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的评价很大程度集中在对文化革命功过的判断上。启发我对文化革命的-经济学思考是这样的。去年经济史学家 Doglas North (1993年 Nobel Prize Winner)来我在的学校作了一次演讲。他把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史和美国十九世纪经济史扯到了一起,得出了和自文艺复兴以来主流观点完全相反的见解。North的演讲启发我写了一篇关于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理解中国文化革命的日记。由于日记结论和关于文化革命的主流观点相背,且又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持，我一直没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公开我的想法。从经济史的角度,日记对文化革命关于经济制度转换和社会结构功能的演变是这样切入的(从历史文化的评价当别论)： 　　1）中国文革前出现九十年代后官僚和新贵结合的社会势力将会减缓或窒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 　　文化革命前,中国的土地改革和统购统销制度为中国的工业化起步提供了稳定的农业剩余。但是﹐在中国大陆的基本工业体系没有建成之前,如果出现类似九十年代后官僚和新贵结合的社会势力﹐这个稳定的农业剩余很可能象巴西和印尼一样,被官僚﹑警察﹑军队和经济贵族网织的社会势力鲸吞很大一块﹐阻碍或打断发展的过程。极端情况下,中国将会象印度一样﹐演化的上层势力通过制度沿习完全拥有发展民族工业的珍贵农业剩余,造成社会中穷的极穷﹐富的极富。永远陷入三流国家而无法发展的陷阱 。 　　中国的实绩是,土改和统购统销一方面为中国从制度上汇聚了稳定的农业剩余。另一方面﹐三反五反﹐人民公社,四清运动和文化革命从城乡两个完全相异的社会构造里打掉了中国在工业化基础建立之前出现鲸吞农业剩余的寄生阶层的可能。尤其是文化革命,使得中国从根本上消灭了工业基础 建成之后出现任何权力和经济新贵在制度上合法结合的土壤。农业剩余有了,鲸吞农业剩余的现代化绊脚石式的社会势力不在。这就是中国今天成为继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个上亿人口在二十多年长时间经济腾飞的秘密。 　　2）中国文革后在九十年代出现了官僚和经济新贵结合的社会势力,但由于经济起飞的基础工业体系已经建成﹐社会承受这种破坏现代化过程的能力加强。文革结速后,工业体系基本建成。邓小平的开放政策使得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加快,社会财富急剧增加。 八十年代后期经济新贵和官僚权力在社会转型期结合起来借制度漏洞不公平地攫取新增财富。这种势力在九十年代有加速 扩大之势。但是﹐由于农业在工业的支持下﹐为全社会提供了稳定的粮食﹐城市发展也使绝大多数市民生活获得改进。鲸吞新增社会财富的势力在社会中引起动荡﹐但没有大到足以抑制现代化进程的程度。表明工业化后出现鲸吞新增社会财富集团时﹐发展过程已走出 童年期﹐免疫能力相较前一期发展要强。 　　3）九十年代新贵势力剧增﹐特别是军队经商﹐警察违法﹑海关走私和基层中层干部大面积结合贪污﹐威胁中国存亡的时候﹐中国平民阶层在 1950---1980 三个十年的长足发展中已占社会的主流﹐累积了能够打倒这批新贵的社会综合力量。江泽民﹐李鹏﹐朱容基等制止军队经商等就是平民老百姓和中央地方正面力量占优势地位的明证。如果中国没有三反五反到文化革命等一系列全社会趋向平民化的过程﹐九十年代的反贪很可能是印尼的样子。实际上﹐中国今天的反贪﹐比和她一个省下边的地区差不多大的台湾还要好。同样﹐巴西和印尼比中国大陆经济早起飞二十年﹐他们的军队﹑警察和地方新贵勾结起来﹐盘根错节﹐普通老百姓和中央的一批改革派几乎无能力实行任何有意义的改革。两国不仅经济结构缺胳膊少腿﹐而且再行发展的经济动力也不够。 　　这说明﹐中国在社会基本力量的分布上﹐已经是个平民阶层主导社会发展的格局。这是个现代化国家的政体﹐虽然她和西方现代化国家整体的表面构造不一样。印尼﹐印度和巴西是传统落后国家的政体﹐虽然她们在表面构造上和西方现代化国家的政体相同。中国土地改革到文化革命的洪炉化掉了社会中的传统筋骨﹐使其在构造成份上达到了现代国家的比例。 　　文化革命是快了些﹐委屈了一批人﹐尤其是不到全社会3%的教育﹑科技﹑影视和地方乡绅。这是它的副作用。但文化革命不仅在当时﹐即使在今天和明天也堵死了中国走回传统社会力量分配格局的路它偏向了中国普通老百姓。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今天中国经济长足发展的制度设计人﹐而不仅仅是开国元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