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帮中年朋友忽然聊起了顾城，说现在的青年里再也没有像顾城那样的天才了。其实顾城之所以成为顾城，他父亲顾工的影响和帮助是功不可灭的。

一九七三年，顾工带着老婆孩子从外地回到北京，没有地方住。他与我大哥原来在一个单位，文革前后的个人经历略同，落难后又都是喂猪的。他妻子是我们安庆老乡，就来与我大哥和母亲叙乡情。那时我也带着女儿在北京小住，我知道像大哥那样菩萨心肠的人，一定会让出几间房子来与他们家合住。果然，只商量了一次，顾家就搬来做了邻居。两家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厕所。尤其是我带着女儿在那里闲住了两个多月，更与顾城和他的姐姐顾乡有了许多闲聊的机会。他们姐弟二人也喜欢逗我女儿玩，顾城经常让我女儿骑坐在他的肩膀上，在楼道里疯跑，使我母亲又高兴又担心。

大哥说：“顾城这孩子真不简单，小小年纪就办了一份报纸。”他指的是当时顾城所办的小报“蒲公英” 。那是与“参考消息”一样开版的报纸，是顾城早期朦胧诗的唯一载体。“参考消息”卖每份二分钱，“蒲公英”卖每份三分钱。顾城自己和他的朋友们去街上叫卖不定期出版的“蒲公英”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那时候何处不是文化沙漠啊？一期“蒲公英”就像一场毛毛雨一样，很快没了踪迹。我那时已经懂一点成本会计学了，就对大哥说：“就是卖每份五分，恐怕也要赔钱吧？”大哥悄悄对我说：“他用的纸张和人工都不用花钱，是顾工请报社的师傅们加夜班印的。这年头就是有钱赔，哪个印刷厂敢给他印呢？”我恍然大悟地说：“难怪顾城小有名气，大概靠着他是顾工的儿子吧？”当时我的十二岁的侄儿马上插嘴说：“再过几年，恐怕别人认识顾工，就要靠着他是顾城的父亲了。”此话果然言中了。十年之后，我读到一本外国人写的《中国文学史》，最后一章的标题就是“中国朦胧诗的奠基人顾城和顾城的朦胧诗” 。那时我正好在顾工的家乡上海，在书店找不到顾城的朦胧诗集，却找到了一本顾工的《北京的春天》。旁边一位青年问我：“顾工是谁呢？”我回答说：“就是顾城的父亲呀。”他马上说：“我也买一本。”

是啊，因着儿子顾城闻名世界各国，知道顾工的人也越来越多。尤其到最后，顾城在新西兰的噩耗传来，顾工不料成了超级新闻人物。那时，他该承受了何等撕心裂肺的打击啊。望子成龙是天下父母共同的心愿。如今的父母拼命地培养孩子当歌星、影星、体育明星。即使能成功，充其量也不过像二十多年前的顾城那么有名气吧? 奉劝这样的父母小心：你们一定要具备像顾工那样强健的心理承受能力啊。

（二○○六年一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