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后，按照当时的政策, 必须到农村去，美其名曰：「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收拾行李去了川北的一个乡村。虽然是乡村，但离县城只有八里路，所以那里的农民虽勤劳也会投机取巧，虽大字不识几个却有心机又狡黠。农民是当时中国，也是现在中国的贱民。社会制度的变革，并没有为农村人带来多少福利。各种运动的受害者最后的出路也都是送往农村。已经是社会最底层，还有更坏的结局吗，所以农民说话比较天马行空，无所顾忌，尤其是那些成分为贫下中农的。

记得当时搞所谓「农业学大寨」， 以生产大队为单位成立学大寨基建队，在贫瘠的山坡上垒石造梯田。因为这是政治运动，农村的基层干部不敢违抗，这时，农村人的狡黠就派上用场了。各生产队派到基建队的不是老弱病残，就是偷奸耍滑的二杆子。知青既不会农活又没体力，那绝对是基建队的不二人选。

有一个人，乡亲们都叫他马赖子，仗着有一个贫农的成分，口无遮拦，讲出来的事情，常常像八级地震一样，震荡着城里来的天真少年的小心脏，强烈的冲击我们从学校，书本上形成的社会认知。

他经常在工地上抱怨说现在的新社会不如旧社会，种地产粮的农民交完公粮，自己反而吃不饱饭，卖几个鸡蛋一把葱蒜还是资产阶级的尾巴，要被割掉。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听到这种堪称「反动的言论 ，」着实让我们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 的知青吓了一大跳。但是那些农民却是一副见惯不惊的架势，还在一旁附和补充。他说「解放前」，没地种的人或是种地吃不饱饭的人，只要有力气，可以靠担力挣钱，然后，在那时的小饭馆可以买一碗豆花一个帽儿头，吃得饱饱的。说完还无比陶醉的眯着眼，舔一下嘴。

什么叫帽儿头呢？帽儿头就是当地的小饭馆，专门推出一款米饭针对下苦力的人。因为下苦力的人通常食量很大，饭馆就将一碗饭扣在另一碗饭上，形状就像一顶帽子一样，因而得名。马赖子那时年轻力壮，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又心浮气躁，不愿用心经营庄稼，就扛着一根扁担，出外担力维生，自觉逍遥快活。现在被困在农村，一年到头处于半饥饿状态，不死不活的，又不准出去挣钱，所以每天牢骚满腹。

从马赖子口中听到的另一件让我们觉得惊世骇俗的事，也是让我们瞠目结舌。有一天他对我们说：「昨天队里开会斗争的的那个地主刘鼻屎，好划不来哟！还没得我过得安逸，当个地主好冤枉哟。」我们一听，咦，也太胆儿肥了吧，不过也太奇怪了吧，一个贫农为地主喊冤，按说他们是势不两立的对头呀。谁也不敢接话，但明显的都竖着耳朵听他的下文。他说这个地主为啥叫刘鼻屎，就是因为太抠门了。当地鄙视的称那些抠门的人为抠鼻屎粑粑吃。他的田土全是他抠出来的。他有多抠呢，马赖子讲了一件事情，我们惊到眼珠子差点掉出来。他说刘鼻屎一生没买过腰带，全是系谷草搓成的草绳；一辈子没买过鞋。他的一双草鞋要穿好几年。我们几乎异口同声说不可能。马赖子很得意他制造出来的效果，吸了一口烟说：「他平时从不穿鞋，如果要去走亲戚，吃酒席，从家里出门先打光脚板，快到人家门口了，就在田水里洗洗脚，穿上草鞋。吃完酒席，出门又马上脱掉草鞋。所以他的草鞋经穿。他们家的饭食，打发叫花子，叫花子都不要。 东抠西抠，一辈子寒酸，吃的米数都数得过来，抠点田土，土改一来打成地主。你们说划不划得来？」 

一个活脱脱的老抠，就在马赖子的叙述中站在那里，太有画面感，也太有冲击力了。与我们从书本上，电影里看到的不事生产，花天酒地的地主，简直判若两人，太不搭界了。我们面面相觑，哑口无言，一时无法消化这来自乡间的信息。

在三年的乡间生活中，从马赖子及其他农民口中听到的类似故事，以及看到的现实，大大地冲击和分解着知青们的思想结构。这帮不谙世事的天真少年，看到了城门之外落后贫穷的乡村，听到了在媒体报刊天花乱坠下的哀怨。开始怀疑，思考，这个再教育的结果，可能是当局所料未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