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路线斗争，无论是对有兵权的张国焘，还是没兵权的王明，毛都是留了后路，并没有赶尽杀绝的。但到了文革，失败者的下场都特别悲惨。为什么在那个人头滚滚的战争环境中还能有回旋，到了和平时期，却更加残酷了呢？因为以往只是高层之间的斗争，而这一次，基层群众参加进来。而群众斗争的形式，只会是粗暴极端的。

虽然接班人的位置是高危度的，排着队等着坐的人也不少。换一个或几个接班人，都是开个会举举手就能解决的问题。这一次，毛泽东却不得不需要搞一个全民运动。他的赶超战略，毕竟最终要靠群众苦干出来，要靠各级基层干部细致的落实执行。危机是，这一次他在人心上，包括官心民心，都占劣势。首先是官员们，蠢蠢欲动。他们很多都是曾在战争中出生入死的，建国后又苦干了十几年。现在地位权力有了，可就是不让兑现成富贵。不能封妻荫子，新贵族阶层被压制迟迟不能成型。这些官员都已不再年青，再不把权力转化成财富，或能把特权传给子孙，就来不及了。但他们这种欲求无法在政治上正确地表达出来，就会从国家经济政策上“曲线救国”。

老百姓那一头的问题一点也不比官员小。从战争到和平带来的红利很快吃完了。新一代成长起来，不是亲身经历的“忆苦思甜”已对他们没多少作用。虽然到了六十年代中后期，在没有多少潜力可挖的耕地田亩数上，粮食产量已经比建国初翻番。但随着人口增长和作为工业原料使用的增加，人均口粮没有多大增长，吃饭依然是个问题。人口的激增使各方面的压力突然被放大，一时间措手不及。城市里基础设施建设，住房建设，子女就业等欠账越发凸显出来。老百姓也已经艰苦奋斗了十几年了，也快到极限了。

是顺应官心民心作改变，还是再咬牙坚持下去，固执的毛泽东选择了硬“闯关”。通过发动群众起来斗官员，压制官员的贪念反弹。同时，也借此释放部分群众的不满情绪。更重要的，是让老百姓都参与进来，把多余精力消耗在政治上，提高政治压力，从而某种程度上压抑和抵消对消费提高的欲求。从文革一开始，口号就是抓革命，促生产。树立的榜样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其实就是一个意思，不计报酬，苦干再苦干。

文革看似搞得天下大乱，其实是让大中学生们冲锋发泄，而工农兵作为稳定力量。所以，文革中生产并没有停滞，只是沿着既定轨道向前。即使在看起来最混乱的时候，铁道兵依然年复年地凿山架桥，一寸一寸地把铁路向前铺设；工人们离开城市来到穷乡僻壤，从一砖一瓦起建设新工厂；地勘队员们背着两个馒头一壶水，在荒山野岭中一步一步地测绘；农民们年年冬天都顶风冒寒，用双手和铁锹挖河筑坝；石油大军铺盖一卷，就天当房地当床开始新会战；在大漠深处，军队和科学家还在默默地研制试验火箭和核弹。与后来宣传的相反，文革中工农业和科研成果都有长长的清单。即使包括开始的混乱年份，十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在7.1%。

但统计数据的增长率其实是不能反映出这些基础工作，对长远的经济发展究竟有多大的影响。毛泽东用政治运动作掩护，把他的低成本赶超战略延长下去。这种大规模的基础工作所应该付出的代价，确实是当时国力所承担不起的。仅靠着当年中国人民的牺牲和奋斗意志，坚持做了下来。即使是当年在沙漠中的惊世一爆，首席科学家说他仅有一次拿到过十元钱的奖金。这在任何其他国家，在中国的今天，都是无法想象的。没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没有那种特定的政治狂热氛围，以中国当年的条件，是做不到的。

但毛泽东选择文化作革命的突破口，的确有文化革命的需求和考虑。他深感在中国要工业化之所以特别难，很大程度上还是我们的文明，远没有进入工业时代。中国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上的传统文化势力特别顽固。由于中国特色，国土广大和人口众多，即使在生产力很低下的时候，维持一个少数贵族阶层特别富足奢华的生活水平都是很容易做到的。所以传统中国的精英们对提高生产力毫无兴趣，只是一门心思于如何挤入贵族阶层。这长期的“反进步”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正在阻碍着工业化的进展，和战略推行。

文化变革的途径主要靠教育，但教育的路线和方式，必须服从当前需要。大跃进是毛泽东心中永远的痛。在大跃进中，暴露出整个国家的官员阶层，缺乏工业基本概念和方法，都是在用前科学时代的古方蛮干乱干。而像钱学森这样的高级现代知识分子，一样没起到什么好作用。在钱学森身上，出现了教育断层现象。他前一半，受的是中国式传统教育，后一半，接受了世界上最先进和尖端的科学训练。他的象牙塔顶层的知识，对中国尖端技术的发展是有很大帮助；但对基础工业化，空有热情，却拿不出主意和办法。

毛认为中国当时的教育，同样普遍存在着断层。文科都还在继续教着传统糟粕；理科过分追高端，仿佛得不到诺贝尔奖就是废品（不管他自己的目标就是紧盯世界第一的）。而当前的工业化，迫切需要的是大批的有文化的基础劳动者。现代产业工人必须要有文化，但并不需要特别高精尖的科学知识，只要有阅读理解能力加上基础科学常识，就可以胜任了。当务之急，是要把这个有知识文化的劳动者的中间阶层迅速扩大成主流，中国的现代工业文明才能建立和稳定下来。当前全国的教育资源，要侧重于加速加快培训工人，培养各行业劳动者为主。而不是为了追求少数杰出科学家而把大批学生教育成不上不下的尴尬废材。所以，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同时，毛泽东还意识到了，如果存在过大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工业化是不牢靠的。中国庞大的农村和落后地区，是传统文化最顽固的根据地，足够淹没当前城市中的现代文明孤岛。因为毛自己就在战争中用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这个问题不下大力气解决，就会成为长久隐患。所以，他一方面结合三线建设，把工厂布局到边远地区，作为工业文明的火种和起点。另外，送医下乡，送戏下乡，送复员军人下乡，送科技下乡。最后，结合就业难题，把知识青年送下乡，希望能够用现代文明改造乡村。但由于政治上需要补偿农民，必须反过来说是让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只要让他们掺沙子在一起，自然就会发生化学变化。尽管古今中外的政治表述都是扭曲的，文革中的扭曲程度应该是最大的。

文革期间，毛泽东几乎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像护崽的母兽一样，靠疯狂的政治运动掩护，顽固地维持着他的赶超战略的延续。他知道他多坚持一年，将来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竞争力就会更强一些，占据战略上游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但人力有穷时，人心有疲时。阻力会越来越大，政治就相应会越来越疯狂。可还是有太多的事要做，太多的东西需要改变。正如鲁迅说的，在中国，作任何一点改变都万分难。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留给毛泽东的时间却不多了。

其实进入七十年代后，可能是有机会转变战略的。重工业这只工业母鸡已经养大，开始下蛋了。轻工业所需要的设备的制造已经国产化，具备能力并开始扩大日用品生产。农业机械大批地生产出来，配套的农技农机服务体系也已经建立起来，工业反哺农业正在实现。“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句空话，毛泽东也喊出了“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口号，预示有所转变。在国际政治和外交上，中国也基本经做好了开放进入国际社会的准备。但毛泽东可能是对他一手护大的中国工业体系，进入国际竞争的信心不足。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再作一轮“引进吸收”准备工作，就是以后要讲到的“四三方案”。

也许是毛在政治上走得太远太急，转弯过于困难。也许是他年事已高，没有精力再作天翻地覆了。他几乎已经用尽了政治手段。但再极端的手段，功效也有限度；再丰富的政治资本，也有耗尽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看不到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那一天了，晚年，他向尼克松哀叹：“我没有能改变世界，我只改变了北京周围的一些地方。”历时一年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和他一起走下来的有上万将士。但如果这条艰苦的道路要走上几十年，还有多少人能坚持下来？为了这个赶超战略，他一刻不停地把所有人，特别是官员们压榨得太狠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坚持，整整一代人的苦干和奉献。到最后，就在北京周围的那些地方，就在他周围的那些人，不管是爱他的，还是恨他的，在心中都或多或少地希望他赶紧死了吧，好能够喘口气。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