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1861 年开始启动的洋务运动，基本格调就是 “ 中体西用 ” ，也就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接受火车，电报，轮船，洋火等等都可以，但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那是万万不接受的。 因为在 1894 年甲午战争之前，洋务运动带来一种表面的经济飞速发展，也着实迷惑了相当一部分人。 “ 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 ” ， “ 中国进入了盛世 ” ， “ 中国的崛起是无法阻止的 ” ，种种欢呼雀跃之声，开始在中华大地上流行。当时有没有清醒的人？其实也有几个。除了早期民主思想家呼声之外，有些大臣也一再提醒朝廷不能舍本逐末。 如长期担任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文祥，在死前不久即 1875 年上《密陈大计疏》，指出： “ 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自治其国以此，其观他国之废兴成败亦以此。 ” 认为议院制度清国 “ 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 ” 。 再如两广总督张树声 1884 年在自己的《遗折》中更是把民主制度视为救国的根本： “ 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 他恳请清廷下决心 “ 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 ” 。 这些建议揭示了西方富强的真谛，指出了中国应 “ 采西人之体 ” 的正确方向，如被采纳，中国近代史可能因此而改写。但这些意见都被拒绝。半是因为政治改革会触及政治集团既得利益，半是因为洋务运动带来的表面经济飞速发展蒙住自己双眼。 在这些有识之士当中，最牛的人当属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这个人牛在什么地方？他准确预言清廷五十年内灭亡。 只要没有紧急繁忙的军政事务，曾国藩晚上往往喜欢与幕客聊天。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历 1867 年 7 月 21 日晚 ，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烈文聊天时，忧心忡忡地对赵说： “ 京中来人云： ‘ 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 ’ 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 赵烈文回答说： “ 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 。 就是说，现在 “ 天下 ” 统一噎很久了，势必会渐渐分裂，不过由于皇上一直很有权威，而且中央政府没有先烂掉，所以现在不会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但据他估计，今后的大祸是中央政府会先垮台，然后出现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他进一步判断，大概不出五十年就会发生这种灾祸。 听了赵烈文这番话，曾国藩立刻眉头紧锁，沉思半天才说： “ 然则当南迁乎？ ” 显然，他不完全同意赵烈文的观点，认为清王朝并不会完全被推翻，有可能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政权南迁、南北分治、维持 “ 半壁江山 ” 的王朝一样 . 对此，赵烈文明确回答说： “ 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 ” 他认为，清政府已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南迁偏安一隅，恐将彻底灭亡。曾国藩反驳说： “ 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 ” 。赵烈文立即回答道： “ 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 。 赵的谈话确实非常坦率，他实际上否定了清王朝 “ 得天下 ” 的道德合法性。清军因明亡于李闯、吴三桂因红颜一怒大开城门而入关，所以 “ 创业太易 ” ；入关后为震慑人数远远多于自己的汉人而大开杀戒，如 “ 扬州十日 ” 、 “ 嘉定三屠 ” ，所以 “ 诛戮太重 ” ，这两点决定了清王朝统治缺乏 “ 合法性 ” 而清王朝后来的君王 —— 可能他心中所指为康、乾、嘉 —— 的 “ 君德 ” 故然十分纯正，但善与恶并不互相掩盖弥补，何况 “ 天道 ” 已给他们带来了文治武功的 “ 盛世 ” 作为十分丰厚的报答，因此这些后来君主们的 “ 德泽 ” 并不能抵消清王朝 “ 中共建政 ” 时的无道，仍不足补偿其统治的合法性匮缺。 对赵从清王朝得天下的偶然性和残暴性这两点，否定其统治的合法性的这番言论，曾国藩并未反驳，沉默很久后，曾才颇为无奈地说： “ 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 ” 。 “ 祏 ” 是宗庙中藏神主的石屋， “ 宗祏之陨 ” 即指王朝覆灭，曾国藩也预感到清王朝正面临灭顶之灾。 当然，在一段时间内，曾对此问题看法仍十分复杂和矛盾 , 虽然有时承认现在 “ 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 ” ，但有时又对清王朝仍抱某种希望，认为现在当朝的恭亲王奕欣（奕欣人称 “ 鬼子六 ” ，洋务派首领）为人聪颖、慈禧遇事 “ 威断 ” ，所以有可能避免 “ 抽心一烂 ” 、 “ 根本颠仆 ” 的结局。 而赵烈文则坚持己见，认为奕欣 “ 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 ” ，慈禧 “ 威断 ” 反将使她更易受蒙蔽要想挽救颓局，像现在这样 “ 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当默运天心，未必其然也 ” 。 “ 默运天心 ” 颇有些神秘主义色彩，但在此更可将其理解成为一种 “ 天道 ” 、某种 “ 历史规律 ” ，现在局面如此不堪，如无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仅靠现在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修补补，实则无济于事，而奕欣、慈禧均非能对体制作出重大改革之人，所以清王朝难免分崩离析的命运。赵烈文端的是富有洞见，不仅对历史大势看得透彻，而且作为一个远离权力中心、根本无法近观奕欣、慈禧的 “ 幕客 ” ，对此二人的判断却准确异常 . 为以后的历史所证明：奕欣确是朝廷中少有的开明权贵，近代初期的一些革新措施大都与他有关，因此当时有视野开阔、思想开明之誉，但 1898 年清王朝救亡图存最后机会的维新运动兴起时，他却坚决反对，证明赵在 1867 年对他作的仅 “ 小智耳 ” 的论断不虚。慈禧乃至大清王朝以后不断为其 “ 威断 ” 所蔽所误已为众所周知，无须再赘赵的眼光，确实老辣。 不过，曾对赵的论断仍无法或不愿完全相信，总感到清王朝还有一线生机。同治七年七月下旬（ 1868 年 9 月中），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由于直隶管辖京城四周，曾国藩终于有机会第一次见到慈禧太后、同治帝、恭亲王奕欣及文祥、宝鋆等高官，在几天之内四次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对此，他当然备感荣耀，直隶总督之职位不仅使他能近距离观察清王朝的 “ 最高层 ” 领导，而且使他能对全国的形势有更多了解，这时他才知道国家的颓败远远超过自己原来的预料，而朝中根本没有可以力挽狂澜之人。 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1869 年 7 月 7 日 ）晚上，他对刚刚来到保定直隶总督府的赵烈文坦承自己对时局、朝政的失望，对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奕欣、文祥、宝鋆、倭仁这些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们的人品、见识、能力、优点与弱点逐一分析点评了一番，分析点评的结果是他们皆非能担当王朝中兴重任之人最终，他不得不同意赵烈文两年前的论断，清王朝噎病入膏肓，难以救药。 历史惊人准确地应验了赵烈文的预言，清王朝终于在 1911 年土崩瓦解，距 1867 年预言它不出五十年就彻底垮台，正好四十又四年；而且，接踵而来的也正是赵所预言的长期 “ 方州无主，人自为政 ” 、即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当然，曾、赵已分别于 1872 和 1894 年去世。 双目如炬，对天下大势洞若观火的赵烈文，透过洋务运动所营造的表面经济取得飞速发展的迷雾，深入骨髓地看到能使清廷遭到灭顶之灾的那个核心部分并未改变。而端坐庙堂之上的各色人等之中，也没有一个人具有改变这个核心部分的才能和魄力。因此，赵烈文才会坚信自己的悲剧性预言。 二十世纪的洋务运动：改革开放，噎运行了三十余年，如今迎来了中日钓鱼岛冲突，而十九世纪的洋务运动，则是运行了三十余年之后，迎来了甲午战争。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故旧时代以道德来判定王朝气脉，所谓因果循环，报应不断。清以杀戮得天下，终究业果太深，必有所失。后来李鸿章继续做官，为清廷效力，背负骂名，直到现在还不少人认为是华奸。赵烈文则回乡隐居，购得园林，就是现在的常熟赵园。回想往昔，我们每个人又犯下多少业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