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悼亡儿宁群(三)
(2013-02-16 00: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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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疾病并没有消磨掉群群的热情好客的天性。每当南大中文系青年教师来我家做客时,他都会热情招待,有时久留不放。那时,年轻单身的李思孝兄几乎每周来我家坐坐,闲聊之余,他也给群群讲讲故事,说说笑话,群群非常欢迎他来。有一次,已是深夜十点多了,群群还不肯让李叔叔回宿舍,非让他住在我家,弄得我哭笑不得,因为我们那时只有一间蜗居,哪能留客夜宿啊。
大约71年左右的一个夏天午后,二姐突然到天津来看望我们,她事先没有来信告知我,我正在工厂上班,家里只有群群一人看家。二姨妈的突然出现,使群群十分惊喜。他看见二姨妈满脸红涨,流着热汗,就马上打水让二姨妈洗脸,自己悄悄地跑到楼下附近的小卖部去买了很多冰棒,请二姨妈消渴。待到我回家时,二姐已经和群群说了半天的话了。一见我,二姐就向我表扬群群真是个懂事热情的孩子,把她初到时的情景向我描述一遍,我也感到欣喜满意。我素知群群热情好客,见到二姨妈自然更会亲如母亲一般。以后,每当二姐谈起群群那一次的情景时,都会感叹惋惜不已。
群群六岁那年,正逢文革大串联高潮,弟弟庆余也有机会到北京串联,顺便去群群爷爷家去看看他喜爱的外甥。一见面,群群就跟小舅舅很亲,弟弟也十分喜欢地带他出去吃饭。他们舅甥二人要了一份烤鸭春饼和别的炒菜,最后,送来一大碗鸭架汤。富有孩子气的小舅舅教群群用筷子夹着汤勺舀汤喝,两人同时用一样的动作舀汤喝汤,逗得群群非常开心,久久不忘这一趣事。直到他病危时,还在病榻上跟我回忆小舅舅的风趣幽默。他说,妈妈,等我病好以后,我想去小舅舅家住几天,我喜欢小舅舅。我马上表示支持,我说,好啊,小舅舅一定会欢迎你去的。谁知,直到最后,群群终于没有实现他的愿望!
群群病歿后,弟弟庆余和妹妹圣英立刻赶到天津来吊唁他们喜爱的外甥群群,可惜群儿已经魂销九天了。几天后,庆余弟把我接到南京弟弟家中暂离我那伤心之地。我回天津不久,丈夫就执意要跟我离婚了。我不禁回忆起群群生前,为了保持家庭的完整,多次努力做我的思想工作。文革后期,两派派性斗争剧烈,南大中文系也不例外。有对立一派贴出长篇大字报揭露宁某的资产阶级恋爱观(那实在是一个太斯文的词语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远不是什么恋爱观的问题),内容说宁某和几个女生有很多暧昧苟且勾当。我拜读以后,自然十分气怒,必然又是一场交战。那个没牙之徒,竟然恼羞成怒,狗急跳墙,反要和我离婚。那时,已经成人的群群,也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他不得不亲自去找中文系的几位叔叔了解事情的真相。不久,他和我进行了一次单独谈话。他高兴地对我说;“妈妈,我去问了中文系的xxx、xxx、••••••等叔叔,他们说事实没有那么严重,那都是派性作怪。叫我们不要相信。所以,妈,你别生气了,我再说说我爸。你们别再打了••••••”。我心里明知孩子的天真,他毕竟还是个孩子啊,但我仍十分感动和感激孩子的一片真心诚意,我只好苦笑点头同意他的劝告。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哪知群群的尸骨未寒,他那残忍的父亲就迫不及待地多次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了。我当然断然拒绝。为了那未成年的女儿,为了不让天上的群群不安,我还希望保持这个家庭。
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我带着女儿在我的女同事家里住宿。半夜,可怕的地震把我们母女震醒了。我们无处可去,只好把可怜的群群留在天津,我带着女儿一起坐火车直奔上海母亲家去暂住。住了几天,外婆也惦记外孙群群的安全,让我写信邀群群也到上海来避灾,可是懂事的群群回信婉谢我和外婆的好意,他并在信中又一次劝告我务必早日回津,一家人重新团圆。他说,经过这次大灾难,我们全家更要珍惜全家团聚的可贵。他的信写得不长,但十分恳切感人,连年老的外婆也十分感动,不住地称赞群群的懂事善良。不久,我把女儿安排到大姐家中寄宿,我一人回到天津。南大的领导暂时不让大家在家住了,每家都在忙着建筑临时"抗震防震帐篷"。肾炎久治不愈的群群,那时也顾不上他的病了,他和全校师生一样,住在又小又冷而潮湿的小帐篷里,而且还热心地帮助别的家庭修建加筑帐篷,整天推车拉砖,忙个不停。那时,孩子已成年,我不能再跟他挤在一个小木床上了,只好再另搭一个稍大一些的抗震棚暂时栖身。
有一次,群群不慎推车把一家工人家的钢种洗衣盆压坏了,那家女人执意要群群赔钱,群群不得已,就来跟我要钱去赔偿人家。可是脾气暴躁的我,觉得那个女人无理取闹,偏不同意给钱。而性情软弱的群群却经不起那泼妇一次次纠缠讨债,我又坚持不给钱。群群只有带着失望和不满而去。我不知他后来用什么办法借到钱去解决这件难题的,只是此后很长时间,他像屠格涅夫小说"木木"里的哑巴木木一样,对我报之以沉默和疏远,很少搭理我这冷酷无情的母亲了。这件事是我忏悔一生不能饶恕自己的大错特错的事,世上还有什么比伤害孩子心灵更不可饶恕的事!我当时只为逞一时之气,却给我的善良仁厚的儿子留下了深深的伤害和对母亲的失望!待我良心发现时,已为时太晚了!群群已经长大了,已经有了自己的善恶标准了。他再难恢复过去对我的那种亲近信任的感情了。后来,我们之间,又发生过一次严重的冲突。一次,我发现我的口袋里少了五元钱,我问群群,是否他拿走了,他矢口否认,我却非说是他拿的。他不再理我了,用沉默表示他的抗议。这一次次对他的伤害,使他完全对我失去信心和好感了。他在家里变得低沉和冷漠,只有偶而和他的妹妹说些悄悄话,或是到同学那里去度过无聊的夜晚。
直到76年"四人帮"(确切地说应是"五人帮")被粉碎的第三天,那天早晨10点多钟,他有点兴奋的样子,低声告诉我,四人帮给抓起来了,说是他的一位同学从北京的亲戚那里听到的消息。我大吃一惊,以为又是什么"小道消息",就紧张地告诫他,可不要跟人随便说这事,这可不是说着玩儿的。他点点头。第二天,他放学回家肯定地告诉我,北京人都在庆祝四人帮倒台吃三公一母的螃蟹了。很快,百花社也得知了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了。我心里也暗暗高兴群群的逐渐成熟,他其实早就随着大人们的私下议论而有了政治头脑。他不顾自己的肾病,积极要求"进步",每次学工劳动,他都忘我地出力使傻劲儿的干活。那时他的身高已达到1•76米左右了,外表似乎很壮的样子。日久天长,我们也已麻木不仁了,不再为他的疾病揪心了,虽然一直没有停止吃那无用的六味地黄丸。做梦也没想到,严重的肾炎正在向他悄悄袭击,甚至即将夺走他的生命!
其实,群群自己是有感觉的,他的尿里的蛋白流失得越来越多,他常常感到疲劳困乏,早晨不愿起床。但他深知父母对他并不关心,也不愿让父母知道他的疾苦。我只觉得群群的皮肤越来越黑而粗,完全不象小时那样白净光润了,还以为他越长越粗气了。其实,那正是因为他的血色素越来越低,精力皮肤都受到了严重损害。直到严重酸性中毒前,他经常牙齿出血,他的混蛋父亲一味指责他不好好刷牙,非让他使劲儿地刷牙,越使劲儿就越出血厉害。终于有一天,他再也坚持不住了,脸上发青,嘴里吐出一股苹果味儿的酸气,请来中文系的鲁德才夫人,她是一位医生,一看就说,宁群已经酸中毒了,赶快送271军医院抢救!但为时已晚,医生宣告宁群已到了尿毒症的后期了!我虽不懂医学,但也听说过尿毒症的严重性,马上我吓得天旋地转,放声大哭起来。当我得知群群的病情十分险恶可怕后,我就预感到我这善良仁厚而又不幸多难的儿子快要从我手上失去了!
尿毒症,可怕的尿毒症!1979年的中国,无论在医学水平、医疗条件和医德服务各方面,都无可能攻克尿毒症。我的心里只有绝望和痛悔,我除了无望地在心里默默祈祷上帝给我的儿子一个生还的机会,只有尽自己的一切努力去抢救吾儿的年轻生命!只是已为时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