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发端于孔子，孔子的一套是“传道授业解惑”式师傅带徒弟，弟子无人超过他，孔子后中国甚至没有人能称为教育家。《论语》几乎全是夫子自道一人独白，没有学生质疑，更没有学生反对他的观点，满堂灌填鸭式，即使有所谓循循善诱的启发式，也不过是启发学生说出他早已知道要告诉学生的内容。“引而不发，跃如也。”这就是教者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启发式实际上还是不平等。

孔子认为自己是“学而知之”，在对话中，他是以“学成者”的身分高居于他人之上的，对学生，凡是需要知道的他全知道，凡是他不知道的都是不必知道的。他教导说：“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认为自己所知的那一点是不可怀疑的，必须“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却从未考虑过是否会有自以为知其实却并不知的情况，后面这种情况正是苏格拉底对自己的知和那些号称有知识的人(智者)的知都抱怀疑态度的根本原因；所以孔子的“知其不知”与苏格拉底的“自知其无知”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西方的education发端于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是对学生的发问、引导、辩难。上课前老师不一定有什么现成的结论，结论在他们的探讨中。老师启发学生？不，简直是在刁难学生。学生听从老师？不，是在质疑、反驳老师；唇枪舌战十分激烈。他们是师生，更是对手。在他们那里，可能没有标准答案。符合标准答案的学生也很难是好学生。谁的见解新鲜出奇别具一格，与别人与老师的不一样，有一点创新就是好学生。老师会给他一个高分。即使错了也会受到鼓励。

“师道尊严”这个成语，比起亚理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境界，差得太远。虽然孔子也言不由衷地说什么：当仁不让于师，不过他真正赞赏的却是乖巧听话会拍马屁的颜回，对喜欢顶撞他的子路就很不满。

把真理当作老师，真理会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多、人们都有进步和提高从而超过大师，而把老师当作真理只会真理越来越少、师傅越来越多从而使人萎缩。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师徒一个胜一个，西方至今也是群星灿烂人才辈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孔子输给了苏格拉底，中国的教育输给了西方的education。

古希腊有一句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先秦诸子是：吾爱吾师，吾更爱圣王。诸子用臆造的道德高标准（圣人）来胁持人民的意志和精神、乃至肉体，中国思想家根本不是思想家，而是教人如何做个好奴才的欺名盗世的处世家。

刘邦于公元前196年11月过山东曲阜时，用太牢（牛羊猪三牲）隆重祭祀了儒家学派的创始者孔子，后经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使孔子成为“万世师表”。

经过无数打压、围剿、杀戮，“异端”已赶尽杀绝，中国人已不知道什是“思想自由”。“崇圣”思维成了中国的主脉。

“崇圣”就是崇拜圣人。“圣人”就是过往已成名或可能成名的伟人，且爱屋及乌，这些伟人的观点言论当然在崇拜之列。他们从来不愿意从反面来驳斥圣人的观念，就囫囵吞枣地接受了圣人的观点，终于成了圣人的“心奴”，成了儒学的奴隶。宋儒朱熹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如果孔子不生出来，古往今来的几十亿甚至几百亿人便统统没了脑袋.

“崇圣”思维穿着眩目的正统外衣，具有很大欺骗性，其错误在于认识方法出了偏差，症结是“脱离实际”。“崇圣”思维无异于自阉人类宝贵的主观能动本性，终致误己误人误国。

西方中世纪达1千年，但教会对人的思想控制也就几百年的时间，以后被宗教改革突破了，思想言论就自由了，可以宣传无神论，譬如马克思。儒家的奴化教育

以“孝”为教的中国教育一如它的反文旁，其实是反文化的。把人视为工具的教育是反文化的。文化和教育本来源于和服务于民众和民众的学习与实践，但中国教育中国文化本质上就不是为平民为社会为实践服务而是为统治、束缚、愚弄人民群众服务的，人民不是文化和教育的主人而是相反。它充满了特权主义霸权主义官僚主义神秘主义伪精英主义贵族化的气息。它有意无意地用最繁琐的内容最专制的形式最高昂的代价让人学了许多（不能说全部）最无用的东西，中国人教的学的更多的是“御龙术”而不是“御马术”，大而无当华而不实。

孔子倡导的教育是奴化教育。这套奴化教育正是孔子所鼓吹愚民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的本性大抵相同，由于教育的不同才产生了差距。既然教育可以改变人的习性，那就可以通过教育使人们“致其道”。所谓“道”，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社会的道德规范。孔子主张学道应先从孝悌入手。

在中国，“孝”字的本义有二:一是如《说文解字》所释“孝，善事父母者”；二是“继志述事”，如《礼记.中庸》所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即继承先祖的遗志、事功和经验。这种意义的“孝”，开始被视为人们应遵循的道德规范；有的说是在商代，有的说是在周初，总之是很久远的事。

儒家把“孝”提高为最基本、最重要的德目之一。在儒家看来，“孝”不仅指在生活上赡养父母，还要无条件地顺从父母。孔子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意为侍奉父母，如果他们有不对的地方得轻柔婉转地劝止，看到自己的心意没有被听从，仍然恭敬不触犯他，虽然内心忧郁，却不怨恨。

孔子把是否违背父亲意志作为衡量孝的标准。“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勿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三年是多年之意，即父死多年也不改变其生前的意志，这才算孝。为什么父在观其志呢？因为古时候父亲在世，儿子不能做主，要按父亲的意志行事，要百依百顺。

可为什么父亲去世了，仍然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这不是发神经吗？爹都死了，还假惺惺地“无改于父之道”，装出一副“孝顺”的样子；要“孝顺”，要“无改于父之道”，那就该一辈子“无改于父之道”嘛；做人要有始有终，为什么三年（或X年）就不了了之？这到底是出于“孝顺”，还是做秀，还是怕坐牢，还是怕鬼魂缠身？ 孔子曾用“无违”概括了孝悌的实质，“无违”是指不要违背君父官长的意志。这种只知道对父母兄长唯唯诺诺、没有任何自己的意志和抱负的“孝子”只能是“愚子”。这些“愚子”到社会上就变成了忠臣或顺民。只有平时在家里养成不违背父母兄长的习惯，在社会上才不会违背君主官长之令。

因此有子感慨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者也，其为仁之本与!”真是一语道破天机。

这段话清清楚楚地将儒家所要宣扬的“孝悌”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表露了出来，宣扬“孝悌”从来不是什么儒家的“本义”，只是手段，维护君尊臣卑统治秩序的权宜之术而已。这样，儒家的“孝”道便成了维护中国专制社会稳定的基本道德力量，并进而成为一个伦理专制政治规范。孝被抬到“丧尽天良”的地位。

有人曾问孔子为什么不参政，孔子回答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孔子在这里把孝悌与政治划了等号。孔子认为一般的人只要培养其孝悌思想就行了(他称这种伦理道德的培养为“学”)，一般人能够懂得孝道,就算是学习过了。他提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孝悌是根本，学文只不过是“行有余力”的人的进一步深造。子夏进一步阐发了孔子思想，他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而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其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直截了当地把孝悌的培养当作学习的主要内容了。

可见，培养没有自己意志、没有自己思想的“孝子”、“忠臣”就是孔子教育的宗旨和根本目标。这种奴化教育难道不是愚民教育？

宰予提出了对三年守孝的异议，被孔子大骂了一顿。宰予的观点是：三年守孝，礼乐必坏，农事必坏，阻碍了发展。孔子却说，父母生养孩子，孩子三年才走出父母怀抱，父母死后三年，君子都不会吃饭香甜心中快乐；宰予真不仁义！

孔子口头上讲什么三年之丧，可当他母亲死去不久，他还披麻带孝时，一听到季氏举办宴会，便立刻赶去赴宴，结果被阳货赶出，这就是圣人的孝道。三年之丧只是说给别人听的，哪里是他自己信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