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想写一写关于我的同学朋友的事。可是说来惭愧，我实在没有太多可以炫耀的的高大尚的朋友。也有几位身份地位较高的老同学或朋友，我不愿也不敢高攀。我有自知之明，又有些许自尊，地位比我高的人，是不敢攀附的

。我的老同学和好朋友都是和我一样的草根平民。在这些人中，我确有几位一生难忘的好友。也谈不到是什么生死之交，或情同手足般的深交。但她们（他们）和我，都有多少年来都能保持“相看两不厌”的情谊，这对于我，已是三生有幸了！

（一）

我的朋友是从我上初中开始交的。小学时，我很胆小，也懵懵懂懂，我在同学里不要说“知己”，连一个经常交谈的同学都没有，倒是有两位我心目中感到亲切，甚至有点崇拜的老师。一位是我的级任老师骆竞贞，她对待我像是我的家长，无话不说，后来，竟跟我的母亲也很熟悉了。她老是在我姆妈面前“抱怨”我“忒戆了，连不认识的人要伊格绒线衫，伊会脱给人家！”的确，我从小轻信。家里六姐妹兄弟，只有我，有这个光荣的被“剥猪猡”的经历。另一位是我的地理老师，姓赵。他是一位有激情又博学的年轻老师。对我们这群无知的小学生，像自己的弟弟妹妹一样。有一次，他曾组织我们全班几个小学生上街游行，反对日本侵华。

这两位老师也是我弟弟一直记得的老师。我们在同一所小学上学，也同时接受过这两位亲切如母兄般的师长的教导。他们在我和弟弟不知不觉中浇灌着我们那棵幼稚的心地，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上了初中，我的性情还不够活泼，只有一两位女同学关系比较亲密。一位跟我同岁的女生，名叫周忆梅，长得甜美可爱，和我一样，喜爱看文学读物。她的父母亲也都酷爱看流行小说，家里总有几本言情小说。有时，她约我去她家玩，趁她母亲不在家，悄悄地潜进她的卧室，拿出她梳妆台抽屉里的唇膏，两人胡抹一气，然后对镜照看，又互相对看痴笑到前仰后合，马上又拿手帕 擦掉“贼赃”。然后偷看她母亲买或借来的小说。我们躲在她和她妹妹合住的小屋里，一人一本书，一杯冰汽水或清水，和几块糖果，一直看到天黑，她父母回家，我才如梦方醒，急急地背着书包回家。我受这些言情小说的影响，也摹仿着写过一两篇极短的小说，刊登在班级油印刊物上。

那时，我的二姐也跟我同班，但我们各有自己的好友。周忆梅跟我最铁。班上公认我的二姐漂亮，唯有周，偏说我的眼睛比我二姐的好看。她有一个妹妹，唱歌很好，她的母亲宠爱她的妹妹。父亲则偏重这大女儿，有时，背着她母亲，偷偷塞给忆梅几只角子，让她零花。于是有一段时间，周忆梅跟我朝夕相依，亲如姐妹。

可惜，没到初中毕业，不知为什么，她家搬家了，周忆梅也不再去上学了。她来不及通知我，从此我们就失去了联系。但至今，我还对她留有极深的记忆。我常常会幻想，如果我们俩有朝一日再相逢，一起回忆当年的读书痴玩的样子，会是什么情景啊。

升入高中后，那是一所中产阶级子弟的学校。我的高中同学，家境都很好，她们的穿戴和生活水平跟我不是一个平面上的。其中，只有一位同学，跟我亲近。她叫杨若兰，她的父亲是一位厂长，她又是独女，很受父母宠爱。她很有艺术天赋，会弹琵琶，会唱苏州评弹和越剧（她是著名越剧小生尹桂芳的粉丝），字也写得漂亮。她家住得离我家不远。接触多了以后，她就让我先到她家去约她一同上学，我们常常走到人民路去坐26路无轨电车，直达淮海中路下来，再走几分钟，就到达位于思南路和皋兰路的中学；下午放了学，多数是一起不紧不慢地荡回家。中午，吃过午饭后，还有一段长长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去淮海西路一带荡马路。欣赏每一家商店里陈设华丽别致的大玻璃橱窗，或啧啧赞叹，或评头品足，挨家比较，对那几条路上著名的衣料店、服装店、皮鞋店、百货店熟悉得几乎如数家珍。我们也不放过每一家照相馆前的玻璃陈列窗，看里面的电影明星，如李丽华，言慧珠......等美女的放大照片，百看不厌。一年中，杨若兰她会买不少她喜欢或需要的衣料皮鞋物品，而我则充分饱享了上海最繁华最优雅的商业区住宅区的眼福，培养了我的审美情趣。

高中三年，实在是我和这个号称“东方巴黎”和“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的一段无意识的精神恋爱。从淮海东路到淮海西路，以及周遭的茂名南路，思南路，皋兰路，重庆路，复兴中路，延安中路，陕西中路，铜仁路，江苏路......等等，荡了又荡，每一条著名的马路，街巷，每一家商店门前，几乎都有过我们俩的青春脚印。我们也曾在著名的国泰电影院和巴黎大戏院（后改名为淮海电影院）看过美国的“红菱艳“和“出水芙蓉”等电影和之后的苏联电影。

我也亲眼目击了这些著名的资产阶级的生活区的兴衰转型，它们曾经的辉煌璀璨和繁华富丽，经过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和以后的各种打击西方资本主义和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后的凋零衰落。而此后，我也离沪北上了。虽几度回上海探亲，也总忘不了我生命中那一段热烈的岁月，半似凭吊，半似旧梦重温，频频去那几条我无限熟悉的马路和商店。就像红楼梦所说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强”，“大观园”里的景致虽已大不如前了，毕竟还残留着大家气派。我也依旧喜欢到淮海西路一带买几件别处难买到的衣物。

不想，三四十年以后，被压抑得死气沉沉的大上海又起死回生了，各大商场商城商店里的大玻璃橱窗里的“美女模特儿们”，从各国进口的五花八门的化妆品、洋装、皮鞋，内衣内裤不但卷土重来，而且气势更加强大。一下子，像雨后春笋般的冒出了一座座水泥森林（高楼大厦），地铁车流，脂粉的怪香味，人体的汗味口气，汽车的汽油味，某些街角里的垃圾桶散发出来的腐菜烂果的酸朽味，交织成一股难闻的怪味；一到晚上，灯红酒绿的夜上海光怪陆离，人头攒动，比过去的老上海有过之无不及。只是更多了一股当地和外乡甚至外国来的各路英豪的土豪味铜臭味了！从此，却断了我的精神家园的乡梦！

每一次回上海，我也忘不了问母亲，关于我的老同学杨若兰的消息，因为我和杨来往多了，母亲和她也熟了，我的大姐也认识她。她们住在同一条街上，有时大姐会在路上遇见她。我多少得知一些她的情况。但在那个来去匆匆的年代，大家自顾不暇，我顾不上去拜望她。几十年来，心里却一直惦记着这位我少女时代最亲密的同学。

文革后，我终于转辗找到了她的家，首先见到的是她的七十多岁的老父亲，那时她的母亲已经仙逝了。我们再见到时，真是恍若隔世啊。她的家庭在五十至七十年代，也遭到过损害，她似乎欲言又止。我不便深问。她的美丽的脸盘和表情，似乎比少女时代深沉了，但还是那么优雅，漂亮，文静，款待我一如当年般的热情，使我总有一种亏欠她的心情。

在我出国定居后，回家探亲时，我又千方百计地找到了她，她的脸上和表情已刻上岁月的沧桑，相见凄凄，有多少想说的话尽在不言中。不变的是，她仍一如往年，热情地请我和另一位男同学一起去“避风塘”喝茶用餐，回忆往昔，不胜黯然。临别时，她竟没有要我留下我在国外的地址。但我有她的家庭电话。只是几次拨打她家电话，也始终没联系上。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想念她，祝福她。我多么想跟她再一起去几次，哪怕一次，到淮海西路一带荡荡马路，重温一下当年的旧梦，拾回一点我们少女时代的欢喜和快活啊。

（二）

在我的大学时期，我开始拥有了一大批同学。中文系，历史系，外文系，生物、化学、数学系，其中不乏阀阅世家或名门望族的后人，如曹锟等军阀的孙女，和天津当地的大家闺秀；也有为数不少的是和我一起来自上海的同乡校友。

那时，似乎还没有明显的阶级鸿沟，更多的是少女的纯真无邪。她们中有的是我一生的挚友。

比我高一年级的一位学姐，张锦芳，也是上海同乡，她真像我的姐姐。她在家是长女，从小就培养出一副长姐的温柔娴淑性格。我在家，上有姐姐哥哥，从小我就像个跟屁虫一样跟在他们屁股后头玩。到了大学里，我初到北方，就像林黛玉进了荣国府一样，不会说普通话，也不熟悉北方的生活方式。遇见这样一位学姐，又是上海同乡，就又处处跟着她。幸亏有她，帮助我缩短了对新环境的陌生感，慢慢适应和习惯了住集体宿舍，吃食堂饭，和同学的交往也多了。但最熟的，还是张锦芳。 甚至连理发，都是她动手为我剪成当时最流行的短发。

有一年寒假，她回上海，还特地去拜望了我的父母，言谈举止十分亲热。我的父母对她十分欣赏喜爱。待她临回校时，竟然答应了我父母的请托，为我捎带了一条八斤重的绒布棉被，跋涉千山万水带来给我，那棉被里还藏着一包用多层油纸紧裹着的鸡鸭年糕等食品。这只有当年的纯朴友谊才能做到。我自然也始终不忘这位既友且姐的老学姐，在我回国探亲时，总要去北京看望我最想见到的几位老同学。其中之一就是张锦芳，她曾应我的要求，陪我去北大参观，并在未名湖畔留影。2008年，我回国又去北京转辗找到了已在癌症晚期的她，守望着她憔悴的却时时漾着欣慰微笑的面容，跟她絮絮地回顾着当年的姐妹般的情谊，让她在生命的最后一息，仍感受到人间的温情。

当年，张锦芳赠送过我一张一寸黑白照片，背后写着：“会忘记吗？”我用我的实际行动，我的真情实意回答了她。相信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对我是没有失望和遗憾的。

还有三四位外系同龄的女同学，如化学系的林荣，潘家杏，林娜娜等 。毕业后，我们住在同一座家属宿舍楼里。潘是我的同乡，林是天津一位著名的医学权威的长女，，另一位是香港归来的华侨。她们都长得秀丽帅气，各有风致。我们既是校友，也是邻居，相处多年，彼此如同姐妹一般亲热。

娜娜长得和香港影星般漂亮，她是化学系的教师。五十年代，她当学生时，像一朵脉脉含情的娇花一般，经过二十几年的粗糙的阶级斗争、政治学习和饥荒岁月的磨砺，竟也学会了骂“王八蛋”和“他妈的”，也经常会说“活着干，死了算！”这样豪放的政治语言了。但生活改变她的，只是外面的表象。若干年后，我又见到她时，她又恢复了当年的娇媚和优雅服装，说话时不再那么粗旷了。虽然多年音信隔绝，一见面还像青春年少时那样惊喜，放声谈笑，一起回忆当年的大学生活或大饥荒时期的又苦又有趣的穷开心日子。每一次一见我还是那么亲热，又是拥抱，又是拉手，有说不尽的关切和想念。

说来也巧，正在那饥荒逼人的59、60年前后，我们四个天真的少妇却不前不后，都怀抱上了婴儿。到一起就交谈着奶水如何不足，孩子的健康如何如何，同时又都炫耀着自己孩子的可爱装扮，可以说，一个比一个“牛”。这些孩子们的“装备”，其实都是得自娘家的“援助”。事实上，我们这四位来自各大城市的“小姐”，放下娇儿，一样的蒸窝窝头，吃菜叶汤，甚至连那蜂窝煤上掉下来的煤屑，我们也学着那些工人家属，学做煤饼。大大小小的煤饼里有我们的汗水和眼泪，也把我们细嫩的双手磨成莫泊桑小说“项链”里那位女主人公的那双又红又肿的劳动妇女的手。时隔多年，当我们一起回顾往事时，又是苦笑又是骄傲：我们是受过磨练的一代人，至今，我们仍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我也曾在北京俄专留苏预备班学习时结识了几位北大清华等地的优秀生，他们曾经和我通过信，甚至有过爱的情丝，但革命风浪把我们吹打得东飘西散，终于归宿不同，以后就甚少联系了。现在，有些同学早已是学部委员或某项专业的领导人了。我不便去干扰了。

到了我工作的时期，社会生活变得残酷无情，我的同学们的命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成了“右派”，有的下落不明，见得着的几位，不是升了官，便是前途未卜的“惊弓之鸟”，哪里还有多少“私语”敢说！

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我的这些同学好友都是正派的知识分子，没有听说谁出卖自己的同学朋友。即使在文革的派性混战中也没到你死我活的程度。毕竟都有一顶共同的帽子：臭老九。谁又比谁强多少呢！

倒是文革后，社会又出现了大分化。某些知识分子表现得最丑恶。被压抑多年的自私本性又毫不掩饰地大暴露了。

患难之时见真情。在我的婚姻家庭受到威胁时，我的被打为右派的同班学兄邱文治，竟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他决心给我的丈夫写十封信，劝阻他的不义之举。我和老邱之间自从大学后，天各一方，并无密切往来，只凭着他的同学情谊，为我一伸正义之手，这是我一生难忘的好人。人的一生中有一位这样高义的同学也是我一生中值得骄傲和永远感动难忘的篇章。

还有两位我的同窗男同学，也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一位是广东籍的和我同龄的男生刘叔新。他长得像香港影星刘德华，五官精神帅气，服饰都雅，酷爱音乐，写作诗词，擅长拉小提琴，又写得一手风骨凛然的书法。毕业后，他留系任现代汉语专业助教，这本不是他的所好。但他为人端重，服从党的领导和安排。从此埋头苦干，重新开始，一头钻进枯燥的语言研究领域，而且如入宝山，洞见光明，建树颇多。他边教学，边研究，在兹念兹，深入少数民族民间，采集方言土语，几乎不为人知的古乡音等，现已著作等身，且是目前中国语言学界的第一权威了。

唯一遗憾的是，他终身不娶，坚持单身至今。但他性格温和开朗，乐于助人，且爱好广泛，均有专长。退休后，他继续进行和完成他的语音语言方面的学术著作，自费出版。为的是，这方面的研究几成国内绝响，他要拼全力“救亡”。

在他七十大寿时，南大文学院专诚为他举办一次他的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受到内行很高的评价，他特意为我留了一张音碟，也应我之求，为我写了一幅字数繁多的行书。

现在，他也是八十耄耋老人了，且身染顽疾，但他仍应中国书法家协会之请，正在自选自编一本大型书法集。我的另一位老同学劝他多珍惜自己的健康，他却说，答应了的事，不能半途而废，一定要做好。

他是一位真正纯粹的学者、诗人、音乐人、书法家。他的内心洁净得一无尘埃。但也不脱离尘世。年轻同窗时，我像个男孩似的淘气，经常穿他的一件浅绿色花呢休闲外套去赴舞会（他是舞会的忠实乐队成员）。几十年来，我们的友谊从未中断过。我出国定居后，他也每年都给我写信，寄新年贺卡。有一年冬天，我在天津过年，他亲自做了一桌精致的粤菜招待我去赴宴。哈，那一桌富有特色的荤素菜肴、汤、饭，竟出自一位年近八十的单身男士之手，实在令我惊叹感动崇拜！而我作为他多年的老同学，除了接受他的关爱，对他却无所帮助，实在思之有愧！我只能在遥远的南太平洋一角上时时祈祷，祝他安康。

另一位我的老学兄吴云，是我同班同学中年龄最大的一位，现已八十五岁，可称之为老寿星了。说起来，他的一生也颇多坎坷。他是东北沈阳市人，十五岁就参加解放军，被分配攻打海南岛。当他亲眼目睹了共军只以小帆船和大搞人海战术，无数年轻战士毫无价值地葬身鱼腹后，决心潜回故乡，俟后又去北京姑父家自学，并考上大学。我和他第一次同班时，看他年龄似乎比其他男生大了许多，基本上没有来往。后来我去俄专学习，他也因患严重的失眠症而休学一年。待我重返故校时他也复学了。我们又成了同班同学。

1955年全国掀起“肃反”运动。他被以“逃兵”罪行挨整，我们几位先进分子自以为革命，和老吴的同窗关系如同陌路。他和被打为资产阶级右派的邱文治等同学却始终亲若兄弟。那时，我毫不了解老吴的真实思想和他的优长之处。直到文革后，我们才增加接触。我从他和别的同学的谈吐中才渐渐品出这位老大哥有大智慧和仁厚之心。

他从海南岛之役脱身后，对共产党、领袖等行事都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绝不随波逐流，随声附和。但在那种疯狂岁月，他也不轻易说话，只是冷眼向洋看世界。一心埋头搞他喜爱的古典文学专业。文革后，他才有了出头之日，在天津师范大学出任教授，并著书立说，扬眉吐气。

值得一提的是，几十年来，老吴不为诸同学重视，但他从不计较抱怨，而是以德报怨，和众学友们恢复了极亲厚的关系。他对南大师大以及非教学的同学好友都尽心出力，奔走帮忙跟各地出版社联系出书编书或兼课等事，得他厚惠的同学师弟实在数不胜数。连当年几个猛批他的极左班系党的干部，他也既往不咎，友好往来。他的热情、宽厚，助人为乐的性格受到大家一致的肯定和赞颂。

我在出国之前，他一直关心我的家庭生活，出国后也始终没有中断联系，每有著作，必有赠书，也时或写来长信，关切问候我在国外的处境和心情，鼓励我有所作为，确如一位兄长一般。在他得知我得过三次癌症并手术后，又常来信来电询问我的安危，热情安慰和鼓励我，不要失去信心。特别是当他得知我在女儿一家的照拂下，恢复了健康，一切正常，甚至又可上网击键写作，他大感欣慰。其实他的健康也多少有些问题了，但他从不介意，照常读书、练字、和邻居乡亲下棋为乐，坚持每日步行一万步，有时还步行或搭出租车去看望比他年轻的师弟学友，有需要时，他仍尽力相助，绝不袖手旁观。

每当我看到或听到他的声音文字，我的心里就有一种快慰，觉得这世上还有一位令我有安全感，尊敬感和可以倾诉衷情的老大哥，就觉得温暖安详。

我的同班同学还有两位，也值得一写。一位是和我同时分配去俄专的男同学李得春，另一位也是留苏的女同学李雅君。李得春，原是一位诗人，他来自张家口，比我小一岁。说一口道地的张家口土语。他淳朴而聪明热情。对同学真诚得不带一丝假意。在俄专时，他学俄语，远不象我那样轻松。但他的刻苦，认真，是无人可比的。后来他去苏联留学，改学美术，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央美术学院执教世界美术史，改名为李春，成为桃李遍天下和著作可观的美术史学者和教育家。

李春也是一位纯粹的学者和诗人。他从苏联学成归国，仍没有一丝傲气。依然热情如故，只是更多了一些高贵气质，对去看望他的老同学，诚挚如故而彬彬有礼。

文革中我们一度断了联系。文革后才又通信，并互相探望。每次他来信都附小诗一二首。每逢新年，也必给我寄来北京发行的最精美的贺卡，被我视为珍品。特别是我在文革后发生家变以后，李春的细心周到的安慰，热情真诚的鼓励，常常使我感动得落泪。他每有学术成果，都来信告诉我，或寄来著作，鼓舞我不要浪费了自己的精神资源。

不幸的是他终因积劳而患了严重的糖尿病，以致截肢卧床不起了。即使这样，他还孜孜矻矻，忍住疾病的苦难，编译了他最后一部煌煌巨编“世界美术史”。在我去北京探望他时，他亲手签名，送了我一本。他是我最敬仰的一位谦虚真诚的同学。

李雅君也是我的两任同学，我们既是南大也是俄专的老同学。她是从东北沈阳来的。她有两只小鹿般美丽的眼睛，也有小鹿般善良的心地。在她留苏时，曾给我寄来她在苏联基辅大学的留影，美丽而纯朴。由于肠胃疾病，她只在苏联学了两年就提前休学回国，重回南大，反而比我低了两级。可笑的是，文革中，那些无知的学生竟因她曾留学苏联而说她是赫鲁晓夫的干女儿。还好，因她单纯而善良，学生们也提不出什么更多的罪状去整她。文革前后，她和我一直有联系。她的丈夫是新加坡出生的华侨，故她的三个儿女分别命名曰“星”“嘉”“坡”，个个都比混血儿还漂亮可爱。李和我一样，有一副天真，爱幻想的性格。我破家后，她无比同情我的遭遇，又非常倾佩我的坚强乐观，常常到我家里来看望我，安慰我，并用她的梦想来化解我的苦恼。她一再说，咱们一起去印度办一个汉语教学中心，你一定行。我信以为真，等待着她的好消息。她的确跟印度高层有一定的关系，她也见过印度总统辛格。并提到她的想法，要在印度办汉语教学中心。但她跟我一样天真。没有一定的实力，中方的支持，印方的认真，去印度办学，只是一个美丽的梦。最后，终于明白，印方只是敷衍而已。

令我深深感动的是，李雅君的善良，热情，真诚。她是真的同情我，和我一起流泪，一起叹息，鸣不平。进而又表示对我佩服，说，“这种事情，要是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早就受不了了。”又说，“你的性格真好，发生什么事，你也这么乐观，坚强！你真了不起！”她的语气，就像苏联小说中的纯真女孩一样。她虽然没有带给我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但她那种纯真的同情和关爱，超过任何物质，给了我很多温暖和感动。

晚年，她的丈夫先她而去了，她自己也是一身疾病，身体也发福了，但她还常常不辞辛苦，骑一辆小轱辘的自行车，至少二十分钟，来看望我，关切我，一说起我的不幸，她那双美丽善良的小鹿般的眼睛，就热泪盈眶，比我还痛苦。我常常对女儿说，世上有这样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同学，跟我同喜同悲，跟我分忧，也值得我心满意足了。

如今，我的这些同学好友，和我都已天各一方了，除了我的学姐张锦芳已经安息，其他的各位，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健在，也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了。但不管怎样，他们是一直活在我的心里，她们的影像就像凡卡的爷爷永远在小凡卡眼前眯着眼笑着看他一样。

中国最有魅力的女作家张爱玲说过：

“ 真正互相了解的朋友，就好像一面镜子，把对方天性中最优美的部分反映出来。”这的是无比确切的箴言。

（三 ）

1998年年底，我匆忙地携带外孙来和女儿女婿团聚，来不及一一告辞我的同学好友，就像做梦一样的飞到了新西兰奥克兰，半年后，又匆忙转去但尼丁。

初来乍到一个陌生的异邦，无异于三毛初临撒哈拉沙漠。在奥克兰一间小学里，我结识了一位名叫阿玲的香港女友，她是一位小女生的单身母亲，年龄和我女儿相近，说一口广东口音的普通话。人很热情。她帮助我熟悉了当地小学中不少教学方式和规矩。送好孩子之后，有时带我一起为学校做一小时义工，然后，她开车带我四处游逛喝茶，有些景点连我女儿也不熟悉，但她都认识。除了我，她还有一条名叫阿猪的黑狗，从不离身。她有自己的生活哲学，常常说，“一个女人，有一套房子，一个孩子，一条好狗，一辆汽车，够用的钱，加上几个好朋友，就足够了啦，为什么非要结婚？！”事实也的确如此，她的日子过得蛮潇洒。我这个不会讲英语的傻老人也得到她不少帮助。我还在她家借来几本香港版的美国“读者文摘”，大大解决了我初来异国的孤寂之感。而她，作为一个香港出生的中国人，每次尝到我做的北方饭菜，也很喜欢。似乎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年龄和地域的隔阂。甚至她的一位从香港来访她的闺蜜，她也让我一起参加她们的活动。这使我对这位香港年轻女友产生了很深的感情。直到几年后，我从北方的但尼丁重返奥克兰，仍尽快去她家探访。这时，她的女儿也已长大，阿玲似也有了归宿。我那份惦念她的母心才安放了下来。这一段忘年的友谊虽然短暂，但我一直珍藏在心里。

我的一位师弟郝志达一家，是我在奥克兰的他乡故知。我人还未到，她们夫妇和女儿等一家，已四处奔走，为我物色理想的房子，还考虑到必须离他家近，以方便照顾我。因为那时我女儿一家已在墨尔本定居了。而我，则更留恋新西兰的天地人海，一草一木。我从寒冷又美丽的但尼丁重回我热恋的故地奥克兰，是经过一番考虑的结果。

当初刚来奥克兰时，我像一个初离母怀的孤儿，时时从梦中惊醒，自问：哦，上帝，我怎么给扔到这遥远荒凉的南太平洋来了？我怕自己再也不能叶落归根啦，心里总有点惴惴然。哪想到，几年下来，我竟把新西兰当成了我的第二祖国。我深爱这里的山海，这里的生活，这里善良淳朴的“洋人”。这一次重返奥克兰，我有一种返回故乡的浓浓的亲切感。

我的师弟像一位当地的老居民一样处处事事关照着我，使我摆脱了许多独居生活的窘境。

不幸，他却先我而去了。但他的长女郝越和他一样，我也把她视为己女。生活上，健康上出了麻烦，第一时间就找她来解困，无需语言去表达谢意。当我第二次发现癌症时，这个心热而实的“女儿”，深知我对新西兰的热爱和贪玩的脾气，竟在我手术的前两天，带着全家和我一起驱车去奥克兰的邻近城市哈密尔顿作一日游。她让我非常轻松地心满意足地痛快完成了心愿。这是一般朋友难以想到和放胆做到的呦，我一生都会记得感念！

渐渐地我的朋友圈子扩大了，我结识了几位情同姐妹一般的老年女友，老画家张国桐，资深的建筑工程师袁静娟夫妇和三四位亲密的邻居老友。她们不但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我身旁，风雨交加的傍晚，突然敲门进屋，给我送来新鲜蔬果和食物。风平浪静的时候，只要我一个电话，向她们说，我想吃陈玉兰的拿手花卷，饺子和素包子了，或希望得到一把她们自种的蔬菜，如韭菜、雪里蕻、黄瓜、苦瓜、豆角、百合等等等等，李淑敏，吴淑香，胡兰，张国桐等老友立刻就坐巴士颠颠地给我送来。她们也不比我年轻多少，但“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火热的心，互爱的心！她们给我送来的不仅是有形的物质，更是无价的精神养料。至今我每念及此，胸膛里眼睛里便有一股热流涌起。正是这一群普通而又真实可贵的老同学老朋友，也是我生命中的“贵人”，伴随着我一生的生命旅程，滋润着我这棵微不足道的小草获得长生。是他们把自己的快乐和爱分给我享受，同时也分担了我的委屈和艰难。这是上天的恩赐，也是我一世的福气！

当然，在我一生中值得写下来的同学老友还多的是，包括几位新西兰籍马来西亚籍的邻居或朋友实在是写不胜写。虽然我来不及让他们一一出现在我的文字里，但他们的笑容和对我的爱心是一直在我的心里闪耀着的！

人生苦短，唯友情绵长。如果有来世，我祈祷，他们再做我的同学朋友，仍和我一生相伴相依！


19/03/2014深夜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