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陶艾把老板叫到一边，告诉他，他是没有居留的。而公司替他报工的身份证是他借用他哥哥的。当年他也靠着这个身份证到了法国。就好像很多人做的那样。

现在摆在老板面前的选择有三个，一个是，陶艾去告发公司，雇用黑工。等待老板的将是巨额的罚款。另一个是，老板帮助陶艾申请正式的身份，但是他还是要为此花一笔钱。

然而，对家人宽容忍让，不等于对外人也一样。老板是个连生病都不肯看医生的人，遍尝艰辛，而后把钱看得比自己的命都更重。

于是老板选择了第三方案，他说，要么你就自己走，要么我就去请律师，我是无辜的，警察会将你驱逐出境的。

这个决定顿时惹了众怒。公司的搬运工差不多都是马里来的索尼克人。不但同气连枝，而且他们大多有同样的经历。全族的人给他们凑齐了偷渡的费用，然后这个能走出非洲的幸运儿将用他的下半辈子劳动偿还。孤注一掷是他们唯一的选择，齐心协力从来都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他们认为，老板有能力帮助陶艾哥，弄到居留，并给他这份互利的机会。老板却拒绝了，实在是太心黑了。

老板却说，别说他现在没有居留，就是他有居留，这些非洲人也很难找到工作。全都是刚开始工作好，接着就找事。法国人的法律又不能随便开除工人。老板说，同样的事情曾经发生在香榭丽舍大街另一个老板那里。那个老板最后找人放火烧了自己的店铺，把住在里面闹事的七个黑人烧死在里面了。

员工们开始要挟老板，如果打官司，他们将证实老板是对陶艾的黑工知情的。公司内外瞬时彩旗飘飘，那是非洲工人们罢工了。老板叫了警察，好容易，一天之后，警察来了，环顾四周说，这是你们和工会之间的事，自己解决吧。然后就撤了。那速度，就如同他们给汽车开罚单。

而且其实老板哪里敢让警察深深地介入呢。须知在巴黎北部，这个贸易繁华的区域，据估计华人的经济规模占到当地的百分之十五，而税收却只占到总税收的百分之五。

到了晚上，罢工的员工们坚持睡在库房里。他们分为几班人，轮流值班。那时候正是隆冬时节。

冬去春来，老板终于熬不住了。他被迫给陶艾办了居留。

分别失去了最看重而且仅存的东西：钱和尊严。双方都恨到了咬牙切齿。

我就想起我刚刚到法国的那年，法国正在大乱中。巴黎郊区两个移民少年在躲避警察时，不幸触电身亡。从而引发全国性的一次大骚乱。骚乱中数以十亿欧元计的华商仓库被烧了。

事后那些关于法国移民政策的反思令人眼花缭乱。然而，作为骚乱中损失惨重的华人们，是否试问，底层民众和政府之间的矛盾，是什么时候转移到这里来的？

这些年西欧的经济每况愈下。让人不禁胡思乱想，古往今来那些相似情况下，富裕少数民族的过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