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在论述中美关系做出如下总结：

如果我们承认西方曾把现代的生活方式带给中国，我们就必须承认20 世纪伟大的中国革命，是我们协助发动的一场改革运动。归根到底，中国共产党着手进行的整个一大批革新事业，事实上正是过去一个世纪外国的管理人员和传教士，以及本国的爱国改良主义者和革命家所倡导，并以越来越大的毅力力图实现的事。

对我们来说，不幸的是一个高傲的民族在其软弱的时候并不乐于接受援助。在不平等条约的那一百年间，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是存心想赚钱，但也想做好事，力求拿走一些东西，同时也给予一些东西。我们以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而感到自豪，并且在那些行为不如我们善良的帝国主义列强面前，我们确实有点义形于色。同时有许多美国人像其他西方人一样，深深爱上了他们所接触到的中国上层阶级的文化，爱上了它那敏锐的审美能力以及个人交谊的温暖。中国变成了他们的中国，例如从弗洛伦斯• 艾斯库到西蒙• 利斯，便是一些把这个“所有格”用得那么亲切的作家。

然而不可避免的是，中国人对中美关系的感受却不同于美国人的感受。我们觉得我们同中国的接触带有猎奇的性质，非常令人振奋，是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有收益的。不喜欢中国的美国人可以避开它。另一方面，中国却认为这种接触是强加于它的。这是一种外来的侵略，令人感到屈辱，并且带有破坏作用，最后造成了灾难。在19 世纪的中国人看来，西方对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危害，往往在一切方面都是可怕、可恶和不样的，正如4O 年代极权主义的纳粹和斯大林主义者威胁美国的生活方式一样。中国人在他们彬彬有礼的外表背后，并不完全像我们那样热心增进中美友谊。

由于过去中美关系的复杂情况，今天的中国人，会把我们认为主要属于慈善性质的事业，强调是美帝国主义行径，把我们认为是美国对中国人民的援助强调为剥削；这两种观点当然都有道理，也都有案可稽。但是，一个讲良心的观察者，甚至一个不讲良心的现实主义者，并不能满足于只听一面之词。为了在人类前途未卜的环境中共同生存下去，美国人和中国人将必须对他们过去彼此如何交往的共同历史，找出某种可以共同理解的领域。

在我们继续塑造我们自己在中美关系中的形象时，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我们的想法总会偏袒自己这一方面。即使我们在道义上感到内心有愧，而理所当然地谴责自己已往的罪过时，我们还是会护短的。我的意思是说，申斥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坏影响，仍然可能是一项非常符合美国精神的行动；例如，我们很可能把自己看得过分重要，夸大了美国影响中国的程度。这是因为，既然我们美国人放弃了对那一去不复返的通商条约时代的中国的眷恋之情，我们就必须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生活极愿由自己来满足自己，我们自己完全没有能力改变那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