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
很久很久以来，我一直想画一幅画，一幅蓝色的浮冰。高中的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我趴在课桌上睡午觉，说是睡午觉其实我并没有能睡着，我只是把头趴在课桌上，闭着眼睛想一些事情，偶尔睁开眼看一下四周。屋里很闷热，有几个男生在教室的后面嗡嗡地说着什么，还有女生的尖嗓子不时地在粗重的嗓音中像是高音一样的冒出。有人碰了一下课桌，桌子上的书本和笔哗啦啦地掉了下来，引起教室里一阵骚动。楼道里传来传达室看门大爷的脚步声，他是个瘸子，走路总是一脚轻一脚重，很远就能听出来。窗户是开着的，热风一阵阵从外面刮进来，阳光晃眼地照着一半教室。有人在楼下打篮球，还有人在放风筝，一只蓝色的风筝孤单单地悬挂在窗外的老榆树上。我闭着眼趴在桌上，出了一头的汗，汗水顺着我的额头和肘窝流下来，黏糊糊的让我感觉很不舒服。我突然产生了这个想法，想画一个能让我产生一些凉爽的感觉的冰块。这个想法使我一下清醒起来，浑身的汗在那一刻突然神奇地消失了，连四周的人声和噪音也像是被拽进了宇宙的黑洞里。我睁开眼睛，看见一片银色的海，上面孤单地漂浮着一块半透明的浮冰，蓝色的浮冰。它在海面上不断地上下起伏着，被海底的潜流带动着移动着，身后留下一条浅浅的逐渐发散的蓝色痕迹，像是一条越来越宽的单轨铁道。这幅景象萦绕在我的心头，让我无法忘怀。我想把它画出来，挂在墙上，可以每天都看着它。我以为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拿一张白纸，在上面画一片海水，再在海面上画几个方块，涂上些蓝色，难道很难吗？但是一旦画到纸上，却怎么看怎么觉得不是我脑海里的浮冰。在我的脑海里，天空是颜色由浅入深的纯净的蓝，海水是清澈的带着天和冰的倒影的蓝，浮冰是透明得可以看见天空和水面的蓝，它们虽然颜色相近，但是由于物体的发光和反光不同，它们各自独立却又融合在一起。而当我把这几种蓝色汇聚在一个纸面上，它们有时是颜色不对，有时是形状不对，有时是形状和颜色都不对，总是和我脑子里的画面差距很大。此后我每天上课和下课的时候都在想怎么画一幅蓝色的浮冰，一有时间就赶紧拿笔和颜色在白纸上画，但是我总是画不出来，而越是画不出来我就越想画。我是一个狂妄和自负的人，笃信有志者事竟成这句格言，不相信一幅小小的浮冰能把我难住。恰巧我前不久在书摊上看见尼克松的一本书，在这本印刷得错误百出的盗版书里，这位因为窃听丑闻而丢掉了总统宝座的倒霉的政治家说了一句经典格言：你只要永不放弃，就永远不会失败。于是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不要放弃，一定要画出一幅让我自己满意的蓝色的浮冰来。
一个星期日的早上我跑步的时候路过北京火车站，见到了一个得了痨病的画家。每次我都是从站前的广场边缘上跑过，但是那一天，太阳黑子爆发，候车室里像是有一个黑色的磁铁一样，强大的磁力线弯曲了跑步的轨迹，让我拐进了候车室。在那里我遇到了那个穷困潦倒的画家，他躺在室内一排排的朔料椅子之间的脏兮兮油腻腻还有着痰迹的过道上，盖着一个颜色发灰的黑毯子蒙着头睡觉，被我没注意踩了一脚。他掀开毯子坐起来，一把抓住了我的裤腿，质问我为何踩他。我停下来跟他道歉，发誓说没有看见他躺在毯子地下，请他原谅我的莽撞。他揉了揉带着米黄色眼屎的眼睛，说不需要我的道歉，道歉对他没有任何意义，也无法让他肚子上被我的脚踩了的地方的疼痛消失。他说如果我能看看他的画并且给予几句评论的话，他倒可以原谅我，因为没人看得懂他的画，也没人愿意看他的画。我说我不懂画，而且只是一个中学生，对画丝毫没有研究。他说每个人在精神上都是平等的，我的评论和专家的评论一样重要。我说我不想浪费时间来看他的画和发表无稽之谈，但是如果他可以画一幅我想要的画的话，我可以看他现场作画。他说可以给我画一幅任何我想要的画，而且马上从他的行囊中拿出了画笔和放在一个简易编制袋里的一包水彩颜料，让我给他从厕所里接了一桶水来，咳嗽着吐着痰在候车室的墙壁上开始作画。他画了一个纯蓝色的海，说那是他心目中的地中海的样子，上面飘着一个椭圆的鸡蛋白一样的浮冰，看着像是被切开的丢了蛋黄的半个咸鸭蛋。我说这不是我脑海里的蓝色的浮冰的样子，跟我想要的相差可以说是十万八千里。于是他开始不断地画各种各样的海和浮冰，从一个候车室画到另外一个候车室，把所有的墙上都画满了浮冰。
他每画完一面墙，就问我是不是我想要的那种浮冰，我总是跟他说不是。问题是他的脑海里的浮冰跟我的脑海里的浮冰完全不一样，而且我无法完全描述我脑海里的浮冰给他，到后来被他画的各种各样的浮冰给搅和的，我自己也忘记了最初想画的浮冰是个什么样子，脑子里没有了具体的形象。虽然我不知道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是我至少知道它不该是什么样子，那个得了痨病的画家画出来的，总是它不该出现的样子。等画到第五面墙的时候，他开始失去了耐心，不再问我想要的浮冰是什么样子，而是按照他自己心里的浮冰开始画了起来。画到第七面墙的时候，他画的已经不是浮冰了，而是各种各样的女人的身体的部位，女人的嘴唇，大腿，乳房和性器官，再后面我就全都看不懂了，所有的东西都似是而非，像是把毕加索的画给切割成一个个拼版，再随机的组合起来。他一路画下去，全然不管围观的人的眼光，就像是一个十足的犯了病的手舞足蹈的疯子。我告诉画家说我要回家吃饭和做作业去了，他放下画笔，左手抓住我的右手，右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双带着铁锈的黑色手拷来，咔嚓一下把我的右手腕铐在了他的左手腕上。他面容严肃地正告我说，只有当他画出了我心目里的浮冰的时候，他才会解开手铐放我走。
我被他的行为彻底雷倒。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自己把自己当一颗葱和这么固执的人，或者你说他是疯子也可以，艺术家们很多不都是疯子吗，不然他们为何要自杀。我可以给你开一张很长的单子来证明这一点： 1890年梵高用枪自杀，1893年莫泊桑用裁纸刀割开了喉咙，1916年杰克伦敦注入过量吗啡自杀，1925年叶塞宁因精神抑郁在一家旅馆自杀，1927邓肯在汽车上用围巾勒死自己，同年王国维投湖自杀，芥川龙之介服安眠药自杀，1930年马雅可夫斯基开枪自杀，1941年伍尔夫投入马斯河自杀，1942年茨威格在寓所与妻子一起服毒自杀，1961年 海明威在海边用双筒猎枪击碎自己喉咙，1970年三岛由纪夫剖腹自杀，1972年川端康成含煤气管自杀，这个名单可以排很长很长，一直长到可以写满一本作业本。如果我更懂事的话，我会骗他说他画的就是我想要的，可以骗他说我看懂了他的画，恭维他说他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画家，甚至骗他说他简直就是一个活着的无人能够理解的梵高。那样他就会打开手铐，放我回家，也就不会发生后来的那些事了。但是那时我年轻，不知道这样做，也不会这样做，更不愿意违心地说他画出来的就是我想要的。我很坦诚地告诉他，他画的跟我想要的是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这句话刺激了他，他开始疯狂地画，一直画了七天七夜，把北京站的所有墙壁都涂上了莫名其妙的色块。我听见有个大爷揣测说他是安贞医院跑出来的神经病人，随后一个农村大妈带着同情的口气说怎么能随便让病人跑到这里来并把自己带的路上吃的大饼都塞给了他，一个热心肠的小伙子在打电话找医院让医院来领人，旁边一个姑娘说找医院不管用得找片警，只有一个小孩管他叫画画的叔叔，说他画得像是天上的飞鸟和火星上的来的飞船。火车站的检票员像是司空见惯了一样懒得管，候车室的一些旅客们一开始新鲜，围着他看，后来见越来越看不懂，而且见画得也不是女人身上的部位，就再也没人围着他看了。当所有的人都开始烦他了的时候，派出所的片警及时出现，把他扭着脖子抓走，说他随地吐痰，污染环境，画淫秽色情的画，还破坏候车室的公物。
派出所把我作为他的同伙，关在一个狭窄的塞了十几个人，身子都转不开的牢房里，啃难以下咽的小窝头。在喝着飘着一只死苍蝇的褐绿色菠菜汤的时候，我突然想明白了，我告诉他说，他画不出我想要的东西，是因为他不是我。他说那只有你自己画了，他愿意教给我画画的技巧，保证说我一旦学会了他的技巧，就可以画出我自己想要的画。他开出的唯一的条件是要我跟着他学一年的画，他去哪里我就得跟着去哪里。我相信了他的话，下决心要跟他学习画画，好有一天能自己画出一幅满意的蓝色的浮冰。
出了牢房后我跟着他蹭火车去了海南的三亚。他们现在管这叫离家出走，但是我并没有觉得那是离家出走，因为那些离家出走的人都是跟家里关系不好，而我的父母和家人都对我很好。我没有告诉家人的唯一原因是他们若是知道了就不会同意我这样去做，所以我跟着那个落魄的画家走了，什么都没跟家里说。从上了南下的火车的时候，我就把家里人都给忘了，他们从我的记忆里消失，就像是被一块橡皮抹掉了一样。我经常用一块大橡皮把记忆擦掉，就像我上学时把整篇的作业都给擦掉一样。画家在三亚长途车站附近租了一个廉价的农民的小房子，跟一些外地来的专门在车站附近街头做流莺的小姐们住在一排简陋的房子里，那些小姐们在车站接了客回到房间里乱搞的时候，他就在隔壁画谁也看不懂的画，给我讲解他画画的技巧和思想，然后把一只画笔交给我，让我练习画画。他站在我身后指导，不断地告诉我说这里需要让颜色深一些，那里需要浅一些，这里需要加一些冷色，那里需要加一些暖色。人们说疯能够传染，我像是得了疯病一样地没日没夜地画一些抽象的，用他的说法代表未来潮流的画，甚至当他在床上跟小姐胡搞的时候，我在旁边的木板搭成的画板上画画，一点也听不见床的咯吱声和小姐们装出来的高潮声。
我不得不说，他是一个很有天才的画家，只是画的东西没人能懂，我也看不懂，也许只有疯子才看得懂，从这一点我判断自己还没有全疯。
一年以后我离开了这个得了痨病的画家，重新回到了我出生的城市，发现城市变化之大，我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我们家所在的地方已经被拆迁了，原来的院子已经完全消失，只有门前的汽车站还是那几路汽车，站名还叫光明楼。我站在汽车站牌下，看见周围都是陌生的高楼建筑，还有几处尘土飞扬的施工的工地，电线杆子上贴满了治疗性病的小广告。四目所及，没有了慧子小亮三哥那些我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没有了我熟悉的爱端着茶壶蹲在院门口下象棋的张大爷，没有了爱家长里短地传播小道消息的热心的李大妈，没有了上学下学都经过我家窗户外面的邻居家的美丽女孩，只有一张张陌生，麻木，毫无表情的面孔在我身边匆匆走过。我走在高楼的阴影里，像是穿行在阴森的迷宫中，一条找不到出口的迷宫。在那一刻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来错了地方，来错了城市，来错了星球。
我最后找到了在一座围墙里的派出所，从那里知道我已经被作为失踪少年寻找了一年。我的父母以为我被坏人拐走了，在各处刊登寻人广告来找我。这中间有三个人曾经冒充我来找我父母，但是他们的样子都跟我相差太远。前两个都是农村的晒得像个黑人的孩子，最后一个是个西藏人，他说在一个寺庙里，喇嘛把我的灵魂塞进了他的胸膛，所以他虽然长得不像我，但是其实是我。奇怪的是，我爸妈问他什么问题，他都能对答如流，连我小时候干过的一些坏事都知道，他甚至还能叫出和辨认出我小时候朋友的名字。他在我家里住了几天，在一天晚上把家里的一件祖传的唐朝的花瓶给偷走了之后就失踪了。那个花瓶后来神秘地出现在尼泊尔一侧的喜马拉雅山的半山腰上，旁边是那个西藏人的尸体。花瓶被一个登山的日本人当作夜壶提回了东京，在里面撒了半年的尿之后，于纽约的一个拍卖会上以超过毕加索的一幅画的价格卖给了一个伦敦来的犹太古董收藏家，贡在他们家拥有的私人岛屿上的总统套间的总统餐桌上。
在派出所的帮助下我回到了家里，继续开始上学。外面的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学校里却丝毫没有任何变化。同样的院墙，同样的教学楼，同样的老师，同样的同学，同样的课本。教室里也什么都没变，我依旧坐在我的桌子上，跟我原来的同桌女生共享一个画了三八线的课桌。脖子因为淋巴腺炎而显得特别粗大的物理老师依旧在把明白的学生搞糊涂，把糊涂的学生搞得更糊涂。原来是个拳击手的化学老师依旧在黑板上一行行书写着谁也不搞不清楚学这些将来有什么用的分子式，留着分头露着大牙的政治老师依旧在吐沫四溅地讲着连他自己也不信的东西，胖得像个小猪的英文老师从星期一开始就惦记着周末跟男朋友去哪个学校的舞会跳舞，而面容慈祥的班主任语文老师依然在讲鲁迅他们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每当听到语文老师讲鲁迅先生这样描写枣树的深刻含义的时候，我就只有两种感觉，一种是无聊，另一种还是无聊。连我的脚趾头都知道这是鲁迅他老人家没来得及校稿写出来的病句，要不就是他老人家自己觉得特牛，我就这么写了你们怎么着吧，哪儿有什么深刻含义啊。但是老师非要说这里面有什么深刻含义你也没辙，谁让她是老师你是学生呢。对于听这样的课我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没得选择，另一种也是没得选择。
我回到了过去，就好象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的继续在中午的时候趴在课桌上睡觉，听着教室后面的男生嗡嗡的说话声和女生的尖嗓子，还有走廊里传来的看门大爷的一瘸一拐的走路声。跟我同桌的女生甚至都没问我这一年去了哪里，就像是我睡了一个午觉，做了一个短暂的梦醒来了一样。我以为到了学校，班主任会给我叫到校长办公室去，同学们会围过来问我这一年去了哪里。让我失望的是，我走进教室，坐在了我原来的位子上，没有人过来问我一句话，甚至也没有人多看我一眼。我的同桌的那个女生依然是懒洋洋地挥着一条白色手帕做扇子，把我当作空气一样地扇来扇去，然后告诉我说，她脸上长了两颗豆，一颗是红豆，另一颗还是红豆。
有时我趴着睡午觉的时候不得不怀疑，我是真的去了海南还是只是梦里去了海南。但是对我来说是真是假已经无关紧要，就像宇宙的起源一样无需探讨：我知道我的身上起了很大的变化，画画已经融进了我的蓝色的血液里，每时每刻在我的身上流动，这就够了。这幅画不出来的蓝色的浮冰让我着迷，让我烦恼，让我无法释怀，甚至让我觉得活在世上的目的就是为了画这么一幅画。每个高中生都想要有一个爱情故事，一个懵懵懂懂的爱情故事。学校里高年级的男女生们偷偷的在课桌底下传递诉说倾慕的纸条，班里的班花为在作业本里和书桌的抽屉里收到的匿名的情书而脸红，心跳和窃喜。而对我来说，这幅没能画出的蓝色的浮冰比年级里任何一个漂亮的女生都让我着迷和心动，让我渴望，让我朝思暮想，让我魂不守舍，让我兴奋，让我狂热迷恋，让我痛苦和痴狂。这幅画就是我的一厢情愿的恋人，这幅画就是我想要追梦一样追求的初恋，这幅画就是我的爱情故事。我的痴心的，狂热的，唯一的，全部的爱情故事。
高三的时候我跟同桌的女生约会，我们去了校外的一个冰激凌店。她有两个爱好，一个是吃冰激凌，另一个也是吃冰激凌。我给她讲我要画的浮冰，跟她讲我有两个愿望，一个不能实现，另一个也不能实现。我都不记得讲了多长时间的要画而画不出来的这幅浮冰，只记得她不断地去柜台买冰激凌，不断地回来，中间还去了三趟洗手间。等我终于讲完了的时候，看见她的面前摆着十个冰激凌的小盒。她说我从来没有这么激动地讲过这么多的话，比她在同桌一年听到的我讲的话的总和都多。她说吃冰激凌吃得太多了，肚子有些疼。她按着肚子问我，要是在她和我想画的浮冰之间做一个选择，我会要哪一个。我想了想，很脑残的跟她说我会要浮冰。她冷静地把最后一盒冰激凌吃得干干净净之后，一言不发的走了，弯着腰，像是一只肚子上中了一枪的小鹿。我嗔目结舌之余，不得不佩服她不论肚子多疼也绝不浪费一勺冰激凌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勤俭的美德。
后来我们虽然依旧是同桌，可是再也没有说过话，直到离开学校的那一天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她在我的毕业留言册上写下了一句话：你是一个执着的人，我喜欢你，只是我不能让你的画比我更重要。我把她的留言从毕业册上撕了下来，卷成一个纸团，从教室的窗口扔了出去。纸团在空中划了一个弧形，像是跳水运动员一样地下落，准确无误地砸在了正在楼下走过的一个女生的粉色的发卡上。那个女生把纸团伸展开，抚平，读完之后用大头针把它贴在了教学楼一层的告示栏里。三天以后我发现那张纸重新变成了纸团回到了我的书包里，里面包着硬硬的一截干燥了的猫屎。
从高中到大学到出国，我像是魔怔了一样，总在想怎么能够画出这一幅画不出来也不记得具体样子的蓝色的浮冰。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我都在想海上漂浮的蓝色的浮冰应该是什么样子，有的时候我在睡梦里得到一些灵感，但是一旦醒来，那些灵感绝大部分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把剩下的灵感放到纸上，就失去了原有的样子。我大概前前后后画了有上千张浮冰，绝大部分都被我撕掉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脑海里的蓝色的浮冰的样子也在不断改变。所有知道我着迷于这张画的人都在笑话我，他们说我在浪费时间。只有一个人不笑话我，她的名字叫直子，是我在W城的一个酒吧里认识的，她跟着我到了我的卧室，看着我的画，留下了眼泪来。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她，因为她知道我的痛苦，和我想要做什么。只有两个人看过我的画流过眼泪，一个是直子，另外一个也是直子。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