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激情演说惊呆世人：中国是抗日战争的战败国
马英九说，所谓中国是抗日战争的战胜国，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战胜国，又失地又得不到赔款？马关条约日本获得中国2亿两白银赔款，相当于日本7年的财政收入，二战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人1分钱都没有拿到，天理何在？而且日本从来没有承认战败，日本从官方到教科书和媒体都使用“终战”一词。有人问马英九，假如你获得日本2万亿美元战争赔款，你会拿来做什么？马英九说，我会像1895年日本从马关条约获得中国2亿两白银赔款那样，优先用在教育上，让乡村的孩子们都上得起学。
二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败国被盟军占领，当时的中国作为美国的盟国，完全有能力收回琉球群岛和钓鱼岛，只要中国开口，这些岛屿的管辖权很容易归还中国。可是，忙于内战的中国人已经顾不上这些领土，放弃了大好机会。俄国人和韩国人占领了原先属于日本的岛屿，牺牲最大的中国人什么都没有得到！中国是一个得不到赔偿也得不到道歉的战胜国，是一个只有牺牲而没有胜利者权利的战胜国，是一个为了内战需要随时准备与日本和解的战胜国，是一个不会惩罚敌人只会两党两派自相残杀的战胜国！
直到1970年代，美国人把琉球群岛和钓鱼岛的管辖权正式交给日本的时候，中国人才逐渐醒悟，因为自己的疏忽，不但琉球群岛得不到，连钓鱼岛都要失去了！而在这之前，沉迷于内斗的中国人已经有数千万人死于文化大革命等残酷的政治运动。
中国人就是这样一个悲剧的民族，它总是热衷于民族内部的自相残杀，而对关系到民族福祉的生存空间漠不关心。领土是一个民族的生存空间，是一个民族最大的财富和最宝贵的资源。对一个民族，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无论实行民主还是专制，没有生存空间一切都是空谈。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丢失了大量的领土，生存空间遭到极大的萎缩。今天，我们保卫钓鱼岛，就是要向全体中华民族，要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们再也不能丢失一寸领土了！”
二战结束后，俄国人把被俘的德国军人和日本鬼子送到西伯利亚做苦役，大部分人死在劳改营里。可是中国人却把大量的日本鬼子兵遣送回日本，少部分战犯关押在战犯管理所，好吃好喝，最后全部遣返。中国以德报怨，换来的是日本人的轻蔑。俄国人残酷惩罚日本，获得日本人的敬畏。这充分反映了中俄两个民族不同的民族性。
中华民族是个自虐型的民族，它对自己的同胞百倍地残酷无情，却对残害自己同胞的日本鬼子百倍的仁慈。中国人对同胞是冷漠的、厌恶的、凶残的，而对外国人却是热心的、喜欢的、敬畏的。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对日本俘虏优待备至，把他们像老爷似的供养起来，宁愿自己吃少点、吃差点，也尽量让日本俘虏吃多点，吃好点；日军撤退后，中国人民无微不至地抚养日本人留下的孩子，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说：“孩子是无辜的。”
中国人真的又把“无辜的”这个词抬得太高了么？不尽然。中国人想来不会忘记文化大革命吧！在那场残酷的政治运动中，中国人对那些所谓“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又何其残忍无情，他们被迫与他们的父母“划清界限”，被逼离出校门，被剥夺政治权力，被关被打……
中国人“对内残酷，对外宽容”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与其它民族形成鲜明对比。以钓鱼岛为契机，实现对日开战，让中国人摆脱内斗魔咒，改变中国人喜好内斗的形象，让中华民族团结起来！
我们赞同和平发展，但是绝不能软弱退让，不能有惧怕战争的思想，当中国的领土钓鱼岛被非法侵占的时候，中国人应该拿出决心和勇气，用大炮的震耳欲聋声让敌人颤抖！应该让他们知道中国人不是一群只知道口头抗议的懦夫！
The trigger for the Japanese Pearl Harbor attack was the US oil embargo against Japan, and the
reason for the US embargo was to force Japan to exit from China. China, mostly under the Nationalists,
was able to hold off the Japanese for many years, but defeating Japan all by China was not a
realistic probability. This is the core of the (mostly correct) Nationalist defense strategy.
The Japs are willing to be the US poodles but completely ignore the Chinese for a reason.
The Chinese national defense should be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Japan is her eternal enemy.
Asking for their apologies makes little sense. When China is able to send strategic bombers to fly
around Japan on a regular basis (like the Russians can), whether Japs apologies or not will make no
difference.
俄國占了最多中國土地 美可沒占 怎不打走俄國? 向俄一面倒的毛才是賣國賊 擁毛的是白痴
----为什么毛不把苏俄鬼子从中国领土上赶走呢？！“ 反对毛泽东的都是卖国贼”？？？就你这种认识和思维方式，就知道茅左都是些什么货色了？！
谢谢！学习到不少知识。从这些事都可以知道中共一贯采用双重标准，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完全没有什么民族气节。
二战后苏联在东北滥发军用券,大量抢购中国物资
本文摘自：《档案春秋》2009年05期，作者：卢立菊 付启元，原题：《刘顺元被“冷冻”的前前后后》
刘顺元（1903-1996）是中共重要的领导干部之一。从上世纪20年代参加革命工作时候起，他先后担任过中共济宁特支书记、江苏省委沪西巡视员、陕南特委书记、安徽省工委组织部长等。1947年任旅大地委副书记兼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他曾与刘少奇推心置腹地谈心，一度是陈毅的亲密棋友……然而这样一位赫赫有名的同志，新中国建立后却被“冷冻”了四年。
一、失望
话得从刘顺元到东北谈起。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为了获取有利的战略要地，以防国民党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决定从华北、华东、西北各解放区抽调十万大军和几万干部，日夜兼程地奔赴东北，建立稳固的根据地。
当时担任淮南区党委副书记的刘顺元，出于对东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的理解和对苏联特殊的仰慕之情，便主动要求去东北工作。
经过长途跋涉，刘顺元和他的妻子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沈阳附近的苏家屯。在那里，刚从沈阳撤出来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干部科长李之琏悄悄告诉他：东北局是被苏联红军赶出沈阳的，苏军司令部曾威胁他们说：“你们不走，我们就用坦克把你们赶走。”刘顺元半信半疑，当他乘上苏联管理的火车去旅顺赴任旅大地委副书记时，看见一列列满载着中国的铁轨、机器和其他物资的火车，呼啸着驶往苏联，又亲眼目睹了苏军士兵的一些不堪之举。苏联的神圣光环，在刘顺元心中黯然失色。
在旅大，刘顺元经常听到当地老百姓称苏军为“大鼻子”和“老毛子”，刘顺元一开始认为这是国民党进行反苏宣传造成的。后来经过在工人群众中的调查了解，他发现：苏联士兵军纪松弛，引起了老百姓的强烈反感。他曾听见一位工人叹气说：“咱们关东人运气不好，‘小鼻子’走了，又来了‘大鼻子’。”刘顺元所在地委机关办的合作社里，也常有苏军士兵将子弹和冲锋枪偷出来换酒喝，甚至连楼房的柚术地板，也被苏军士兵撬去烤火。刘顺元为以上这些事善意地向苏军司令部反映，他们却说：“攻占柏林他们是有功的，难道还能为这些小事就枪毙他们吗？”刘顺元感到非常失望。
二、抗争
尽管以刘顺元为首的旅大地委对苏军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和忧虑，但为了党的利益，还是顾全大局，与苏军司令部紧密地合作。但在筹组关东行政公署的时候，刘顺元与苏军还是发生了冲突。
矛盾的焦点是官员的配备问题。苏联为了便于控制公署，要求任命大商人迟子祥担任关东行政公署的主席，并且要由迟子祥举荐的人任财政厅长、建设厅长和商业厅长；而中共旅大地委的主要负责人刘顺元只能任副主席。这是赤裸裸地要建立一个完全听命于苏联的地方政府。迟子祥在日本统治旅大时期，担任商会会长，有不少劣迹。苏军占领旅大后，他最早打出维持会的旗帜欢迎苏军，以后又逢会必振臂高呼“斯大林大元帅万岁”，赢得了苏军的好感。刘顺元反对由迟子祥担任关东行政公署的主席，为此曾向东北局和南满分局报告。东北局和南满分局从全局利益出发，回复说：“旅大是苏军管制区，大政方针还是以苏为主。”刘顺元只好表示同意由迟子祥任关东行政公署主席。
关东行政公署成立后，苏军司令部遇事并不是派人到关东行政公署来协商，而是采取过去的老办法，把关东行政公署的官员找到苏军司令部去训话。苏联人要中国官员回答问题或汇报工作时，中国官员必须站立起来，恭恭敬敬地说声：“报告，我是关东行政公署的某某。”这使刘顺元不禁想起中国近百年任人宰割的历史。同时，苏联人对中国官员的衣着、装束也加以约束，要求凡是关东行政公署的官员，都必须着西装、系领带、穿皮鞋、留长发、刮胡子；并说不这样打扮，人家会说是“八路”。刘顺元有一次忘了刮胡子到苏军司令部开会，苏军司令竞嘲讽道：“刘主席没有钱理发吗？没有钱到我们这里来领几个钱去！”刘顺元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只是为了保持与苏联的友好关系，还是容忍着。但是不久，在为货币改革和签订中苏合作协定上，因事关中国的主权和尊严，刘顺元终于拍案而起。
1947年5月17日，苏军司令部通知关东行政公署和中共旅大地委，以国民党东北行辕副参谋长董彦平中将为首的视察团将于6月初来大连视察。为了使国民党不能染指大连的事务，宣布立即实行货币改革。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苏联人到东北以后，滥发军用券，这种券纸质很差，印上1元、10元，上面用中文写着“东北地区通用，拒用者按军法惩治”。他们靠这种军用券，把东北的许多物资弄走了。以后国民党派视察团来，要求接管大连。他们怕国民党拿这种军用券抢购物资，想出了一个对付的办法，来个货币改革。
改革的内容是：居民所拥有的军用券（苏军到东北发放的），都必须到兑换所重新加印记，才能继续使用。盖印前，还在军用券上贴一张小纸条，把原来面值较小的货币，变成面值较大的货币。这种办法实际上就是货币贬值，农民养的一只鸡，转眼就成了一只鸡蛋了。除了货币贬值，还实行现金管理。规定“在兑换期间，凡居住于关东地区之人民每一成年人应有盖印记之钞票，以3000元为限；每16岁以下者以1000元为限”。刘顺元认为这样会把经济活动掐死，工厂生产没有流动资金，严重影响老百姓的生活。因此向苏军司令梅尼兹柯夫反映，梅尼兹柯夫却蛮横地说：“我们管不了这些！”并要求刘顺元以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的身份，到大连电台去讲解这次货币改革的意义和办法，遭到刘顺元的严辞拒绝。
紧接着在签订中苏合作协定时，双方又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在协商签订中苏合作协定的过程中，苏军通知刘顺元带上行政公署的图章到大连的苏军司令部来。刘顺元匆匆忙忙赶到司令部的时候，却在那里等了两个小时，到了午饭时分，苏军一位少尉出来通知说：“签协定的地点已经改在旅顺的总司令部，请你马上赶到旅顺去！”刘顺元赶到旅顺的时候，听说文件还没有起草好。又等了两个小时，苏军才慢腾腾地出来说：“现在文件搞好了，你们可以签字了。”刘顺元觉得在事关中国权益上不允许中国人作任何讨论，便要强迫签字，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侮辱，于是便气愤地拂袖而去。
三、被逐
由于刘顺元在货币改革和中苏合作协定签字两个问题上，没有顺从苏军，并且他曾在苏军的眼皮底下发展中共的军工生产，苏军司令部非常恼火。他们迅速向莫斯科报告，要求把刘顺元逐出旅大。
莫斯科接到报告后，同意对刘顺元采取果断措施。1947年9月苏军代表巴申对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秘书长杜平说：“这是我的总司令、副总司令的意见，请你把问题报告上级，予以解决！”同时，苏军司令部的彼得·罗夫斯基中将向旅大地委书记韩光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旅大地委进行了专门的讨论，一部分同志对刘顺元大义凛然的行为表示支持和钦佩；一部分同志或明或睹地指责刘顺元带头“反苏”。旅大党内的意见分歧，反映到南满分局，南满分局书记陈云指示在党内展开讨论。正当旅大地委争论激烈的时候，1947年10月30日苏军司令部下达最后通牒，旅大地委的所有领导人屈于苏联的压力，都不得不公开表示拥护苏联。旅大地委书记韩光无可奈何地说：“我思前想后，咬紧牙关，只得让刘顺元下水了！”第二天，旅大地委书记宣布人事变动：刘顺元辞去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其他对苏军有不满言论的同志，或靠边休息，或被降职使用。刘顺元就这样含着满腔义愤离开旅大。
四、“冷冻”
刘顺元被逐出旅大后，一些中共领导人对他的境遇非常同情。陈毅曾好言劝慰他：“这哪是什么反苏嘛……”并推荐刘顺元担任刚解放的济南特别市委书记兼济南警备区政治委员。
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同成立。当时我们整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对苏一边倒，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报刊都先后发表文章批评铁托集团反苏，刘顺元的处境日渐艰难。与此同时，斯大林派出了以苏共中央委员、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来中国。他们名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为考察中国对苏联的态度；而且指名要访问刘顺元为市委书记的济南，看看中共中央有没有处置对苏联不友好的刘顺元。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中苏两党的关系，非常器重刘顺元的刘少奇叹息说：“刘顺元的工作只好动一动了。”
1949年12月下旬，刘顺元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通知，要他赴北京听取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在北京，刘少奇派专车把他接到中南海自己的办公室面谈，对他说：“旅大的事，关系到中苏两个大党、两个大同的关系，而搞好中苏关系，是我同目前的最大利益所在，屉头等的政治问题。所以我找你来，不是劝说你，而是命令你，从搞好中苏两大党、两大国关系的角度，认真地写一份检查。至于旅大的主权，我们迟早都要收回的嘛。”
刘顺元回去以后，认真地写了一份书面检讨，交给中共中央，同时他被连降三级，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下属的财政经济委员会规划局局长，在华东局机关内做一些不需要出面的工作。刘顺元从此被“冷冻”起来。
斯大林逝世后，当年不得不命令刘顺元“隐姓埋名”的刘少奇下达指示“可以重新分配工作了”。这样，刘顺元复出，担任江苏省委副书记的职务。刘顺元的复出，意味着旅大事件的实际平反。他于1955年2月当选为江苏省副省长；1956年1月，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1957年代理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文革”中他受到冲击，“文革”结束后，先后当选为江苏省政协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84年离休。1996年2月因脑溢血逝世。
没有？那可不好。品德有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