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70年代文革末期，那时全国各地还在实行上山下乡政策，大多数的城市高中毕业生都面临着下乡插队当农民的时代厄运。记得当时的政策是，家里只能留一个子女在父母身边留城，那时也很少有独生子女家庭的，所以一般中年人家庭都有下乡插队的子女，或正和他们快要毕业的子女共同面对这个即将降临的不幸。父母和孩子两代的生不逢时让他们在那个大时代背景下，对眼巴儿前的生活困境和伤心离别的无助无奈，对今后个人前途和命运更是无从把握。

那时人们已经看到了文革狂热后，政治运动带来的城市经济停滞萧条，农村贫困落后的严重后果，文革初“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口号不再能燃起他们的热情，万般无奈的父母想尽各种办法保住孩子的城市户口或是早早地让孩子学一门手艺，男孩学木匠的，女孩裁缝，将来在农村有个生存的技能。整个社会也轻读书重技艺，许多家长让孩子从小学就学小提琴，学手风琴，学声乐，祈望子女能进各种文艺团体。这还是积极的手段逃避上山下乡，还有消极的，不正当的做法，象办假证明身体不好的，办提前毕业的，当时初中毕业可以不下乡，办了初中毕业再想办法转到外地去读高中，还有办子女过继户口的 （过继给孤寡老人）等等。而部队自然就顺理成章地把他们的子女送去参军，名正言顺地逃避上山下乡。

因为从小在军营长大，对大院外社会上的习俗和民情了解甚少。在学校里听同学说过他们家里有下乡知青，有的人家半年内送走3个儿女去不同的地方，那个当妈的心哟要碎几回。本来生活就挺艰难的父母还要省粮油票，布票，糖票还有钞票补贴在农村的儿女。每次儿女会来，一家人真是悲喜交加，已经落户农村的知青回城时总想多赖些日子，父母也早早地准备好猪油，白糖，点心给他们带回去。可是这种老百姓的悲苦和患难很少发生在我的生活成长环境里。在我印象中，大院里的大哥大姐初高中就去当兵了。那时就觉得他们很幸运，好像也是理所当然的父承子业，没觉得有什么特权和不公。后来闹出了个钟志民事件，反特权，反走后门之风开始了，那几年也停止了部队内招。比我大几岁的邻家孩子也下乡了，自那以后我们这些后生娃和父母也就有了下乡当知青的心里准备，那时虽然还小，却也懂得了命运不可抗争。

可是就在那年年底的一天，父亲下班会来带着兴奋而神秘笑容，在全家人一起吃晚饭时宣布了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那就是今年部队又有内招了，条件是军区领导机关在职军人家没有现役军人子女，每家只能应征一名子女，年龄在195x～196x三年出生。那时这三年出生的孩子正念初三到高二，也就15～17岁。母亲激动地说：“我们家符合条件，死丫头，你可以当兵了”。父亲接着又严肃地压低了嗓音说：“这次内招非常严密，也很紧急，三天内办理完毕一切手续。因为部队停止内招多年了，现在突然又搞内招，会引起社会和地方的骚动，所以范围很小，名额也很有限，要严格保密，不能瞎咋呼，传出去就走不成了“。我和母亲惶恐又欣喜地会意点头，包作一团。那一夜，我的大院同学，男女伙伴，和我一样符合条件的人家，都沉浸在这个能改变他们命运的喜讯而带来的激动和欢快 中，大家为了这个秘密的人生机遇的完满实现而压抑着激动和兴奋，此时互不串门，互不分享交流，一家人闭门窃喜闷乐。

这一从天而降的喜讯让我激动的一宿没合眼，听到父母那边也是辗转反侧一整夜无法入眠，同样的失眠，可我们所思所想的不一样，他们想的是我初中还没毕业，没读什么书也没多少文化知识，就要离开他们，开始自己独立的人生了，他们在拥有这份欢喜的同时还充满许多担心和牵挂。而稚嫩的我当时完全是在享受着这种非正常参军的神秘和对走出家门，自我放飞的憧憬。第二天早上照常去学校，表面看上去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平静，此时只有具有同样命运，心里怀有同样秘密的眼睛才能读懂对方安定的目光后面藏着的不安和得意。对于这件本应同喜同乐的好事，在学校我们那些即将由同学变为小战友的孩子，都保持沉默，没有谁透露丝毫的信息。我不知道那天课堂上都听了什么，就觉得在学校太压抑，太憋得慌，恨不得赶快和我的大院同学和战友痛快地来一场最后的疯狂。

三天的时间非常紧张，根本来不及也不容许和亲友告别。说是办理参军入伍手续，其实什么也没办，只是军区机关拟了一份简单姓名，性别，年龄名单，家长们就在大院的军人服务社买了些日用品给孩子带上。那是初冬的夜晚，天空沉静而神秘，本应是寒凉湿冷的时节，空气却异常的温和绵柔。一辆交通客车前，几位负责征兵的军官在紧张有序地核对名单，兴奋而多虑的家长们在相互交谈着，只有我们这些娃娃兵这时才可以无所顾忌地疯笑，女孩子们就穿着平时的花棉袄，男孩子也穿着平时老爸的军装。点名完毕，我们就象平时去军区农场或去五台山体育场看比赛一样，呼呼啦啦上了车，家长们也没太多的不舍和伤心离别，那仅仅是个简单的送行，没有人知道这批兵要征到哪里去，说是到了大别山再听从分配。不知是这兴奋来得太突然了还是庆幸子女人生有了转机，那天晚上真的没有母子父女离别不舍流泪的场面。

满载着欢笑和希望的车，在畅通无阻的公路上缓缓行驶，我们尽情地唱着，笑着，喧闹着。压抑了几天的狂喜此时终于随着车轮一路狂奔流泻出来，每颗年少的心都在经历一次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身心体验。明亮热闹的大交通象座流动的房子，从我们熟悉的市区呼啸而过，徐徐驶向了郊外乡野，在黑夜里穿梭在铁路，公路和桥梁之间，穿越过丘陵，平原和水乡河网，越来越接近了山区。车内的气温也明显降低，窗外原先星星点点闪烁着的农家灯火，也渐渐稀疏消失，四周漆黑阴森一片，寂静无声，只有大交通的前照明灯直射前方给了此时这个黑暗沉寂的世界一点光明和声息。看到眼前这么荒凉漆黑的山区，我们的心突然沉了下来，这是要把拉到哪去呀，车里顿时静了下来，有女孩哭了，有男孩叫了。可是没一会儿，我们疯够了，怕过了都累得倒下睡着了。

天亮时我们到达了大别山营区，车门一打开，一股温湿的气流扑面而来。下了车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云雾缭绕，山脉连绵，峰峦迭起的巨幅山景图，心里由衷赞叹这此生第一次见到过的山区美景好风光。经过一夜的旅行长途跋涉，我们都有些疲惫，一个个懒散疲沓地下了车，来时那过盛的精力和亢奋都消褪殆尽。营区里的官兵看到我们一群城里花季男女，衣衫不整，拖拉散漫的样子，哪里是来当兵的？像是逃难来的。简单地修整了一下，负责带兵的军官叫大家站好队，准备到医务室体检，若体检合格，就当场发军装。那时我们才知道，应征入伍的手续放到大别山来办理了。此时大家紧张兴奋起来了，紧张的是怕体检不合格，兴奋的是马上要发军装了。正值青春年华的少男少女，个个健康年轻的，哪会有体检问题？发军装的时刻到了，大家激动地排队叫着自己的军装尺寸号，从衬衫，绒衣绒裤，棉衣棉裤，到棉袜棉鞋全副武装了起来，然后把自己的老百姓衣服交给带兵的军官，许多人写了简短的信，记录下我们一夜从民变为兵的幸福过程，塞进衣服内兜里，随车稍回给父母。接着军官就开始念应征分配名单，要求大家各自归队到所分配的部队集合点列队。我们一车的人被分到10多个部队单位，当我听到自己被分到无锡军分区报到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全身温暖，多好的地方，我生命的新起点将源自那里。

在一名女军医的带领下，我和另外3名女兵和3名男兵又一路长途折腾到了无锡军分区。先是安排我们在军分区招待所住下，第二天本以为会有什么首长或是带兵领导来见我们，领我们去服役部队报到，可是招待所所长总是嘻嘻哈哈地说先放心住下，好好休息，新兵连训练的苦日子在后面呢。我们等了一天又一天，总没人来接我们，那时心里就开始发慌了，怎么我们这些兵没人要？那时既没电视又没上网的，连个小半导体收音机都没有，几个小男生，小女生日子很难打法。无聊闲得慌倒是可以在军分区大院里转悠，或上街逛逛无锡城，还可以在军分区礼堂看看电影，记得当时看了一部“天山上的红花”的电影，讲的是新当选上畜牧生产队长的一个哈萨克族姑娘，热爱集体，敢于向恶势力作斗争的故事。

可是几天下来总是被人撂下不管，心里不踏实，预感到夜长梦多。有一天，我们忍不住又缠着所长问他领导到底要拿我们怎么办，他一脸无奈样，不知说什么好。我们就要求到军分区通信总站打电话。电话里父亲的声音和蔼可亲，思亲思乡之情顿然涌起。我委屈地向他诉说我们被人遗弃，无人问津的困窘，父亲只是安慰我说你们很快要回南京的。当时还傻乎乎地以为是分配回南京呢，还追问父亲回南京什么部队单位，父亲那头无语了。

有一天还是带我们来的那个女军医和另外一个男军官突然来了，我们终于找到了组织找到了党。女军医是来带我们女兵的，男军官是来带那三个男兵的。她什么也没解释为什么过了那么多天才来带兵，但是明确告诉我们，我们被分配到浙江金华解放军122医院。那时我对金华的全部认识就是知道它以火腿闻名。没想到出来折腾了这么久最后给弄到那么远的火腿故乡去了，真想哭。第二天，女军医就带领我们乘座146次火车直奔金华，那是我一生中最长的火车旅行。

在122医院报到后，我们被编到新兵连，那时才有正式军人感觉，当兵的第一关嘛都是要通过新兵连训练的。然而又是突然有一天，只有我们几个无锡军分区来的，也就是我们四个内招的女兵被医院领导叫去谈话，领导严肃的面孔暗示着不详之兆，说是接到军区指示要我们回南京统一分配，其实我们知道就是通知我们准备卸甲归田。霎那间，我们的心就从高空落到了地面，失落，伤感，被愚弄，受欺骗等等憋屈的悲愤统统发泄到那个医院领导头上。我们心灰意冷地上了北行的147次火车，又灰头土脸地回到了南京，回到了家，回到了学校。一场征兵内招的闹剧结束了，我人生中也有了任何履历表都无法填写的两周军龄。

几年后，我们那批内招的小兵，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还是没能逃脱的了知青的厄运，有的当了工人。时隔多年后，读大学的有的出国了，不出国的在国内也都是有职有权，活得挺滋润，而回城知青和当了工人的，后来都下岗的下岗，内退的内退，日子过得不太好。常常感慨如果自己当年真的当成了兵，也只有初中文化，那我的命运将会怎样？还能上大学，还能出国，还能坐在这里写这篇东西？那个年代人生无常，命运作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