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

这篇短文我写好了很长时间，一直没别人看过，后来拿给朋友们看，他们一致认为就是老S。

确实是他。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想写的一个人（物）。

后来老S看了，放下最后一张纸时，他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我知道，并不是这篇文章有多出色，而是文章里面看似平常的事情，却饱含了他多少岁月流逝中的心酸苦辣。这些不可为人知的平凡琐事里暗含他多少辛酸、委屈、痛苦。

最后他只说了一句：“物是人非。”

一

他刚刚说完，我忍不住哈哈大笑，“你他妈真是活土匪！”

“为什么不能是流氓？”他问。

“土匪和流氓不是一个感念。一般说，流氓只不过是为了裤腰带下那点事，土匪却不同，他们占山为王，杀人越货，天是老大，他们就是老二，跟他们没理可讲。所谓无法无天。”

“你说对了，我就是想能有那么一天，占山为王，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说完，他叹了口气，“哎！现在还不行啊，没有经济基础什么都是空谈，还要为嘴奔波，哪儿还顾得上那些。”

其实他的理想并不奢侈，他曾多次描绘过的蓝图就是像鲁迅说的那样：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聚拢一些喜欢文学的狐朋狗友谈天说地，然后再拽些诗啊辞啊什么的，过几把酸儒的瘾。

听说他小时候不是现在这样，腼腆得像个小姑娘，所以同学给他起了个恰如其分的别名：丫丫。凡是一提丫丫，大家就会满脸坏笑地看着他，闹的他满脸通红似擦了一层胭脂，于是大家便更加来了情绪。没办法，嘴在别人身上，想不让他们叫也不行，何况自己确实没有男孩子的气魄和胆识，时间长了自然也就习惯了，于是丫丫这个称呼便从小学带到了中学，然后随他去了插队的农场。

广阔天地确实炼人，他逐渐改变了“性别”，身材一下长高，脸上挂满了胡茬，浑厚的男中音替代了过去的姑娘腔。与此同时他的胆子和脾气也越来越大，后来没人在当面叫他丫丫了。他干活不惜力，一个人的工作量他总是超额完成，场里提升他当了个小小的知青头，手下有了领导了三十几个人干活的权利。

本来很有可能步步高升的他，却突然失宠，队里总是把最脏最累的活儿派给他们，原来的三十几个人也慢慢被调走，换来了场里的问题青年。他不明白是为了什么，但他可以肯定出了问题。他还不知道，一人一口吐沫也可以淹死人。

说到这里，他停住了，只是淡淡一笑，从他的笑里，我隐约看见当年丫丫的影子。

他不说，我也不问。我对别人的隐私不感兴趣。那是一次我俩开车赶路，嘴上闲的没事他随便闲聊时讲的。

他双眼凝视前方，透过那双眼睛，仿佛看见了自己想象中的海市蜃楼。

二

我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认识他的。其实我们就住在同一座城市，小小的城市，比起国内的村镇大不了多少，是一座世界上很有名气的大学城。学校建在城市里城市就是一所大学。校舍分布在城里城外，历史悠久。十四世纪时建校，填补了布兰班特地区学生接受大学教育的空白。

她的过去使她无意中为自己增添了很多传奇式的人物，也为欧洲以至于世界的繁荣建立了卓绝的贡献，在这所大学毕业的学生，遍布世界各地，是历史也是现在。

国内来了两个朋友，我陪他们在欧洲转了一大圈，游览了德国的海德堡、慕尼黑，然后转道奥地利的萨尔斯堡、维也纳。穿越丛山间的高速公路来到意大利的威尼斯，从那里直奔罗马，沿途顺便浏览了佛罗仑撒，还到了消失的古城——庞贝。回来横穿阿尔俾斯山脉到巴黎。一路上风尘仆仆，走马看花历时一个多月。临回国前，我带他们去布鲁塞尔，走得人困马乏后在城市中心大广场一家咖啡观休息。欧洲的咖啡馆大都古香古色的，在昏暗的灯光下飘逸着古典乐曲的旋律，人们幽闲而安逸地享受苦口的咖啡，泛着泡沫的啤酒，低声细语或默默无言。这就是一种欧洲特有的情调，也算是带朋友体验了欧洲风情之一种。我们三人坐在不太显眼的角落里，由于疲劳没有了说话的意识，面前的啤酒被一小口一小口地消灭掉，在微量酒精的帮助下恢复疲劳。

门外进来一人，一看便知是从中国来的。他头发过肩，但很整洁，类似天庭饱满的脸上一双笑眯眯的眼。他刚进门，先冲着吧台后忙碌的小姐“嗨”了一声，那小姐也点头回了声“嗨”，仍然低头继续干自己的事情。我出于好奇，眼睛随着他看去，只见他并不忙于找座位，四下张望了一圈后，走到一对年轻男女身旁，然后轻声对他们说了什么。那两个人微笑着点点头，他顺势坐在旁边的空位上，变魔术似的从身上摸出了一大堆小工艺品，一件一件摊开，轻声介绍。灯光很暗，看不清都是些什么东西，琳琅满目的很吸引人。只见那对年轻人在细细挑选，然后成交。

在做成头一笔买卖后，他站起身，说了声“谢谢！”，便往我们这边走来，在临桌一位有些年纪的老人前站下，手里拿着一盒打开盒盖的虎牌万金油，依然声音低沉轻声说着什么。空气中飘来一股熟悉的味道，使我本来有些昏昏欲睡的脑袋顷刻清醒了许多。隐约中听到他们的对话，“那边的小店才五十法郎（比利时法郎——以后相同），你怎么要一百？”“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我赚钱不容易，要亲自送到喜欢的人手里，所以就贵了些，您如果不喜欢可以不买。”那位老者掏出一百法郎要了一盒，然后打开盖子，用手指沾了一些抹在两边的太阳穴上，显然他识货。

在做成两笔小生意后，他引起了更多人的注意。这时，老板娘从后面出来，我顿时替他紧张起来，因为一般咖啡馆不喜欢这类小贩进来兜售，我曾亲眼看见过多次推销商品的小贩，刚刚拿出自己的东西便被客气地请到门外。

奇迹发生，老板娘不但没有显示出嫌恶的神情，却大叫一声“哈罗！”满脸鲜花怒放，“你又给我带来什么好东西了？”

“你看！丝织的。”随后，一块漂亮的纱巾飘飘然出现在眼前。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他会变魔术。老板娘掏钱立马买下。我的两个从国内来的朋友早已目瞪口呆在了那里。

生意进行顺利，可能晚饭钱在这里轻松到手。热闹过去，他冲热情帮他推销的老板娘和一屋子人说了声“拜拜”，然后推门离去。就在他的身影刚刚从门口消失的一瞬间，一位太太高喊：“他的东西还在这里！”桌上放着那装满艺术品的黑皮包。我赶快走过去，说：“我去追他！”接过皮包就追出去。

出门看见他并没走远，靠在咖啡馆外的墙壁抽烟。我走过去问：“你的东西丢了吧？”他摸了下身上，惊叫：“皮包没了！”，说完顺手把烟掐灭，转身就往回跑。我一把拉住，把皮包递过去。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他当时还没学会开车，一聊才知道就住在同一个城市里，顺路把他送回家。我们之间的友谊也是从那天开始的。

他的丢三落四简直无可药救，好多次都是我开车帮他把落在饭馆、咖啡馆的东西取回，当然也有就此失踪的。那时机场海关检查很松，他每次回国都要带回大量的小工艺品，用来养家和上学。

三

欧洲经济滑坡，我的工作单位不明不白从此消失了。闲在家里无事的日子有好多年。刚开始还有些不适应，时间长了也就慢慢习惯。有太太一人的工资日子还过的去，也就没再费心思找新的工作。我们对物质上的要求不高，只要能吃饱穿暖就万事大吉，况且孩子还小，家里也要有人照应。我工作那会儿，每天吃完早饭，匆匆送孩子去学校，然后赶到单位，中午又匆匆赶到学校接孩子回家吃午饭，然后又匆匆把孩子送走，然后又……，有时晚上还要加班。现在全家只有一个人忙，那就是太太，她在大学搞研究，成堆的问题要考虑。我在家闲着，就开出一块菜地，种些这里买不到的蔬菜，在家当了菜农。

这点我比S幸运，起码我不会为了生活而四处奔波。我们成了好朋友后，在不断接触中知道了很多关于他的事情。有些还满刺激。如果他不成了活土匪，那就真有些奇怪了，所谓时世造英雄都是这么来的。

四

丫丫是被迫去的农场。按当时的政策，独生子女可以不下乡插队，他却被红卫兵强行销了户口，然后敲锣打鼓把一张红纸贴到了家门口，祝贺他投入到广阔天地接受改造。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到底得罪了谁，非要这样整人。后来，过了若干年后才知道，原来属于他留城的那个名额被驻校工宣队的一个亲戚给顶了。就因为他好欺负，他太老实了，即便是当时就知道了，他也没有勇气去抗争。

他被农场领导重用，是因为他能吃苦，他能干活，不会偷懒耍滑，每天下工后，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一步步走回宿舍，然后瘫倒在铺满稻草的土炕上，几乎连去打饭的力气都没有了。就是这样一个老实人，在他被提升后，成了别人制造谣言的对象，流言是出自于与他一起被送到农场，而以前又是同一座城市，同一所学校的同学之口。 其实原因很简单，他根本不会想到就是这些简单的道理，造成了他必须忍受多年的痛苦和摧残。

不知是谁，但绝不会是一个人，在他被提升后，正当领导要考虑把他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典范捧红时，流言蜚语传进了场部。

其一：他想利用招工返城；

其二：他想入党；

其三：他想上大学

其四：……

老场长爱看古书，学会了一些权术，于是对他使用了投其所好，加以利用的方法，以便制约。“你不是想利用我吗，那你就要付出代价。”场长的想法变为行动，于是便有了那一系列。直到最后临离开那个地方时，老场长老泪纵横，说：“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算是一次教训，对你，也对我。”

他不怪老场长，如果不是多喝了几杯，老场长的泪是不会轻弹的，正好借此机会多排泄点酒精。

那时场里的知青早已走的只剩下他一人，场里的职工觉得奇怪，难道他真要一辈子扎根在农村。于是大有好奇之人在暗中窥视，揣测。老场长就是在这时和他喝的酒。

是个什么节日，场里放假，场长家只剩下老两口，孩子们大了也远走高飞，即便是过节也没来家看看。冷清的节日毕竟冷清得使人难受，出于同情或其它别的原因，老场长把他叫到家，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几盅酒下肚，一切过去了的不快和隔阂被酒精融化，气氛由刚开始时的拘谨、尴尬变换为亲如父子般的和谐，于是埋在心头的疑问也就及时地提到了酒桌面上，于是他就知道了那其一、其二、其三、……

酒酣耳热后，老场长叹了口气：“人言可畏啊，我放你走。”

依然有更多的不解在心头缠绕，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我，我一直想老老实实做人，为什么还要遭受谗言。这些困惑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在多少年后他终于明白了究竟。

在一群落难的人群中，如果没有背景；如果不会钻营；如果太老实了是行不通的，他总结出了自己的其一、其二、其三、……

他并没有做错什么，而是他做的太好了，好到了让别人接受不了，让别人嫉妒转而憎恨的程度，以至于成为了众矢之的。

在那个年月，上山下乡运动是作为一种运动强加在那些本不愿意离乡背井的知识青年身上的。所以，劳动改造是知青心里不愿意接受的一个现实。以此推理，每天的定额也是强派在那些青年身上的惩罚，有多少人愿意真心实意为此付出青春的代价。当时运动已经走入尾声，很多人私下里对文革怨声载道，只有他超然世外，对社会的变化一无所知。修水渠，规定要挖三方土，他能挖四方。如果在大家都完不成定额的情况下，场里自然就要把数量减少。诸如此类，就因为他一人积极，使得大家跟着受累，怎能不引来诽言。在幡然猛醒后，他才真的明白了做人难，做好人更难的道理。身上打了个冷战，出了些许虚汗，也才明白了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等等，等等。

他说完这些话后，又是淡淡一笑。

五

我也有过类似经历，但与他却是正好相反。

说来可笑，可当时谁又觉出了它的可笑之处。只有在事过境迁后的反思时，才会引发出淡淡的笑声。

我是1967年11月自愿去的牧区。，并没有谁强迫我，真心想离开哪个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家。挂念我的是母亲，她在叹了口气后同意了我的决定。我并不革命，文化大革命一直是逍遥派，什么运动也无法使我激动，我兴奋不起来。算不上早熟的那类，可心思里也没有同龄人的激情。从小就想尽快躲开纷乱的城市，不想得到什么，也不想失去什么，算得上自私，但也不过分。

内蒙的小集体虽然就那么几个知青，分布在各个牧业组，成天见面的只有同包的三个人，也因了思潮的影响分为了革命的和不革命的，只是缺少反革命的。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的年代里，没有了反革命却也是一种遗憾，于是不革命的那类所得到的待遇也就接近了反革命。人人都斗上了瘾，没有了斗争目标就显得空虚了许多。与天斗、与地斗都不如与人斗过瘾，也就变着法的要制造出个斗争目标，方显出年代的火红。我这个逍遥自在人自然就成了内控反革命，只是没有现行，所以还算侥幸，但从同学们的言谈话语里也感到了危机。这是一件很为难的事情，本来不想去做的事，总不能昧了良心，其实很痛苦。想个法子离开了牧业队，夏天和一群被夺去放牧权的牧主富牧坏分子在草滩上搭棚盖圈，冬天去开山打石头挖井。从龙尾跃居为蛇头，生活变得自在了许多。当然，不知情的人也把我归入了坏分子之流。我不一定非要什么人去理解我，只是性格使然，否则要人性干什么？

我是第一个离开插队地方返城的。母亲心脏不好，家里的孩子都插队走了没人照顾，我办了困退回去，老老实实在家守着母亲当孝子。后来娶妻生子，当家中又人满为患时携妻带子溜出国躲清净去了。

本来想当个逍遥于世自在的浪漫人，却因为不和时宜而遭到了群奸，这点我俩太近似了，于是就有了更多的同感和言语。

六

真想逍遥也需具备逍遥的先决条件。我们在一起时，有时也会为李白、杜甫、白居易们感到不解，哪里来的经济基础可供他们到处游山玩水，以至写出那些脍炙人口的不朽革命小诗流芳于世，否则怎么会有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之类为民鸣冤。当看到他们“千里江陵一日还”时，就不由想到：汽油又涨价了。

有一次在他家闲聊，他大发感慨道：“‘千金散尽还复来’，多有胸怀呀。可真不知道李白一个破落文人上哪里搞来的这千金供他去豪迈一番的。”

我说：“也许古时候钱比现在容易挣。”

他太太在一旁“扑哧”笑了，“胡说八道，从来没有天上掉馅饼的，李白那是穷疯了，说的是梦话。”

“嗯，说那种梦话也要有点勇气，我连想都不敢想，他有勇气说出来也不容易。”我说。

他笑了，说：“我也挺羡慕李白的，不仅是羡慕还很钦佩，人家那日子过的。”

他太太撇了一下嘴：“温饱都还没解决，你潇洒有资本吗？”

她倒真实在，句句往人家肋叉子上戳。

“你等着，我非要实现我的理想。”不知道是赌气还在发誓。

“人要是总在理想中活着也满幸福的。”又是那么酸溜溜的一句，很不以为然。

看样子他来气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我怕他们吵起来，赶紧把话题扯到了别处。

我知道，这些年来他们都很不容易，为了养家，短短几年跑遍了大大小小无数座城市，就靠着双肩上的背包，辛苦地挣。现在已接近苦尽甜来的时候了。按目前的生活水平，小康早已达到还略微强些。我也知道，他这些年为了生活所付出的代价几近超支。他就是在那个自己为自己设定的理想支撑下，才有了这么大的勇气和毅力。用他自己的话说：成天跟孙子似的。

如果让我也像他那样去挣钱恐怕不行，真拉不下那张面皮啊。

七

几年后，他准备回国发展，我们一块儿去布鲁塞尔收钱。汽车开到了闹市区，他指着路边的小店说：“我对这些店铺很感激，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现在还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就是这些店帮我挣了很多钱，我才有了回国办公司的资本。”。

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的他，在经过几度思考后决定还是回去。一个学文的，即使是在本国也几乎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更何况他这个只持有学生身份的外国来客。欧洲经济滑坡，很多商店企业陆续倒闭，失业率攀升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多年，他的兴趣并不在经商上，学文的当商人，所学非所用。

他走了，携带全家回国

真是的，一个人这一生能有几个是做了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几乎都是为了这张嘴在四处奔波。人人喜爱有敬业精神的人，可是有多少人是在万般无奈中恪尽职守的啊。一辈子都是在做自己不喜欢或不太喜欢的工作，想想多少带着几分悲壮。

国内对回国学生经商有优惠政策，各种手续办起来很顺利，只用了半年时间公司的架子就搭起来。刚开始创业，办公就在家里，随着几笔生意谈成，在股票上又赚了些，就在外面写字楼租了办公室，一切进入正轨。

年底为了见商人，他回来了，我去机场接他。看来由孙子变爷爷后的一段日子过的挺滋润，满脸的沧桑消失了，两颊微泛红光，虽然在空中飞行了十几个小时，可没看出有疲劳的神情。

“你好！”他伸出双臂把我紧紧抱了一下，来了个西方的礼节，然后又双手抱拳，来了个东方式的，“麻烦你了。”

假惺惺的，我没搭理他。

“哎，怎么见面就这样对我？”他大惑不解。

我仍然绷着脸：“少跟我来这套，把我一人丢这儿，自己发财去了，还有脸来见我。”

他楞住了，没想到满心的欢喜被我迎头浇了盆冷水，尴尬的站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我大笑。真过瘾，“瞧你那份春风得意的样子我就有气，腰里刚鼓起来就开始狂啦！”

他发现我在开玩笑，挥拳打来：“你嫉妒啊，你也回去呀。”然后一转话题：“如果不忙，找个咖啡坐会儿，咱好好聊聊。真想你啊！”

在国外，很少有可以说说心里话的朋友，他家一走，我连个说话的地方都没有了，也很想他。

“你这次回来主要想做什么？”我问。

“要见商人，在国内认识的。他去中国旅游，顺便看看国内市场情况，他觉得中国有很好的投资环境，可是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我这次来想进一步接触，如果有可能就捞一笔。”

“现在国内生意好做吗？”我是一点都不懂。

“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没过去，由于东南亚国家货币贬值，一些原来在大陆做生意的商人趁机转到那边，所以对国内还是有影响的。十笔能谈成一笔就万幸了。我的运气还好，过去在比利时认识了一些商人，再加上朋友推荐，总算还赚着钱了。”

“这就叫傻人有傻福气。”我又拿他寻开心了，要不然他走了，我上哪儿找这个乐子去。

“真累啊！”他摇着头说，“你不知道我有多累。”

我笑着说：“没人同情你，全是自找的。”

他叹口气，“唉，真是，你说的也对，是我自找的。可是你知道吗，假如一个人，在他有生之年总在做他不喜欢的事，心理压力有多大。我不想为赚钱活得那么辛苦，钱是赚不够的，可是生命却有头。赚钱是为了生活得更好，虽然当了老板，可仍然觉得还是孙子，是钱的孙子，这滋味真不好受。”

“没钱也不行。想过好日子，饿着肚皮去浪漫，肚子空了会影响脑子，写不出好诗来。”

“还谈什么写诗，狗屁都写不出来，早没有那个雅兴了。已经十多年了，除了强迫自己写那个没用的论文，真是连笔都懒得动。”

这件事别人帮不上忙，我总不能把自己的脑袋装在他的脖子上，替他写出那感人肺腑的词句，何况即便能行，我的脑袋却缺少了那些可以造就诗人的细胞，装上去也是白搭。

听我说完，他忍不住大笑：“谁他妈稀罕你的猪脑子，你那脑子只配贴大字报用，全是糨糊。”

真能挤兑人，我在他眼里原来是个废物。

八

他是学校的高才生，虽然被文革耽误了几年，在公开招生的第一年就考上了师范大学的文学系，立志要成为一名诗人学者。人算不如天算，才华横溢的他，毕业分配到普通中学当语文教师，靠他和太太的微薄工资度日，虽说没到了饥寒交迫的境地，但日子过得并不富裕。夫妻两人都是教师，每天回家吃完晚饭，就伏案备课，批改作业，人困马乏后上床睡觉。面对现状，他们时生感叹，搅尽脑汁也写不出一行象样的诗句。这时他就怀疑“悬梁刺股”做得出好文章吗，心中暗暗对古人越加敬佩。

想改变现状，去了几次人才中心，似乎无望。那里聚集了各路精英，机会渺茫，只有靠自己去寻找出路。他对妻子说了内心的苦闷，妻子很体贴地劝告了几句后，也陷入了同样的苦闷。

一个机会，仿佛从天上掉下来。朋友出国留学回来探亲，聚集了一群校友，闲谈中那个朋友很替他惋惜，决定帮忙出国，说好只帮他办理入学手续和寻找经济担保，其他一切要他自己想办法。所谓经济担保也是挂名的，不可能有实质的承担。抱住这一线希望，他开始兴奋，但想到新婚才一年的妻子，心里又增添了诸多惆怅。

尽管惆怅了多日，到了分手的时候也只得分手，虽说分开是暂时的，在新婚的幸福感还没平淡下来时离别，心里却又生出许多凄凉。

飞机在天上飞，心还留在地面，何况妻子肚子里已经有了他们的结晶。身上带了二百美圆去打天下，前途显得不乐观，好在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就算是最后的一搏，也许就拼出来也说不定。

经济担保人是个餐馆的老板，他原来以为都是中国人，相互间多少会有点照应，一个月下来才明白什么叫“天下乌鸦一般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全是那些没人干的粗活，除了要把营业时所有的碗碟全部干净彻底洗净外，还要削土豆切洋葱，而得到的工资交完房租后所剩无几，眼看美梦就要成为泡影。他想过要把老板给炒了，还没等他开口，老板在有意无意间的一句话把他给吓的连舌头都没敢往外伸：

“城外运河里漂着的人你知道是谁杀的吗，谁要是想和我过不去，就让他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黑社会都是这腔调。

过了一年，他终于向老板提出离开。老板没说太多的，只提了一个要求：“不许在别的餐馆打工，如果让我发现了，后果自负。”听完，浑身寒毛孔都张开了，一阵阵的从后脊梁沟往上蹿凉风。

他去了另一个城市，偷偷找分工作，成天小心翼翼，除了去上课和打工就是躲在小屋里看书学习，提心吊胆又过了一年，什么事都没有。诈着胆子认识了几个朋友，说出这事来，大家哈哈大笑，告诉他，那是老板耍的花招，担保一年就作废了，如果还要继续合同，那要重新签定的。朋友们帮他找了新的担保人，再也不象做贼似的到处藏了。

积蓄了点钱，把老婆和出世后从未见过面的孩子接来，有了新家。生活中多了一些温馨，也增添了更多的惆怅。

靠餐馆打工养活一家三口显然不行，于是就兼做了贩卖小工艺品的营生。刚开始确实张不开口，脸红过几次后发现，要脸就没钱，把脸皮丢开却能弄到钱，那脸皮确实也就没有多少用处了，丢就了丢吧。他去过跳蚤市场，当然不交管理费，警察来了卷包走人，找个地方再铺开。后来知道此道的中国人多了，他只好开辟新战场。进入咖啡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多少次让人像撵狗似的给轰出来。经过多次碰壁，他积累了经验，慢慢打开局面。到了后来，他竟然与很多咖啡馆的老板成了朋友。这些事说说容易，其中的辛酸苦辣也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了。

除了去赚钱，他还要去上课，写博士论文。在这些年里，他学会了荷兰语和法语。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过来的，一个人干这么多事，我真觉得他有分身术之类的特异功能，要不如何应付得了。

他太太在家里开设了中文课，找来中国留学生的孩子，教他们学中文，也可以挣些钱贴补家用。几年的煎熬才有了现在的公司，说来也真不容易。

九

圣诞节妻子带孩子回国，我在家留守，他索性来到我这里住，算是陪我。我们天天在一起喝茶聊天，偶尔出去会会朋友，喝几口老酒，借酒精的的作用顺便发点酒疯。

那是我们相处最多的日子，他的过去也是在那段日子里对我讲的。后来，他虽然还时常来欧洲，可是阴错阳差总也没有更多时间在一起了。

他现在的情况如何我不太清楚，也许理想已经实现，也许他依然在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