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破坏传统文化，剿灭宗教，割断神人联系

（1）中共破坏中华传统文化

中国虽然不像其它国家那样有单一的全民宗教，但中国人一样有对神佛的坚定信仰。中国有一个独特的现象，与长期存在宗教冲突的其它地区不同，在中国，儒教、佛教、道教乃至西方宗教都能够和平共处。这些信仰铺垫了底蕴极其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

在造成人类毁灭的那场大洪水中，中国保留了完整的文明。此后中华民族继续发展，保留了连续不断的五千年信史记载，创造出万邦来朝的辉煌盛世，被尊为“天朝上国”，其文化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东亚，形成了大中华文化圈。而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四大发明的西传则推进了世界文明，影响了欧洲乃至世界格局。

这辉煌的文化与信仰经过五千年溶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也成了共产邪灵处心积虑破坏的目标。但靠简单的欺骗、引诱想让神州子民放弃几千年传统文化及信仰，接受西来共产主义的理念，根本不可能。因此中共在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中，邪招使尽，以暴力残杀开始，破坏宗教之精髓，迫害知识分子，再从器物层面（如建筑庙宇、文物古迹、字画古玩等）摧毁中华传统文化，割断神人联系，达到其毁灭传统文化，进而毁灭人的目的。

在毁坏传统文化的同时，共产邪党还有计划地、系统地建立了邪恶的“党文化”，并用其培养、训练没杀掉的世人，把他们变成破坏传统文化的工具，有的则跟从共产邪灵直接参与杀戮。

中共深谙怎样利用世间一切经济利益、政治洗脑等手段让世人就范，听从其摆布。一次一次的运动、镇压、杀戮，使它们对这些手段越用越娴熟，也为其在人间最后的正邪大战中做最后一搏做好充分准备。
 

（2）毁掉传统文化承传基石

中国乡村中的地主、绅士阶层及城市中的商贾、士大夫阶层，他们是传统文化的精英，负有承传文化的使命。中共利用1949年篡政初期的“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一系列运动在农村屠杀地主、乡绅，在城市中杀资本家，在制造恐怖的同时洗劫社会财富，并毁掉承传传统文化的精英阶层。

同时，中共对高等院校中的知识分子通过所谓“院系调整”进行“思想改造”运动，并通过唯物主义、无神论和进化论教育，对学生系统地洗脑，灌输对传统文化的仇视。又通过上世纪50年代的“反右”运动，将不听话的知识分子全部发配劳改，打入社会最底层，让这些过去掌握话语权、主导社会舆论的“士大夫”成为被鄙视和嘲弄的对象。

随着文化精英的消亡，中共截断了中华传统文化一代又一代延绵不绝的传承。此后的年轻一代也无从得到来自家庭、学校、社会、邻里潜移默化的教育和熏陶，变成了没有传统文化的一代。

“反右”运动之后，无论在家庭、学校里，还是在社会上，都已经听不到独立的声音。但中共对此并不满意，毕竟年岁稍大的人还保留着对传统文化的记忆，文物古迹等传统文化的载体也随处可见，传统的价值仍通过各种艺术形式传播。

1966年中共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破坏传统文化的运动，即“文化大革命”。中共利用建政后洗过脑的学生，利用他们青春期骚动而叛逆的心理在文化大革命中以“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让中华文化陷入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浩劫。

文革开始后，“破四旧”的邪火烧遍中华大地。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被毁坏殆尽。这些中华文化之精华经过了数千年的承传积淀，一旦毁掉即无法还原。

文革之前，北京尚有五百余座古庙、寺院；中国几千个城镇，每个城镇都有城墙、庙宇、寺院，文化古迹处处皆是，挖地一尺，就能看到近代古迹，两尺、三尺、二十尺，历代古迹，数不胜数。但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之后，所有这些几乎全部被毁。

“破四旧”不止是毁坏了信徒们祷告、修炼的场所，或古代天人合一的建筑，更把人们心中的正信、天人合一的传统正念一起毁掉了。世人可能对此不以为然，觉得与我无关，但无论你认为是否有关，当人们因此而割断了和神的联系，那就会失去神的呵护，走向危险的深渊，只是脚步快慢和时间迟早的问题。

除此之外，为了切断人和神、祖先的联系，共产党还带头咒骂中华民族的祖先，诋毁、摒弃中华传统文化。世界各国普遍地对他们的伟大祖先和君主十分崇敬，珍视他们的传统。同样道理，中国的圣哲先贤留下了辉煌的文化，是中国与世界的宝贵财富，理应受到后世的景仰。但在中共及其无耻文人看来，中国古代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如此侮辱自己民族的祖先，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中国人被共产邪党带领着反神、灭祖，毁灭文化，走在一条极其危险的不归路上。
 

（3）迫害宗教

宗教信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人所熟知的道、佛、儒三教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中交相辉映，经久不衰。很多其它西方教派也都有缘在中国演绎一番。

中共1949年暴力夺取政权后，同苏俄一样，一手在思想领域宣传无神论，攻击有神论；一手利用高压暴力手段，在历次运动中，拉拢打击、迫害、取缔宗教，杀害宗教人士，到最近血腥残酷迫害法轮功，对正教及信徒的迫害愈演愈烈。

1949年篡政后，中共就着手展开了大规模的宗教迫害和对“会道门”的取缔。中共焚毁了大量《圣经》和其它很多宗教派别的经书，还要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佛教等组织及帮派成员要到政府登记并悔过自新；如不按期登记，一经查明，一定予以严惩”。1951年，中共还明文颁布：对继续会道门活动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佛教的大批和尚被赶出庙门返家还俗劳动生产；天主教徒、外国神父多数进了监狱，并受严刑拷打；中国神父坐监，大批教徒被判死刑或劳动改造；基督教牧师和信徒也遭受了和天主教徒们同样的迫害。

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五千多名中国天主教主教、神父或被关或被杀，最后只剩数百人，而那些在华的外国籍神父部分被杀，其余全部被赶出了中国。有1万1千多名天主教徒被杀，大量教徒被任意拘捕或被勒索性罚款。据不完全统计，中共建政的最初几年中，有近300万各种教众及宗教帮会成员被抓被杀。

和苏俄共产党一样，中共为了加强所谓对宗教的领导，成立了相应的管理各教派的机构，如中国道教协会、中国佛教协会等。针对天主教，中共还成立了由其任命并管理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所有的宗教协会都要按党的意志对教徒进行控制和思想改造，同时利用它们做中共邪灵直接做不了的事情，即从正教内部扰乱、败坏正教。

中共对藏传佛教也不放过。中共于1950年派兵占领了西藏，开始强力迫害藏传佛教。十四世达赖喇嘛1959年逃出西藏流亡印度，被中共认作“叛乱”。1962年5月，十世班禅向中共国务院递交了《关于西藏总的情况和具体情况以及西藏为主的藏族各地区的甘苦和今后希望要求的报告》。其中列举大量事实，讲述了中共对藏族文化，尤其是佛教信仰的破坏：“（中共）掀起了一个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到地上，拆毁和熔化，对寺庙、佛堂、玛尼墙、佛塔姿意进行了疯象闯入般破坏……盗走了许多佛像饰品和佛塔体内的宝贵物品……公然无忌地侮辱宗教，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佛画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

1966年文革爆发后，大批喇嘛被强制还俗，大批珍贵经书被焚毁。截至1976年，西藏境内原有的2700座寺院仅剩下8座，其中一千三百多年前大唐时期所建的、西藏最重要的大昭寺在文革中也被洗劫一空。

中华古国，道家修炼源远流长。二千五百多年前老子留下的五千言《道德经》，是道家修炼的经典。《道德经》不光在东方国度里广为流传，很多西方国家也将其翻译成本国文字。但文革中老子被批为虚伪，《道德经》则被称为“封建迷信”。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义、礼、智、信”，孔子给后世留下了做人的道德规范。文革中，北京造反派率领红卫兵到曲阜，大肆破坏、烧毁古书，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近千座。1974年中共又再次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儒家入世为人的传统思想、道德准则，在人们心中变得一钱不值。

更惨绝人寰的是1999年7月，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大法及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甚至邪恶至极地活摘大法修炼者的器官，犯下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道德观念、修炼信仰在短短的几十年中，被中共几乎毁坏殆尽。随之而来的是，世人不信神、背离神，精神空虚、道德败坏，世风日下。
 

2. 西方──渗透、限制宗教

共产邪灵对世界上其它非共产极权国家宗教信仰的破坏也有其系统的安排。共产邪灵通过苏共、中共以宗教交流为名，用金钱和特务渗透这些国家的宗教机构，变异正教信仰，或直接打击、颠覆传统正教，甚至直接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念引入宗教，让民众信奉被共产主义变异后的邪教。
 

1）渗透宗教

纪录片《蚕食美国》（Agenda—Grinding Down America）制片人柯提斯?鲍尔斯揭露说，他发现了一份1953年国会的证词，作证的曼宁?詹森是一个顶级的共产党人。詹森说：“共产党发现要想毁灭宗教，一条捷径是对教会进行渗透。如果人力有限，必须把共产党特工集中在神学院里。在这些学校有可能用很少的人影响未来的教士。策略是把人们的关注中心从精神引向物质。”

共产邪灵确实是如此实施的。如一些改头换面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渗透美国的基督教会，从八九十年前就开始进入美国的神学院，教育出一代又一代变异了的神甫、牧师，让他们潜移默化地影响美国宗教界。

保加利亚历史学家门契儿?麦托蒂弗（Momchil Metodiev）在大量研究了冷战时期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历史资料后，揭示了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情报系统和共产党宗教委员会密切合作，影响和渗透国际宗教组织的事实。[3]

在世界范围内被苏联东欧共产阵营大规模渗透的宗教组织当属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又称普世教会协会、世界基督教协会或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缩写为WCC），简称普世教协。这是一个创立于1948年的基督教跨教派合一组织，其会员包括了基督教各种主流派系的教会。该组织的宗旨为促进普世教会合一运动。普世教会协会将其自身描述为一个具有348个全球性、地区、地区分支、民族性和地方性教会的团体，寻求统一、共同见证以及为基督教服务。作为普世教协成员的基督教派系总共拥有大约5亿9千万信徒，覆盖了大约150个国家，是一个世界宗教界举足轻重的国际组织。

但它却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冷战时期接受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及其附属国──为会员的国际教会组织，并接受它们的经费支持。

共产主义对普世教协渗透的重要“成果”包括1975年把前苏联东正教列宁格勒大都会主教尼克定姆（Nikodim）推上普世教协主席的位置 ，另一位来自保加利亚的东欧共产主义代理人撒贝夫（Sabev）则自1979年至1993年长期担任普世教协的副总书记。历史学家麦托蒂弗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前苏联东正教列宁格勒大都会主教尼克定姆（Nikodim）在克格勃的指示下领导了渗透行动，而保加利亚的斯塔拉?乍格拉（Stara Zagora）大都会主教盘克拉提（Pankratii）则在保加利亚配合这一行动。[4]

剑桥大学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安德鲁（Christopher Andrew）根据克格勃解密的1969年的档案指出，在冷战时期，普世教协中来自苏联东正教会的一些重要代表暗中为克格勃工作，他们对普世教协的政策及运作施加影响。根据克格勃1989年解密的档案，经过克格勃在东正教安排进入普世教协的高级代表成功地让普世教协采纳苏共社会主义的渗透计划，其中有8条放在了普世教协公共声明中，3条被用在普世教协的通讯中。[5] 苏共通过东正教对普世教协的渗透可见一斑。前面所说的为苏联政府工作的阿列克谢二世也曾代表苏联东正教直接参与普世教协的运作。

如果我们了解这些东欧共产主义渗透、操纵教会的事实，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普世教协1980年1月不顾成员抗议，坚持向津巴布韦爱国阵线（Patriotic Front of Zimbabwe）拨款，而后者是以杀害传教士、击落民航客机而臭名昭著的共产主义游击队。

此外，普世教协也被中共渗透并影响。中国基督教协会是被中共控制利用的宗教工具。它作为共产中国唯一的代表正式加入普世教协。在金钱、利益的诱惑下，普世教协对中共百依百顺，一再阿谀奉承中共。普世教协的总干事还在2018年初正式访问了中国并会晤数个中共官方基督教组织，包括中国基督教协会、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在中国，非官方基督教团体（地下教会）人数远远多于官方团体的人数，但普世教协代表团为避免令中共不快而没有安排与非官方基督教团体的会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