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想写一写我的父母亲的故事，来表达我对他们的怀念和感恩之情。但是由于我的懒，迟迟没有成文。      现在，我已是快八十的人了，再也不能拖拉了。最近，我的脑子里象放映意识流电影似的，总是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以往岁月中的一些片段，晚上的梦境里也都是些亲人故旧相聚。这种种迹象，证明我确已进入暮年了。有些自己想做的事不能再懒再拖了，要抓紧时间去做。   
   随着我的年岁和阅历的增长，每每在我遇到生活上的一些挫折和对人世的种种体味时，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父母亲二位大人的教诲，想起他们二位老人家的艰难一生和他们那坚韧不屈的精神，他们的音容笑貌以及种种待人接物对待命运的达观态度。     
     我的父母亲，在他们那个年代是非常非常普通平凡的百姓，一如那日常生活中的柴禾粮油那样的普通平凡。但他们对于那个社会，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我们这群孩子，正如柴米油盐一样，是生命得以蓬勃生长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元素。他们和所有的体力脑力劳动者一样，是那一时代，那一社会前进发展的基本动力，更是我们绵延不绝的子孙后代的沉默无言的铺路石和坚固的桥梁！   
   
 他们是那个时代被压抑的普通百姓，却是那个时代活得极有骨气和人格的普通百姓里的伟大百姓！他们常常象一面镜子照出我的丑陋，又象一盏灯，默默的引导着我疲惫的踟蹰不前的脚步。在我够漫长的一生中，当我也亲历了他们所经历的艰难和困惑，品尝了人世间种种难以言述的酸甜苦辣以后，我对他们的敬佩之情就与日俱深。是的，我的父母亲身上有多少可贵可敬的精神品格值得我去追忆和学习一生的！而且应该把这些宝贵遗产写下来，让我们的子孙后辈也能分享这笔精神财富。                         
                                       （一）           
        我出生于1934年的春天。在我之前，已经有两位姐姐，一位哥哥了。可能那时家境尚算小康，竟然还能雇用一位保姆，大家称她为＂杨奶奶＂。听我大姐说，因我生来较丑，又爱哭，把父母惹厌得要把我送人。幸亏这位杨奶奶坚持把我留下，才荣幸地成为了这个李氏家庭俱乐部的一个不受欢迎的成员。   
       在我稍懂事时，第一个模糊记忆是，我家住在上海平济利路时三次遭到贼偷的情景。那时我大约三岁左右。由于父亲教职所在的圣芳济中学，得到一笔八国联军强索的庚子赔款的部分退款，学校给部分教员一次游日的机会，父亲也得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父亲曾写有“访日游记”记载过此事）。从日本回来，父亲带回来一些日本小孩穿的童装和小学生用的小皮箱一类新鲜物品。平济利路是一个有名的贼窝，我家增添的新鲜东西，引起了那批贼骨头的注意，竟一连光顾我家三次，连父亲去学校教课必穿的绸料长衫都被偷走。这样恐怖的遭遇，迫使我父母不得不转战迁居，最后搬到了南市方浜中路的狮子弄38弄3号的一座大院里的一幢二层楼里一间坐北朝南，约有二十多平米的老式木结构房间，才从此安居下来。能干的父亲还买来了几件二手红木家具，有雕花的大衣橱，八仙桌和四个配套的凳子，梳妆台，写字台，红木转椅等等，这为我们这间蜗居增加了不少上等人家的书香气息。我和哥哥姐姐每人分享一个写字台的抽屉，以便存放各自的＂私有财产＂。每天放学以后，我和哥哥姐姐三人，各占红木台子的一面写作业、练习大、小楷，或看书。那个尺寸较大的红木大橱里，除了放满了一家大小的衣服外，橱顶上还有两个尺寸和衣橱一样大小的橱箱，父母称它为＂橱帽子＂，父亲用它来放置他宝爱的书籍，收藏，其中有郭沫若、沈尹黙等人赠予父亲的书法作品、国画家许孙穆（1902一1971 上海美专教授）送的国画，和父亲从上海、杭州等地收集到的各类矿石珍品等等。
      我们小时候虽然没有现在儿童享受的玩具，但是在父母亲的潜移默化的文化薰陶下，在无形的书香陶冶下，也有另一番乐趣。我的喜爱文学，识字看书，就是从偷看父亲的藏书开始的。这些情景，至今回想起来，还感到无比温馨。     
      在我稍懂人事以后，才逐渐得知：     
     父亲原名李伦华，小名祥麟。后来父亲成年以后，自己改名为介盦，为了好念好写，又改字为介安。为了帮助我们记住那个笔画繁多的“盦”字，父亲教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来记，即今酉皿，组合起来就是那个盦字了。从此，我们就牢记不忘了。晚年时父亲被尊称为介盦公。     
        父亲的出生地是浙江嘉兴。嘉兴这个城市，地方算不上大，但却是浙江杭嘉湖一带的腹地，山水秀美，物茂民丰。民国时期，杭嘉湖出现的著名文化教育和民主进步人士数不胜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就是在嘉兴南湖的一叶小舟。这样丰厚的地理人文环境必然会对父亲产生良好的影响。     
      不幸的是父亲三岁丧母，是他的嫡亲姨母，后来成为他的继母把他带大。没有亲娘疼爱的父亲，也未得到他父亲的更多关爱。小学都没上完，就被送到一家银楼去学徒了。幸而父亲天赋甚高。他跟银楼的账房先生学了一手好算盘和一笔好字。但父亲不喜欢呆板的账台生涯。可能是天生的艺术细胞的作用，他喜欢读书写字，喜欢工艺劳作一类的活动。父亲天性聪明，好学而博闻强记，而且继承了祖父的艺术基因，心灵手巧。在他辞去银楼账房的差事后，就按自己的兴趣爱好去自由发展了。所幸那时祖父家道尚称小康，父亲在成家前后也没有经济负担，他读了不少文史哲类的杂书，也学了不少别的本事。这为父亲后来独立成家并踏上文化教育之路打下了十分有用的基础。       母亲的童年也不比父亲好，甚至更苦。我的外祖父年轻时不顾家，迫使母亲很小就不得不帮助外婆靠一种叫做＂调锦＂的纺织活，来挣一点极为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最困难时，只能吃一个山芋度日，或到他的嫡亲姨母家去吃一顿饱饭，偶尔遇到势利的一脸鄙夷神色的姨夫，便吓得赶紧从后门一溜烟地跑回自己家去。这样贫寒清苦的童年，姆妈一生难忘，也造成了她一生刻苦勤俭，外柔内刚，富有骨气的性格。      
       父亲和母亲同龄，而且有相似的童年。在他们同时到了十九岁那年，由双方家庭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训下包办成婚。也许是相同的命运所致，我的父母并没有因为包办婚姻而感到痛苦对立，相反，他们彼此同病相怜，相濡以沫。在父亲未曾经济独立的岁月里，他们不得不默默地承受来自祖父母的讥讽和冷淡。尤其是姆妈，因为娘家穷，丈夫暂时没有收入，她再一次尝到了人间寒凉的滋味。但也充分培训了父母此后独立生活的坚强意志和能力。     
       后来，由于国民革命，军阀混战，兵匪抢劫，祖父去世，家道败落，父母亲被逼带着儿女，一起从嘉兴逃难到上海，由此也独立成家了。       吾父生前常常喜欢说：天无绝人之路。还常常说：各人头上一爿天！事实正是如此。来到上海以后的父母亲，经过几番挣扎和奋斗，很快就在上海这块既有风险又不乏机遇的土地上站住了脚跟。靠着父亲生命中的一位贵人的帮助和指引，父母亲的命运和生活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位贵人就是出身于嘉兴的名门子弟金祖同叔叔。他是原上海中国书店的老板金仲清之子，也是父亲的一位远房表弟。他出生于书香门第，曾留学日本师从郭沫若专攻甲骨文。回国后，著有多本甲骨文专著。他在上海文化社交界有广泛的社会关系，是上海文化界的一位名士。我小时候他曾几次来我家做客。记得他说一口带有嘉兴口音的上海话，中等偏高的身材，穿一身西服，配一副金丝边眼镜，风度翩翩，气质不凡，极有名士派头。他不但博学多才，而且慷慨仗义，对中国的文化事业和民主进步事业有过一定的贡献。父亲正是在祖同叔叔的热心帮助下，被引荐到上海一所著名的法国天主教神父创办的圣芳济学院（后改名为圣芳济中学，即今之上海市北虹高级中学）担任高中国文课教师。从此，父亲不但有了一份固定的职业和收入，家庭生活有了相当的改善，也由此而跻身于上海的文化教育界，结识了不少文化界人士和朋友，他的学识水平和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了。       
       父亲的命运和社会地位的改变也直接决定了我们下一代人的命运和方向道路。     
      我们的祖父原是一位手工艺者一一金银匠。据母亲说，祖父有一手精湛的镀金技艺，在当地小有名声。后来逐渐挣出一份小小家业，不但买地造屋，在嘉兴张家衖盖了一座二层小楼，还收了一个学徒，帮他经营他的工艺作坊。家庭生活可谓丰衣足食。逢年过节，还要杀鸡宰羊，算得上是一个小康家庭了。但他不重视对他唯一的儿子的教育。吾父后来竟能到圣芳济学院教书，完全是靠着他的天赋和后天的努力无师自通自学成才的结果。吾父虽无大学文凭，但他的学问远比上过大学的人渊博。我从他的不多的藏书看到他读书涉猎和兴趣极广。我家没有什么四书五经一类书籍，但有唐诗宋词史记等书，小说类书籍如＂聊斋＂＂镜花缘＂和四大名著以及宋明古今小说等书，也有＂胡适文存＂，顾颉刚的＂古史辨＂，蔡元培的＂红楼梦索引＂，金祖同的＂殷墟遗珠＂，＂说文解字＂、＂辞源＂、欧、柳字帖，等等等等的书，有些书如什么＂崔东壁遗书＂和我完全陌生的书名，当时我就不记，现在根本想不起来了。父亲的这些藏书，有些是从旧书摊淘来的，有的是金祖同先生送他的。我在上大学前，对父亲的这些藏书，除了小说类有兴趣，其他比较深奥的古籍基本不看。其实，父亲的学问，比他这些有限的藏书要广博得多。可惜，那时我受学识之限，兼因受汹涌的＂革命＂潮流的冲击和影响，只对新文学有兴趣，却错失了向近在身边的博学的父亲请教的珍贵机会。如同昔日众多自学成才的文人，我的父亲不象那些科班出身的死读书的书呆子，他的学问知识不仅来自书本，而且来自生活，是经过他的悟性咀嚼过，又经生活实践过的新鲜的流动的＂活水＂。只有像金祖同这样懂行的真名士，才懂得和欣赏父亲这样名不见经传却又有真才实学的普通人物。是金祖同先生独具慧眼，把我平凡的貌不惊人的父亲从平凡的大地众生中识别和推举出来，使父亲没有沦为贱民，且养育了一群对社会有用的儿女。       
       而父亲的本事岂止教书。父亲生有一双手指细长白皙的＂才子手＂。他心灵手巧，能写一笔工笔楷体，能写篆、隶等书体，还精于篆刻治印，深获祖同叔的赏识和器重，并且不断为他介绍当时文化界的著名进步人士和朋友，请父亲为他们刻印名章。父亲曾留有六大厚本印谱，里面记载着郭沫若、茅盾，沈尹黙、金祖同、张元济•••••等等名家的朱红印泥的图章印迹和父亲精湛的篆刻艺术成就。可惜在十年浩劫中的＂破四旧＂劫难中，把吾父的一生心血业绩焚毁一尽！现在只遗留下几枚他为自己，为母亲，为他子女们刻治的印章。父母亲的印章都是鸡血石的。给我的印章是一枚精美的天蓝色玛瑙石，并配有一个可爱的牛角图章盒子。只怪我轻率大意，在天津铃铛阁中学教学时，向语文组同仁显摆吾父的杰作，引起一位小人的垂涎，不久，这枚我大意放在书桌抽屉里的印章就不翼而飞了。     
       我记得，父亲给大姐夫妇刻过一对水晶印章，那是作为大姐结婚的贵重礼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二姐的那枚印章，那是一枚金光闪烁的金星石印章，上面刻的是小篆＂小梅＂二字。可以说，那是一枚极富艺术特色和艺术价值的珍品。       
      父亲也曾为朋友写过刻过碑帖。我那时年纪幼小，不懂，也不注意。只记得父亲课余时间喜欢收集摆弄他的诸般＂武器＂：刻图章用的木质刻床，大大小小的刻字刀，大小不同的砚台，除了一方配有红木盒子的小端砚外，还有一方巨型的大铜砚台，各种笔墨纸张，印泥，扇骨扇面更不用说了。可惜，自从母亲去世后，父亲的这些不为我们重视的零散遗物和他置办享用了半世的红木家俱都散失不存了。现在只有吾妹还留有吾父传下来的一把折扇，一面是父亲画的兰草，一面是他的写的隶书。这就是吾父身后留下的唯一可怜的遗物了。     
       我从小粗蠢，对家事和父母的事情都不留意，且离家又早，从十八岁去北方上大学后更少关顾二老。直到自己年事渐长，才陆续从弟弟妹妹那里听到有关父母的轶事旧闻。听说，在我出生前后，父亲曾在一座十分珍贵的翡翠雕成的宝塔上，受请刻过纪念文字，得过一笔不菲的礼金。后来，这座精美华丽的翡翠宝塔连同父亲的篆刻，在1939年荣获过国际大奖。可是父亲生前从未对我们夸耀过他的成就，这是母亲后来当故事讲出来的。遗憾的是，我们那时都太小了，没有福气一睹这一稀世之作。只有吾妹曾经在母亲的私人＂宝?＂中看到过这座宝塔的照片。吾弟庆余也在美国的国家博物馆看到了那张留有父亲宝贵篆刻遗迹的翡翠宝塔的照片。
     令人遗憾和惋惜的是，父亲的这一艺术天赋，只有我的长兄庆云稍得其传承。我的胞兄庆云从小也酷爱艺术，精于书法绘画，工艺制作，热衷收藏（这我将另写专文细述），可惜，他和父亲一样不幸，他的艺术才华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就在盛年含恨早逝了。       
       从我开始有记忆起，父亲已是一位中年人了。每天一早，他就要出门去学校上课。父亲是个中等偏高身材，穿一件长袍或长衫，一双干净的皮鞋，鼻上架着一副镀金边的近视眼镜，头戴礼帽或白色细藤丝编织的凉帽，颇有学者风度。他的这身穿戴标志着身份显然不同于我家周围环境的体力劳动者的邻居们。其实，以父亲那时的身份和工资收入，是有条件租住较上等和宽敞一点的房子的，就是因为孩子多，负担重，靠他一人的工资收入，已经捉襟见肘了，不得不租住那所谓的＂下隻角＂地段的房子，那里的房价是很便宜的。事实上，起初，狮子弄那条弄堂还是不错的。房子虽然老旧，但建筑格局还有点古色古香的味道，居民也不算很嘈杂。我们刚搬进去住时，那些邻居都十分敬重地称父亲为＂李先生＂，称母亲为＂李师母＂，彼此相安无事，和谐共处。父母亲一方面有分寸地和邻居们谦和相处，另一方面，也经常提醒我们，不许和弄堂里的＂野蛮小鬼＂瞎混。父母亲尤其是姆妈，每以自家的书香家庭为荣，深怕自己的孩子受到周围环境不良习气的影响，对我们管教甚严。我们放学后就直奔家中，不是做功课，练习大、小楷，就是做些手工作业，如画画、　绣花，日子过得十分平静。   
      父母亲从自身的切身体验，尤其是母亲，她从未进过学校的大门，深知不识字没文化的苦处。为了儿女们不再重复他们童年的命运，为了我们将来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和美好的生活，父母亲都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不管家境如何困难，始终坚持让我们上学。我家兄弟姐妹六人，只有大姐没有上完中学，就辍学在家帮助姆妈照料家务。     在我童年的那个平均教育水平极低的年代，对于一个收入不高且子女众多的平民家庭，能让孩子吃饱穿暖，已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了。而我们的父母亲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不但竭尽全力做到全家＂布衣暖，菜饭饱＂，还始终坚持让六个孩子享受教育的权利。这件事现在听来，十分平常，但那时对我们的父母亲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艰难的事！我们的父母亲本身没有受过多少学校教育，又无多大的财力实力，能这样深明大义，花尽心血，让五个孩子上完高中，又各自进入大学，这连我家几位比我们富有的亲戚都没有做到。每当我想到，我的一生从父母亲的遗传、熏陶和影响培育，毕生享受到文学艺术精神财富的浇灌和滋养，直到晚年，它仍是抚慰我心灵的最温暖的精神摇篮，我就会向那在苍穹深处的双亲深深地感恩，常常在心里默默地向他们说，父亲母亲，我永远记得你们的高恩厚德，不忘来自你们的大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