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迁到道里斜文街（1946年）

一九四六年秋天，北京公寓归了部队，把无处搬迁的廿来户安排到斜纹街原俄国人经管的亚细亚旅馆。离开这生活了八年的地方，我的心情和离开小屋时一样恋恋不舍，然而不舍也得舍，只好带着岁月遗留的情怀和纪念离开了它。

搬家的队伍上路了。马拉的板车载满了家具浩浩荡荡向斜纹街走去。年长的坐在车上，年青的走在车旁，路程并不远。小组长走过来告诉我，那女人远远的跟在后面，她是想知道我们搬向何处。“妈，那女人跟在后面。” 妈皱着眉头说：“咱们算倒了八辈子霉了总是阴魂不散。心想这回可躲了，没成想又跟来了。”我一路上心里都不痛快。
   
亚细亚旅馆是个两层的楼房。一层楼有一间诊所和少数住户。我们都住在二层楼。由于房间不够，我们和二姐一家四口（二姐夫去了沈阳），暂住一个房间里，家具放在过道或放在别人家。六个女性住在一起，又亲近，又热闹。
   
这时吴伯母在和平保险公司上班，吴伯伯教祖祺和他的同学英文，都有了事做。生活很安稳。二姐要照顾两家人，做八口人的饭，忙忙碌碌不得闲，但她还是有说有笑，很快活。
   
一九四六年的最后是在热热闹闹中过去的。

   
一九四七年春。松花江解冻了，大块大块的浮冰，相互碰撞着，簇拥着，流向下游，又一个春天来临了。
   
开学了，这是初二的上学期。同学离校的不少，有的参军，参干，有的进干校，有的退学。富慧娟参了军，付幼亭进了青年干校。二年级重新编了班。李桂兰、吴家珊、顾本莲仍不和我同班。见面的机会也很少，这时我感到很孤单。
   
重新编班以后，我记不清怎样当上了班长，只记得在这期间作了两件事。先说第一件事，上课铃响过之后，政治老师匆匆走到我跟前，说他肚子不好，要去厕所，叫我先在黑板上画个全国地图。自已没把握画好，就去请熟悉的地理老师帮忙。他很痛快的答应了。他很快画好一个标明省界和长江、黄河走向的地图，我心里正高兴，就见两位老师在门口相遇，点了点头就侧身而过。这时我的心七上八下不安起来，怪自已自作主张，让两位老师感到尴尬。这件事叫我懊恼了很久。
   
第二件事是发校徽。校徽是烤瓷的。有些上面有斑点，也有模糊不清楚的。最后一堂课结束，我刚把校徽放到讲桌上，同学们就蜂拥而上，挑选起来。我请她们放下回到座位上去，由我来发。不想有人太挑剔，争来争去，着急回家的就嚷着快发。我把发下去的几枚要回来，通通反扣在讲桌上，挨着个拿着走。这样，好坏就碰自已的运气了。

这件事儿让妈碰上她准拣剩的拿。她常说，吃亏常在。至今不知道吃亏和常在有什么关连。

（六）考入电报电话局（1947年）
   
初中二年结束时，电报电话局招考话务员，我和顾本莲都报了名。七月底，我们都被录取了。我在话务股当话务员，她在报务股窗口当收报员。
   
电报电话局在新城大街，正对中国十六道街。它是一栋三层的大楼，建在十字路口。
   
话务股的工作室宽敞，洁净。南边是一排市内和长途交换台（长途五台，市内二台）北边是长途电话受理台和电话号码查询台。除了工作室外，还有休息室和夜班寝室。
   
话务员中老话务有十几人，都很老练，能说会道，表现积极。新考入的有二十来人都是十五、六岁左右的初中和小学生，思想单纯。
   
报话局的政治空气很浓，文体活动频繁活跃。话务股还要不断开展挑战应战表决心等活动。
   
在这新环境里，我严格遵守制度，认真投入工作，但是我参加活动不主动积极，群众关系不密切。
   
我是新人中最先上长途台的，并能使六对线路（每台六对）无空余和准确记录通话时间，这要精神集中，动作迅速，不偷懒。

我尊重每个同事，但来往很少。我对老话务员敬而远之，对小同事，由于性格不同也不亲近。我只有一个合得来的朋友她叫刘瑞芳。早在女中就见过她留有印象，因为她很有风度与众不同。她单眼皮，白皙的皮肤，淡红的唇，窈窈窕窕，清清雅雅。

回想起和她初次接触是在休息室。我一推门见几个人正坐在沙发上说话。她突然笑着说：“哗，哗，过来过来，来小猫！”两手手心朝上向里勾着，我不知她叫谁，回过头，看看身后没人，才确认是叫我了。我走过去，她说：“你真象只温柔的小猫。以后我叫你小猫好吗？”

我认真的说：“不好，我怕有外号。”

“好吧，不叫了。来坐下吧。”她挪了挪身子，拍拍身边的空位子。从此我在这陌生的环境里找到一个知心的朋友。

她会演戏，听说她姨是话剧演员，有些名气。我看过她演《祝福》的戏。只记得一个白发苍苍，拄着棍子的老人躺倒在地，帷幕随即落下。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现在想想可能是《祝福》吧。我那时连鲁迅的名字都没听说过。那时的我没有欣赏艺术和接受新文化的能力。当时报话局工会的宣传工作很活跃。组织合唱、扭秧歌、排球赛和小话剧等活动。知道她会演戏，让她参加，她拒绝不了，只能勉强参加。听说她是她姨的私生女，所以她具有艺术气质。

我调到业务科计算股不久，她去了广播电台，当播音员了。我想念她去看她，她从楼上跑下来迎我。听她说话，声音沙哑。她说接触麦克风嗓子就发炎。这个工作对她不适应，可是她不愿放弃。几个月后又去看她，她已经调走了。我怨她不应该不辞而别，想她一定是带着遗憾悻悻而去。她在电台改名刘乔。几十年后找刘乔，可是谁都不知道曾经有过一个刘乔。时过境迁，使我心酸，我心中喜欢的人，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了。

（七）认识邵炳仁

 在这期间出现一件具有戏剧性的事。记得那天的下午，刚刚还是睛空万里，倾刻间狂风突起，乌云滚滚，似乎大雨来临。我中、小学的同学李庆荣来电话局找我。

见她急匆匆的样子，我问：“这么急着找我，有什么事吗？”

“有人求我给你送封信。”

我一怔问“谁呀？”

“我继母的表侄，他叫邵炳仁，我叫他表哥，他人已去了北京，求我一定把这封信交给你。”

我感到突如其来“你表哥？我们互不相识啊。”

“他多次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见过你。”我疑问的望着她。

“他见过我和你们一块走。”

“我们几个人一起走，你怎么知道他说的是我呢？”

“他把你穿什么衣服什么样子告诉我又在相册找出你，当然不会错了。”心想这真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他早就求我帮助认识你，我不想管，因为我对他还不了解。他是哈工大的学生，功课不错。人长得如何，信中有张照片。他叔叔是国民党要员叫×××。他这次去北京，就是去找他叔叔的。”我们站在电报电话局的门口，雨点儿稀疏的落下来，她急急的说着。
我要不要接过这封信，在迟疑不定。她见我犹豫，便说：“没关系，愿交个朋友就回信，不愿意，就当没这回事。”又说了两句，就匆匆的走了。

这件事使我感到突然、离奇。我拿着这封信久久的望着，终于象拆彩票一样，拆开了信，心有些紧张。首先映入眼睑的是那刚劲有力的字迹。一张狭长的照片掉了出来，上面站着一个瘦长的人。因为太小，面貌的细节不清晰。拿着这张叫人看不清的照片，有种彩票骗人的感觉。信的内容却含意深深。我确认他不是叫我怦怦动心的人。是否放弃他，在犹豫不决。这件事还没鼻子没眼儿，不能告诉妈。

我找顾本莲商量，问她：“你说我给不给邵炳仁回信？”

“你对这人感兴趣吗？”

我半开玩笑的说：“我对他的哈工大感兴趣。”说完呵呵笑起来。

“先想想再说吧，不过提醒你，这人的政治立场和咱们是对立的。”

隔了很久，又提起这件事，顾本莲说：“我看写封信也没关系，给他上上政治课，宣传共产党的政策。”

“说得倒好，我这点儿水平，能说出什么道理来。”

“我看邵炳仁不一定回解放区来，只当作一次交朋友的体会吧。”
   
费了一番脑筋，好不容易写了封回信。在通信不便利的条件下，我收到他四封信，我回了两封。他超出我的文化、知识水平大谈资产阶级哲学思想，运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佐证。我感到他在炫耀自己。
   
有天二姐说，她猜我一定有朋友。我把邵炳仁的事告诉了她并把信给她看了。她是否还记得，我不知道了。

又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我的体质极度下降，混身无力，十分疲倦。怀疑生了肺病，经过Ｘ光透视，才放了心。原因是工作紧张，睡眠不足。

妈说：“谁叫你独性，放着床铺不睡。回家来又不出屋，整天抱着本小说看。”

“在那通铺上更睡不着。我要是整天不着家，您该说姑娘家那么野。”

“说你一句，你有十句等着。我是着急怕你生病。”

“您就放心吧，没肺病就不害怕。”

夜班分前后两班，可以睡觉。我怕脏不愿在夜班寝室的通铺上睡，不愿盖公用的被褥。我都是坐在转椅上两腿搭在凳子上，盖着自家的小被子，似睡非睡。起来把小被子包好放好，生怕别人顺手牵羊。日久天长就犯了睡不着觉的毛病。

这年年底我请求调换工作，理由是患有淋巴结核。在没得到答复之前赶上了年终鉴定。第一次参加年终鉴定会，我很紧张，怕别人“一针见血”的批评。经过一场“审判”班长汇总了几条：
    优点：工作认真，业务熟练，思想单纯，作风正派。
    缺点：参加活动不积极，群众观念较差，表现孤僻清高。
    希望：提高政治觉悟，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
    这是我参加革命工作的初次鉴定，印象深刻。那上面的缺点和希望竟成了我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不断改正的目标。

一九四八年初，我调到业务科计算股。计算股在一层楼的大厅里，大厅的北边是收费窗口。
   
计算股共十多人，相对话务股年龄大，文化程度高，思想进步，作风实在。在他们帮助下，我很快熟悉了计算业务，对政治学习也有了兴趣，参加业余活动也主动了，当了家属识字班老师，更破天荒地参加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秧歌队。
   
“五 一”节这天，我穿上黄伯母的一套崭新的蛋青色绸衣绸裤，它腰系条花绸带，跳动起来，绸衣绸裤象水样顺畅，象云样飘逸。自已也很得意，不敢坐，不敢靠，怕弄脏它。
   
晚饭后二姐带着妈和黄伯母等来看我扭秧歌。报话局门前张灯结彩，锣鼓喧天。秧歌队都是十多岁的姑娘，象从大门里飞出的一群花蝴蝶，踩着鼓点儿，在宽阔的洋灰地上围成圈跳起来。我在众目之下，拘拘束束，生硬的摇来摆去。远不如同伴。看她们扭的又欢实，又自然，又花样翻新。
   
我本来瞧不起秧歌，认为它不但不是高雅艺术而且认为不叫艺术。亲自参加以后体验到秧歌有它独特的魅力。只要带着内心情感，在咚咚锵锵的伴响中就能跳出你的欢欣，你的渴望，你的美感来。
   
回到家二姐笑嘻嘻的眯着那双美丽的眼睛对我说，她觉得我扭的很好看，我看妈一眼，见她不以为然的样子。

在这不久二姐一家搬到一间带凉台的大房间里。摆上她那套陪嫁的新家具，比在北京公寓的强多了。一家老小，高高兴兴喜气洋洋。我们的房间经过粉刷也豁亮多了。
   
就在这时二姐夫捎信来，让二姐带她家老小去沈阳。吴伯伯、吴伯母一听她们要走，也动了心，想去上海投奔大女儿，于是开始准备变卖东西了。到六月份以后大东西卖完就卖衣物及零碎用品。妈陪二姐每天去拍卖市场。一人挎一个包袱早去晚归，十分辛苦。

妈和二姐去拍卖市场，不到两个月，东西就都卖完了。他们两家人计划着要启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