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与钱钟书

钟凝

刘晓波骂钱钟书包含了两个方面：钱钟书的研究方法和钱钟书的人品。先说第一个问题。

诚如刘晓波所说，钱钟书研究中国文化用的是注典引籍所谓“国学”的传统研究方法。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研究缺少新思维新方法，导致整体水平不高，这是大家早就感受到的。这不是钱钟书一个人而是整个业界的问题。

92年台湾李志仁出钱要拍一部大型的中国文化的专题片，请了社科院的几个研究员写了本子，制片人请我去提意见。我对撰稿人说，到现在拍中国文化还拍这些“鸡零狗碎”就没有意思了，因为已经拍了太多这类的片子。中国文化有什么、是什么，这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要好好想一想中国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它的系统特征是什么，它的发展模式是什么，它的哲学超越是什么，它的社会超越是什么，它的个性超越是什么。过去看中国文化都是纵向分切的，这是中医中药，那是文学，那是艺术等等，现在应该从横的层面来看中国文化的精神底蕴。撰稿人对此很不以为然，他们搬出了钱钟书，说，那钱钟书也成了“鸡零狗碎”了？我说，对，钱钟书就是“鸡零狗碎”。这部片子后来没有拍成。以后，中央电视台和北京大学的教授们搞了一个很长的中国文化专题片，果然就成了“鸡零狗碎”。

社科院的那么多研究员，北大的那么多教授却只能搞出点“鸡零狗碎”，为什么呢？

史学界历来有所谓“以史带论”和“以论带史”的区别，有些类似经济学中的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区分。一般来说，搞研究的人天然倾向“史”和“实证”的东西，因为那被看成是“硬功夫”，搞出来的东西扎实，不容易发生歧义，容易得到公认。而“论”和“规范”的东西就很个性化，它和个人的切入角度、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有密切联系，容易产生歧义，很难得到公认。应该说，用什么方法进行研究，原本是研究者个人的自由，他人没有权力对此说三道四。

但是，研究方法这个问题在中国又有一些很复杂的背景。

第一、中国的典籍实在是太浩繁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之相比。研究外国历史、外国文化的时候，由于相对来说典籍不够丰富，常常借助其他资料进行推论，你不必担心别人指责错误百出。但在中国可不得了，你就是一辈子勤勤恳恳、小小心心也会踏入雷区。86年开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时，复旦研究地理的一位老先生谭琪骧引证历代地方志，就把杜维明、余英时、李泽厚这些人驳得差点没背过气去――他们哪有时间看地方志啊。正是从那以后，认为儒学是中国文化主线这一“大论”开始动摇了。所以，在中国搞“论”有它特殊的难度。

第二，清朝大兴文字狱，让知识分子闭嘴，不让他们“论”，逼出来一个“乾嘉学派”。在统治者的提倡下，这个钻故纸堆注典引籍掉书袋的研究著述方法成了“风尚”和“传统”，谁要没这两下子，就免开尊口。就连胡适、鲁迅这样的新派人物都掉了进去，更遑论钱钟书了。

第三、清末民初，中西文化交汇，出了个王国维，史论兼备，本可以开出一条新路，却被五四新文化一棍子打死在那里，既然中国文化是臭狗屎一堆，有了这个“大论”还要“小论”干什么，谁还会费力气去说“也不尽然”云云呢？到了共产党时代，封嘴封的更厉害，别说“论”，连“史”都没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一言堂，连秦始皇都要自愧弗如。

所以，改革开放后，由于国学失传，对国外社会科学的新发展也仅略知其皮毛，文化界大部分人重新拣起传统研究方法是必然的。对于钱钟书来说，这也是他唯一能走的路，高龄的他要换一种研究方法既便不是不可能也是十分困难的。所以，这个账不能算在钱钟书头上。公平的说，在用传统方法进行研究的大群人中，钱钟书取得了最高的成就，他获得这些人的赞赏是理所当然的。

应该说，任何一种能产生价值的研究方法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在没有论证其不能产生价值之前就否定一种研究方法，这不是正常的学术之道。英国著名现代派诗人艾略特在谈到现代派时说，现代派不是一种否定，而是一种加入。经常拍着胸脯自称现代派的刘晓波看来并不懂得现代派的真蒂。学术界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并不能否定“鸡零狗碎”也有其价值，也有其存在的理由。

另一方面，80年代确实有一批人要冲出传统的“围城”，他们引入了系统论和其他一些方法，借鉴了汤因比、韦伯等虽然并不真正了解中国文化，但却能从远处观察其整体形态的外国研究者的观点，最著名的就是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论。应该说，如果这个过程发展的好，历史文化界就能形成研究中国文化的不同视点，类似在地球上和在宇宙空间观察地球那样。很可惜这个过程被破坏掉了，而破坏这个过程的人，一个是金观涛自己，一个就是刘晓波。

金观涛做“河殇”的顾问，开了一个很恶劣的先例，就是不顾甚至歪曲历史事实来“造论”。“河殇”的作者苏哓康等人，文人而已，他们那点零碎知识还不够就饭吃，他们的目标是用笔煽情，只要能煽情，其他都无所谓，都是可以“创作”的。金观涛虽然学化学出身，但有个学历史的老婆，而且以“学者”面目出现，却明知“河殇”歪曲史实而“顾问”之。虽然在“河殇”解说词的小册子后面，金观涛做了解释，说“河殇”很多地方不符史实但为了宣传云云，但他的功利主义让许多真正的研究者侧目，而他自己以后再也没能搞出像样的东西来。研究一旦走上功利的道路就必然如此。

刘晓波的“论法”就更奇特，他不“论”学问专“论”人，目标是专找大人物，方法是只用判断不用推理，结论都是一棍子打死。刘晓波以骂李泽厚起家，因为在80年代文化热中，李泽厚最热。李泽厚是中国最后几个可以勉强称得上“学贯中西”者，他吸收了许多新思维新方法，同时典籍功力深厚，力图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虽然其学问的问题很明显，但得到普遍尊重。刘晓波骂李泽厚果然使那些专门炒新闻的人得到材料，使不学无术的刘晓波一夜成名。现在，“钱学”最热，刘晓波当然不甘寂寞，骂钱钟书可以使10多年来找不着骂的对象快被人遗忘的他重新回到人们的记忆中。

功利主义和骂人堵死了本来很有希望的新研究方法之路，它败坏了学术空气，使希望进入新方法的传统主义者疑惑不前，使已经使用新方法的真正的研究者怕被人误解而沉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刘再复。虽然他的观点有许多可探讨之处，但他是位真正的研究者。他也批评李泽厚，但并不影响他们的关系，可谓君子之交也。刘再复对刘晓波的骂人之道极其厌恶，结果麻烦惹到自己身上，只好洁身自好去也。

再说人格。

刘晓波骂钱钟书的人格没有一点实实在在的材料，全都是臆断。中国知识分子生活在共产党阴影下实在是太不容易了。这要从两面说。一方面，他们遭到真正的剥夺，包括物质和精神；另一方面，他们对共产党拉起的“人民利益”的大旗很难拒绝，也很难分清，被迫一步步当了殉道者。钱钟书进“毛选”编委会是中国人民和中国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抱有莫大希望的时代，几十年后刘晓波脱离历史环境拿来说事，实在是蛮不讲理。

钱钟书成名是在共产党执政之前，所以他有资格进“毛选”编委会。“围城”电视剧使他名声从学术界进入了社会，但这不是钱钟书的策划，他与电视剧毫无瓜葛。观众认可这部电视剧进而认可钱钟书的小说，真真正正说明了钱钟书的文学水平，这里面没有任何“名人策略”。刘晓波如果对此心中犯酸就应该拿出点实实在在的东西来。

至于钱钟书的“清高”，原本是名人保护自己的时间和自己精力的通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比如刘晓波要去拜访亨廷顿，亨大爷一定不会理他，但是克林顿要见亨大爷，即使他私心里并瞧不上那位花总统，但断无不理之可能，此乃人之常情也。媒体抄作这种“清高”，那是媒体的“新闻自由”，与钱钟书何干。

还剩下钱钟书拒绝哈佛教职的事。刘晓波那么推崇的哈佛要聘钱钟书，说明钱钟书的学问、水平得到国际公认，并非“名人策略”造出来的。刘晓波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在钱钟书和哈佛之间必有一个刘晓波的判断为“非”：要么是哈佛没有水平，它竟然要请一个刘晓波笔下的骗子来当教授。要么是哈佛和钱钟书都真有水平，而刘晓波才是真正的骗子。

钱钟书说他的学问哈佛不懂，这是一句地地道道的实话。哈佛并非哪一行都是顶尖，这是个常识。就说经济学，芝加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比哈佛多得多，所以弗里德曼幽默地说，获诺贝尔奖的途径之一就是上芝加哥。哈佛商学院的大牌教授亲口对我讲，在商学院所有课程中，战略管理和领导能力哈佛领先，市场营销是凯洛格领先、创业和企业家精神是斯坦福领先，而金融财务是沃顿和芝加哥领先。所以学MBA的人一定要想清楚自己要学什么专业再考虑报哪所学校。学生是这样，教授也是这样。哈佛的中国文化研究和教学没有一个人象钱钟书那样用“掉书袋”的方法。用刘晓波的话说，钱钟书的书是故意设了障碍让人看不懂，连刘晓波这个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中国人都看不懂，外国人能看懂吗？

哈佛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水平并不高。几年前，前美国驻华武官魏老将军请我吃饭时谈起了美国的对华政策，我对他说，美军占领日本时，请了文化学者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文化进行深入分析，麦克阿瑟将军基本上采用了她的建议，所以美国对日政策是成功的。为什么美国败在中国手里三次？魏老将军说，我们的政府和学者都不真正了解中国。哈佛的中国研究水平和美国总体对中国了解程度是联系在一起的，对这一点，所有在美国生活过的中国人都有切身体会。在这样一种气氛中，钱钟书到哈佛来干什么呢，当哈佛的花瓶吗？

刘晓波对钱钟书拒绝哈佛教职气愤溢于言表是有原因的。大约是9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刘晓波那不利落的嘴唠叨了大半天，内容己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只记得他的一声感慨，他说（大意），我血管流的是外国人的血，可我偏偏是个中国人，我真恨我怎么会有中国人的父母，搞得我现在在中国混不下去，外国也不接受我。

后来听人说，刘晓波向许多西方国家的大学申请教职都被拒绝了，他申请还都是三、四流的，象哈佛，他知道人家不会理他。可那个钱钟书牛B的给他他都不要。刘晓波能不恨得直咬后牙槽吗？

刘晓波，扩大点说，还有苏晓康，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特色”而且成了“现象”。在真正的民主国家没有他们产生的土壤。我和美国电视界有很多接触，他们拍摄历史、传纪这类片子时极其认真，对史实反复考证，有争议的地方要把主要的不同观点都摆出来，不象苏哓康，拿历史为政治服务，而且政治观点会从极力拥护“新权威主义”即新独裁主义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派”。也没有刘晓波那样的“骂人家”，所以人家不用刘晓波。

刘晓波和苏哓康都是地道的共产党生出来的怪胎。他们从共产党那里继承了“唯我独…”的思维模式，凡是不符合他们选定观点的史实、方法和人，都要篡改歪曲和赶尽杀绝。他们还从共产党那里继承来“拉大旗做虎皮”的方法，扯了“自由、民主”做挡箭牌和遮羞布，使那些善良的受攻击的人反击时颇有顾忌，有些人虽心有不甘却被迫做了殉道者。

刘晓波的血管里流的是地地道道的共产党的血，因为他根本不知自由民主为何物。他以为言论自由就是骂人自由，他以为民主就是以他的好恶为标准。现在，刘晓波靠骂名人成了名人，而且总算有了骂名人的继承人，我常常想，如果余杰也来骂名人刘晓波，那将是怎样的一场好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