，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正神” 认下来。据说是带路党伊尹力劝成汤不迁夏社，如此而禹祀不绝。

要我说，禹真的不是一个人。禹可能是很多人。夏部族原来是神权统治的，任何取得部族首领地位的，前提必须是“禹神附身”，而取得首领地位后就可以直接被称作禹，每一代都是“禹”。身上附错了神灵的，比如不巧是鲧，就有可能被杀了。当然，可以猜想曾有过“鲧”灵还是“禹”更灵的两条神线的斗争，从流传下来的神话版本看，大“禹”派胜了。“启”据说是夏朝的第一个国王。或是厌倦了装神弄鬼，不准备再成天忙于要证明自己是神，而是要做个堂堂正正的人王。装神还是做人，是个纠结痛苦的事情。这种纠结，可以在后世的耶稣身世以及天主教历史中看到比较清楚。

“启”未必用来隐喻从石头中破腹产，可能有世俗政权或国家时代开创者的意思。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就全不装，所以他必须还是“禹的儿子”。“人子”这个称谓是不是有点眼熟？启怕是相当于犹太扫罗和大卫王的地位。但未必是他的真名字，以后的太康仲康少康，也不像是真名。仅是那个神权到世俗政权转换过渡的混乱时代拟人称谓。正是因为混乱，期间有人号称“羿”神附体也能轻易复辟篡位。杼可能是第一个夏王的真名，到那个时候，世俗政权才稳固下来。不必要靠神灵附体，仅凭人世间的血统就能继承王位了。从此后只能泛泛地称“天子”，却不能直接称自己是禹或其亲生儿子。禹逐渐向祖神转化。

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太平御览》八十二）一会儿有王，一会儿无王，正是世俗政权建立初期的特征。

夏，一群人，一个部族，一个国家也好，我们都不知道这群人当时说什么语言。好在“夏”是他们的自称名，发音比较可靠。根据语言学家研究，“夏”意思就是大。是个子大还是部族大，指人的成分多些吧？后来加个“华”，美的意思。在远古大和美几乎是同义，所以这也算是个叠词：“大大”？华夏合称，意指人的高大上，若指国家的话，近乎“厉害国”！你瞅啥瞅？不服？四千年的历史会淡淡地告诉你，万邦来朝，四海咸服！就因为大禹大大大大地大！

“夏国”所在，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大体在嵩山附近，豫西晋南一带。这个地方，商在其东，周在西边。夏若不曾在那里，商周之人也都没法“处禹之堵”，更不好意思号称华夏了。鲧的“封号”叫崇伯，崇同嵩。这点也没多大争议。禹和夏族人，该就住在嵩山附近。“羌”这个字在甲骨里挺多。如果“禹生西羌”这个说法自殷商开始，一切就顺理成章。“羌”在商时的意思就是那些在嵩山放羊的“人形动物”。而嵩山在“殷国”之西。正好说明夏在嵩山附近，禹就该生在那里。

号称鲧禹之都的阳城。在登封八方村附近的王城岗发掘出的龙山晚期古城，据说在时间地点规模上最符合“禹避舜子于阳城”这个传说。又说“禹都阳翟”，算给我们添些亮色。翟，雉也。夏，一解五色雉之大者。

到了西周，羌这个词突然消失，更别提“西羌”了。原因可能是1.周自己就是羌；2.羌是周的亲家；3.“羌”称呼太负面了，不能用来称自己的盟邦；等等。到了战国，这个字又出来了。可能是周和羌决裂了。周搬到东边了，诸如此类原因。但“羌”的意思还是和殷商时差不多，指国家西边的那些非我族类。现在“国的西边”和以前不一样了！战国时候的“西羌”，到了秦以西的义渠一带。是羌人往更西边逃了吗？这恰是传统上历史学者的看法和陷阱。

其实禹为什么从嵩山一直跑到石纽去出生，秘密全在“西羌”二字。我认同台湾学者王明珂的看法：西羌不是个民族概念，而是个地理概念，还是个不断漂移的地理概念。历史上并没有一个民族自称“羌”，都是华夏对异族的称呼。西羌和北狄东夷南蛮类似，并不针对特定族群，而是泛指住在华夏西边的异族人。西羌就是华夏居住区的西边缘，谁当时正好住在那边，谁就是“西羌”。当然，第一次听说自己就是“西羌”时，也都一脸懵逼。。。

可怜司马迁，为了写禹的那几句话，他没少东奔西跑。曾经到过四川，却并没想到去汶川石纽看看。当是时，所谓“西羌”还在河西走廊边缘。要一直等到魏晋，“西羌”才被推到青藏高原的边缘一带，与今天的概念基本重合。身在长安的太史公，怎么也想不通禹居然生到他西边去了。在夏本纪里他根本不提禹生于何处，实在要说，就偷偷改了一个字：禹兴于西羌（六国年表）！好在从嵩山走到当时的“西羌”还不算太远。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厘定少数民族时，住在川藏交界处的十来万人，听说自己是羌族人时，更是一脸懵圈。这群人起码说四种不同的语言，自认汉人藏人还有其它人的都有。怎么一夜之间。。。但是，听说会有自治地盘，还有官做，马上高高兴兴地认下了羌族。纷纷表示，那些原互相不通的语言，他们居然都能听懂六七成，本来就是一家。

老乡，你什么人啊？尔玛。就是本地人。问民族？我家先祖是湖广过来的，被本地头人招了女婿，肯定算汉人。什么，羌族？没听说过。。。

那些相信禹生在石纽，然后跑到中原去做官的人，是不知道三千里岷江有几十几道弯，还是不知道走下来需要两千年？从豫西晋南到陇西河湟再到河西走廊再到川康，这一路上世世代代多少人群曾顶过羌的名号。殷商时“羌”是不被当作人的，主要用处就是在有事时杀来祭祀。后来不至于这么极端，却依然是极强的“非我族类”标识。任何被汉人冠上此名的人群，都是非常屈辱的。然而，在绝望的境地下，正是“禹生西羌”这一句话，给了多少人回转的一线生机。这些人中一旦读书识字，便“幡然醒悟”，要么祖宗姒姓，要么是禹封的姚姓（虞舜之后）。连“最后一个匈奴人”赫连勃勃，都自称“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无奈，求个居住权，求个民族认同。

当然，这两千年中不是没有明白人，不断考证“石纽”原是河南的一个地名。四川那个只因同名而以讹传讹。这种噪音很不耳顺。说一声“误会”太轻浮，多少恩怨在其中。一代又一代，一步一个血脚印，才把大禹这尊祖神，一直请到了今天所在。“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夷夏之分，可不仅是衣服颜色不同。双方你死我活，为了土地资源，为了生存空间，相爱相杀了几千年。无奈在这片土地上，华夏就是正统，华夏就是生产力，华夏就是普世价值。。。华夏的疆域不断扩大，从嵩山脚下的小邦国，到东渐于海，西被流沙。其间多少泪，浇灌出重华。

上世纪初的汶川绵虒旧城文庙。我们耕读世家，学一样的圣贤书，不能是蛮夷。

除了华夏主体的扩张外，自主加入的民族不计其数。“执玉帛者万国”当时肯定凑不齐，但几千年下来可以有。大禹成了旗帜，最大的凝聚力所在。这些新加入的民族人群，皈依在大禹脚下。他们学定居种田，穿华夏衣冠，通过读四书五经谋求进入主流。有一件事必须做：修定族谱，重构家族记忆。将原祖先忘记，改溯到禹。各色神庙都改成大禹庙。据王明珂先生对近代羌人的考察，这个过程在局部可能是逐步推进的。他发现有“一村骂一村，一截骂一截”的现象。就是住在民族边界的人群，都标榜自己是真正的汉族血统，而骂住在西边或山里的人是蛮夷。住在西边村寨的再骂更西边的。通过将别人骂成野人，以强化自己是汉人。华夏边缘就这样不断向西推进。

这个过程一直持续了三千年以上。原本在羌地的游牧（或半游牧）部落秦，通过再造了自己的祖先，攀附成了华夏一枝。但自己心中没底，诸夏也不真心承认。所以秦编造了一个故事，说是一个奴隶叫做“无戈爰剑”的，逃亡了。带着羌人跑到西边（河湟）过日子去了。这个故事意义在于，告诉东边的诸侯国们：夷狄都在更西边，所以我秦国铁定在华夏之内。和近代边民一截骂一截是一个套路。正是因为华夏边界的不确定性，每个群体都努力把边界往外推，才能保证自己被承认而不遭怀疑。据说正是唐宋一些四川的知识分子，“考证”和传播了汶川的石纽就是禹出生地的说法，驱动恐怕还是为了自己的身份安全着想。

北川是现有的唯一羌族自治县。北川和汶川为了争大禹故里几多打起来嚄。汶川靠书上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北川依仗传说文物景点丰富多彩。。。

不管凭什么，我们因为一个共同的大禹，成了一家人。今天，最坚定忠诚，认认真真地祭祀大禹的，还是这一群人。有什么可说的呢？象耕鸟耘，或有其事。。。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