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辛素

今年4-5月间在多伦多有两部大陆禁片几乎同时上演，一部是由六六任编剧的《蜗居》，另一部是由好莱坞著名导演——布鲁斯‧贝尔斯福特（BruceBeresford）执导、根据原大陆芭蕾舞演员李存信自传改编的《“毛”的最后舞者》。前者是土生土长的大陆剧；后者算是中西合壁，中国人故事、西人导演。

电视剧《蜗居》相信多数人不陌生，它描写了现今中国大城市生活的酸甜苦辣咸。2009年在北京台青少年频道播出时突然遭停播，但越“禁”越热。从剧中可以看出，编剧们在创作中已经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党治”制度。比如，剧中秉公执法、大谈“为了人民”、不食人间烟火的三个形象都给了党官；80年代中期的女大学生海萍在找到新学生特高兴的时候，编剧们让她哼唱了一段70年代大学生熟悉的小曲，藉机赞美一下“党”。尽管如此，《蜗居》还是被禁了。

据说被禁是台词很黄很暴力，在笔者看来，是因为它太现实，很容易对号入座。看这部电视剧，就像看左邻右舍，当然也可以找到自己。它将平头百姓的生活和心理活动刻画得细致入微，倾吐着他们的辛酸，替他们呼出了常年积压的愤怒，也让二奶和二奶的拥有者们看到自己的影子。如果说前者犹如在民怨四起的干柴上浇了汽油，后者等于对统治者指桑骂槐。这样的好片子不禁才怪，在中国，实话实说就是一个被禁的理由。现在大陆电视剧现实题材的少，古装戏居多，从制度上分析，是给编导们留有自由创作的空间太有限造成的。

《蜗居》这部片子反映了中国的主要社会问题。首先是二奶风行。风行还不是最主要，严重的是人们“习惯”于此，习惯到二奶们不以为耻，习惯到受害者成了破坏“和谐”的人，习惯到官儿们公开展示自己的二奶。

海藻最终自愿成为宋思明的二奶，周围的人并不耻笑她，连姐姐和妈妈的反对也只是担心她今后“嫁人”的问题，不是真正去谴责她行为的不道德。宋思明的太太应该是受害者，但她却处处克制，思前想后，为自己寻找逃避的理由，实惠主义让她不愿意放弃名成业就的宋思明。海藻的男朋友小贝，在知道海藻不忠后，竟然给她法外开恩，继续和她交往（不过最后两人还是分手）。

其次是官商勾结、官场贪腐、权大于法。身为市委秘书，宋思明可以呼风唤雨，说：“只要钱能解决的问题都好办”；而小市民李奶奶一家则处于温饱线上，钱是他们最大的问题。《蜗居》被认为是对上海的隐喻，剧中贪官宋思明被指前上海一秘秦裕，宋的车牌“江A00029”据说与秦裕当时的车牌暗合。宋思明的二奶海藻，据说是上海电视台某一知名主持。至于李奶奶一家，在上海比比皆是。李奶奶为了在拆迁时多“讹”几十平米房子，被“意外”砸死。目前拆迁导致自焚的例子已经有十多起，编剧用李奶奶的“意外”情节给足党官们面子，现实中党官并不仁慈，没有什么意外，只有圈钱的必然。

第三，人民的生活处于最低层。大城市的商店不是为平头百姓开的。剧中女主角海萍、小贝、成为二奶前的海藻，还有李奶奶一家都是“人民”，而人民不是这些商店的消费者。玲朗的橱窗反衬出大城市中“人民”的边缘化。

电影《“毛”的最后舞者》是一部允许在国内拍摄但是不允许在国内播放的片子。该片的时代背景是80年代，和《蜗居》反映的时代完全不同。影片关于文革期间的场面拍得很到位，难以想像是西人导演执导。接受采访时，问到布鲁斯为什么会把他没有见过的场面拍得如此逼真，他回答说：让演员们一遍遍的演，他在旁边观看，看到差不多时叫停，就成了。看来布鲁斯的成功在于他敢于给演员们一个自由发挥的空间，把中国人心中文革时的创伤或称影子挖掘出来。电影最后，布鲁斯有一个败笔，因为他希望皆大欢喜，于是他在最后一个镜头里留下一面红旗，暗喻“毛”时代已经结束。

允许《“毛”的最后舞者》在国内拍摄，是现政府希望和“毛”时代划清界限，利用《毛》片佐证中共人权在进步，让《毛》在海外上映，借用它改变西方人对中共的看法。对于大陆人，此片会让他们从文革时代的可笑处，联想到现今政策的荒诞，比如《毛》片中村官们对党的“忠贞”和变异的思维、行为方式，放到今天就是计划生育执行过程中的强行结扎、强行毁屋等；影片中美国80年代的居住条件，影射出中国和美国巨大的差距；再，李存信放弃国籍的场面，对国人有很多教化意义，这是“党”严格禁止的。

在信息爆炸的现在，国人普遍认为自己可以上网，比“毛”时代好了，通过《毛》和《蜗居》的被禁，说明现在和“毛”时代是换汤不换药，不想让国人知道的，“党”是封你没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