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陆文革中，当局将毛泽东的一些文章择选只言片句，编辑成册，谓之：「语录」。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这些语录不但指定人手一册，而且要求人人背诵。更有音乐人将其谱上曲，政府电台日日播放，地区高音喇叭定时播放。无论政府官员，还是普通工人，农民，学生，人人必学，个个会唱。

高音喇叭在文革中用到极致，无论工厂，学校还是农村，只要有人的地方，就必定有高音喇叭的声波回荡。召开群从大会，高唱语录歌，更是雷打不动的惯例。什么性质的大会，配什么歌曲，都有规律可循。语录歌成了男女老幼耳熟能详的音乐。我父母工作的矿山，每天三次广播。早上的广播代替了晨钟，那响彻云霄的大喇叭声，直掏被窝，任你再浓的睡意，也被赶到九霄云外。久而久之，我们也从大喇叭播出的语录歌中找到了规律。

如果播出：「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我们就知道，矿井出事故了，一定有死亡发生。所有的孩子都急急地往井口飞奔，趴在正对井口的安全桥上，心口蓬蓬乱跳，不错眼珠的盯着井口，焦急地等待消防队员的出现。一旦有人被抬上来，就蜂拥前去，急切地辨认，如果不是自己的父亲，手捂胸口松了一口气。但紧接着，听见同学伤心的嚎啕，放回原处的心又揪紧了，陪着小伙伴掉眼泪。随后几天，低沉缓慢的哀乐就会持续不断的在矿山上空飘荡，所有人的心都被罩上了一层愁云惨雾，情绪也随着那音乐沉到了最低点。

如果大喇叭播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人人都心知肚明，肯定又有人要被抓起来，开群众大会批斗了。我的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贴了许多大字报，但由于要利用他的技术，没有批斗，叫所谓监督使用。 随着文革越来越极端，被批斗的人越来越多。一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那首谈论敌友的语录歌，又被从高音喇叭里播出，我不知是哪根神经被触动，转而向大会场的方向走去。走至台前，看到一排人低着头，胸前挂着大纸牌，牌上此人的名字划着两个大叉，下面是所谓的罪行。这时，一个熟悉的名字突然跳进我眼，那是与我爸爸一个办公室的，平时少言寡语，老实勤恳，他的罪行是：「逃亡地主」。我的心扑通扑通直跳，慌慌张张地逃离会场。回到家也凄惶惶地坐立不安，心如乱麻。

       晚饭时，我对爸爸说：「今天看见姚叔叔被批斗了。」我到现在还能清晰记得，爸爸停止了咀嚼，眼里闪现了一丝惊恐 ，虽是那瞬间而过，足让我心理漰溃，有一种天要塌下来的恐惧和无助，浑身发抖，泪如泉涌，赶忙低下头，不敢看他。少顷，爸爸用安静的口吻对我说：「以后不要到大会场去」。那天晚上，我看到爸爸坐在床前，一支烟接一支地抽烟，最后，我在惊恐和不安中睡去。

爸爸在饭桌上的那稍显即失的惊恐，让我一直胆颤心惊，恐惧如影行随，害怕哪一天他也被挂着牌子，弯腰低头站在台前受辱。本该天真无虑的少年， 却白天忧心忡忡，晚上噩梦连连。从此，非常害怕那广播，但又格外关心那广播，一听到广播，不由自主地聆神细听，如果传出那首论敌友的语录歌，无论在干什么，拔腿就没命地往大会场跑，然后一个一个地查看，如果没有爸爸，一颗心落地，这一天就算平安度过。直到爸爸被平反，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才结束。

5-5-2013发表于《世界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