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韩博 王海毅

迷信“水”和“十三”的戴笠

戴笠原名戴春风，1896年出生于浙江江山，生活一直穷困潦倒。年轻时，他请一个人称“神算子”的算命先生看相，算命先生说他：“八字属双凤朝阳格，但因缺水，故早年命运蹉跎，仕途难登。”戴春风深信不疑，立即更名为“戴笠”，意为雨中戴笠的农夫，这样水就充沛了。

机缘巧合，更名后的戴笠青云直上，当上了国民党军统局的局长，他便更深信自己逢“水”必“兴”。此后，戴笠所有的化名全部有水，如：汪涛、涂清波、沈沛霖等。

1944年，戴笠手下的秘书英渠觉得“沈沛霖”用得过滥过久，便讨好主子，建议更名为“洪淼”。戴笠听后觉得此名确比“沈沛霖”水分更多，心中大喜，为此还特意奖赏了小秘书一支德制左轮手枪。

一次，军统在歌乐山北麓罗家湾修建房屋。戴笠请风水先生指明哪有“龙脉”，哪些地方不宜建“阳宅”，以避“雷公”和“地神”。谁知，一个管工不明情况，随意开工，戴笠便认为乱了“八卦方寸”。气怒之下，竟派人在夜里用榔头将那管工活活敲死，以做祭门之鬼。戴笠住宅的门楼因遭雷击而倒，术士说是地下藏有“诡石”，戴笠便叫人挖地三尺，可没见“诡石”。术士又说，必须“三砌三拆”方可“镇邪压怪”，戴笠竟真的命人将门楼三砌三拆。

戴笠还对数字“十三”非常忌讳，他的生日就是农历八月十三日，为此他特意改为“十四日”。一次，戴笠在西安与“西北王”胡宗南打麻将，打到十二圈时，戴笠不想打了，但胡宗南玩性正浓，戴笠又抹不开“面子”，便佯装肚子疼。胡宗南信以为真，连忙叫来军医。结果，戴笠看到军医背的药箱上印有“十三”字样，连忙将那军医骂走，也顾不得“面子”了。戴笠在西安霸占了杨虎城军需长王维之的一栋别墅，当他看到门牌号是“十三”时，立刻火冒三丈，叫来西安市政局局长肖绍兴吼道：“谁定的这门牌号？”肖绍兴战战兢兢地说：“您这房子确实应该是玄枫桥十三号啊？”戴笠怒吼：“什么叫确实，什么是应该，你给我改为十四号！”

1946年3月17日下午1时13分，戴笠的专机因大雨雷电，坠毁在南京郊区江宁板桥镇附近的戴山山腰上，戴笠的尸体在大雨中淋了三天三夜才被找到，而3月17日正是农历二月十三日！戴笠如此迷信，如此在意“水”与“十三”，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偏偏死在“水”和“十三”上。

喜欢测字的“邱疯子”

1902年，别号“邱疯子”的邱清泉出生于浙江永嘉县蒲洲乡中埠，家境贫寒。他自幼好学，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在此期间还做过家庭教师，就是这样一个才华横溢、饱读诗书的“文化人”，却非常迷信。

邱清泉在投身黄埔前，曾刻意算了一卦，卦上说他：“运势向南，有贵人相助。”恰巧，国民革命军也在南方，邱清泉就南下广州，考入黄埔二期。此时，蒋介石正值壮年，也是英气十足，使邱清泉更加觉得他的“命”在国军，而蒋介石就是“贵人”。后来，邱清泉虽赴德留学，但他仍十分迷信。

邱清泉迷信的性格在后来不但未得到改善，反而愈演愈烈。

一次，他的黄埔一期大师兄孙元良和他开玩笑，找来了人称“神算”的原十六兵团监察官尹天晶给他测字，声称：“一测便可知吉凶！”邱清泉颇为认真地在纸上写了个“笑”字，毕恭毕敬地递给尹天晶，希望讨个好彩头。谁知，尹天晶看了片刻后紧锁双眉，慌忙把字条收了起来，并连声说：“不算了！不算了……”邱清泉心中直发毛，但仍强装镇定说：“君子问祸不问福，但请直言。”尹天晶低声说：“笑乃二人升天也。”

邱清泉顿时脸色铁青，后来，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

淮海战役前，邱清泉奉命率部驻扎在河南商丘。当时，邱清泉就认为“商丘”与“伤邱”同音，心中大为不悦，并因此给上级连打了几次报告，请求撤离商丘。上级不明原因，不允许他撤离，邱清泉便自做主张，将部队撤到商丘附近，宁挨处分也不进商丘。

后来，邱清泉与杜聿明一同被解放军包围于陈官庄。眼见大势已去，穷途末路，可邱清泉的迷信病又犯了，他非说，“沉官！沉官！”就是这个“陈官庄”，“沉”了他的“官”。他还坚持认为：是杜聿明指挥部院子里长的那棵树，和院子组成了一个“困”字，才使他们落到如此田地，并且再三怂恿杜聿明将树砍掉，弄得杜聿明哭笑不得，只好将树砍掉。熟不知砍掉树后，人在其中，俨然成了个“囚”字，真是可笑之极。

沉迷风水的“罗盘将军”

桂系中将张淦，是“小诸葛”白崇禧手下爱将，他曾在北伐、抗战中都立过功。但其更为出名的不是“赫赫战功”，而是他一生都离不开的“罗盘”，他这一迷信嗜好，不但闻名于国军，就是毛泽东都久仰其大名。因此，江湖人称“张罗盘”。

1897年，张淦生于广西桂林。此人自幼就熟读《易经》，喜欢打卦。后来，张淦机缘巧合投身军界，被长官赏识一路青云直上，升至中将。据说，张淦之所以平步青云，就是他自己给算的。入伍前，张淦面对从戎和从商左右为难，便把罗盘拿出卜卦，结果，连摇了三个“巽”卦，意为“凡事皆吉”，张淦大喜，此时，广西陆军速成学校恰好招学员，张淦就毫不犹豫地参了军。

张淦对“罗盘”爱不释手，无论是行军作战或布阵，他都要在防区内摆罗盘看风水，甚至每次开会就坐，他也要看看罗盘，以确定座位朝向。

一次开会，张淦的座位被安放在西北角，但张淦“罗盘”一摇，算出会场西北角是“煞位”，会冲他，结果，他非要与别人换座位，要不宁可不坐，弄得会场主持长官哭笑不得。据说，“张罗盘”爱屋及乌，甚至把多年来一直为他背罗盘的那个上等兵，逐级提拔至少校军官。

1949年11月29日，张淦率两万残部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广西玉林逼退到博白。在博白的激战中，解放军四野四十三军三八二团飞虎队趁夜向张淦的指挥部发起进攻。当副官告诉张淦，他被解放军重重包围时，“张罗盘”还不慌不忙在卜卦，卜完后满脸笑容地对下属说：“这个司令部的方位很好，定可逢凶化吉，马上就有援军来解救。”话还没说完，“援军”解放军就冲入指挥部，“张罗盘”束手就擒！

被俘后，张淦依然不失“罗盘”本色。在战犯管理所，他虽然没有卦，但依然“遇事必卜”，只不过“罗盘”变成了鞋子。连分配的床位，他都要用鞋子占卜，如不利于他，立刻坚持换位，为此多次受过批评，但他还是坚持。当有人问张淦，既然你如此相信卜卦，卜卦又如此灵验，为何还会被俘时，“张罗盘”气定神闲曰：“这是天意，非人力可挽回。文王善卜，尚被囚百日，况我辈哉！”使人哭笑不得。

张淦1959年在北京去世，他的衣冠冢被子女们迁至桂林黑山张家祖坟旁，而那坟地，也是“张罗盘”用罗盘选中的“风水宝地”。

(本文源自《文史博览》，2010年第12期，责任编辑/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