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杨：谁的青春布满伤痕

发表于 2006 年 03 月 23 日 由 CND《华夏文摘》编辑

插几句话

简杨这篇关于长篇小说《落荒》的评论涉及到作者野莲，而野莲则是曾经在满都宝力格牧场插队的知青。

我虽然也是满都宝力格牧场插队知青，也是1967年11月一同来到牧场的，但是我并不认识野莲。直到2007年7月几位知青一同重返牧场才算是第一次有了直接接触。

在见到野莲之前就听说过很多关于她的传言。也算是当年满都牧场知青里面的传奇人物。而后读到《落荒》《洋油灯》后才知道那些年传闻的真实。

是我把这两本书推荐给简杨的，才有了这篇文字。

以前我主要是在国内新浪博客里面把一些写的东西保存在那里。习近平成为国家领导后，我的新浪博客便被封闭。里面各种杂文小说全部被禁封。现在利用还有能力搜集的机会 ，尽力把一些属于资料性质的东西保存在文学城博客。

?简　杨?

一

　　去年十月，一部叫作《落荒》的长篇纪实小说几经辗转，终于落到了我的书案前。从此，我便常常想起作者野莲和她的青春经历。

　　野莲本名张雁滨，文革时改名为张红军，在《落荒》中她叫自己长征。较之当代中国作家，我对现代作家更感兴趣，但这不是此文要讲的内容。我觉得即使一个人再不熟悉现代文学，一见那些作家的名字，也不由会做些联想，如卞之琳、郁达夫、端木蕻良等，流露着书香，代表了一个民族在某个时代曾经有过的文化修养和积淀。面对一个叫长征或红军的名字，我所想到的当然也和时代有关，但却是一个让人无比痛苦的黑暗时代，一场在中国当代史上对国家来说是浩劫、对个人来说是摧残的政治运动。

　　张雁滨是一位解放军高级军官的女儿，从小热爱艺术，１９６５年考入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她的父亲是谁，我不愿细考，但我在翻阅一本关于新中国将帅名录的书时，视线曾固定在一个名字上。张父不是一般的军人，而是一位将军，文革中曾被连续批斗六十场。但父亲是父亲，自己是自己，张雁滨并没有把高干出身当作是她的特权，反而选择了放弃。她如果按照父母的期望去参军从政的话，很可能会走一条比较平坦的人生道路。但在最狂热的文革时代，她志愿去到内蒙古草原插队落户，经历了凄凉万端的青春之旅。１９９３年，回城之后的张雁滨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一样，下岗失业。她贫病交加，生活极度困难。在巨大的社会变迁中，她那一度在国内非常优越的家庭出身，变得象昔日写在街头巷尾的红字标语一样，颜色褪去。但这种变化却让张雁滨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也让她走到了一个人生的关键路口，不反思总结过去就无法面对未来。

　　张红军或长征，是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迷失了的女青年。她是从１９６６年５月与无数狂热青年同时迷失的。那些人曾戴着红袖章，腰系武装带，身穿绿军装，手拿小红书，在一双巨手的阴影里象傀儡一样地踉跄。他们曾经是温室中的小苗，心无杂念地按照园丁的意图成长。但在园丁充满个人目的和野心的哺育之下，他们的根无限地扭曲膨大。如果说他们以前只是装点所谓幸福生活的小花的话，后来却变成了怪物，不把装置他们的花盆彻底粉碎，就无法长成园丁所期望的栋梁。这种粉碎，就是对一切传统的背叛和破坏。红军或长征在去内蒙插队之前，已经是一个非常“红”的苗子了――当过学生干部，负责组织过上千名外地来京的串联学生。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她就参加过五次，其中四次还是以红卫兵领队的身份参加的。

　　野莲则是一场浩劫的幸存者。野莲本是一种自生自灭的水生植物，每年夏天都会开满南方，用美丽的红花或白花装点水面。张雁滨把野莲作为自己的笔名，显然是想用它的顽强不屈来象征自己的人生经历。她把最宝贵的青春献给了内蒙古草原，却也把最宝贵的东西失落在了那里。她用十年的时间苦爱了一个不配她爱的人，又用了十二年的时间反思自己的人生之路在哪里走错，自己为什么会受骗，受了谁的骗，骗子是那个知青领袖，还是他所象征的政治舵手。这样思考之后，她既找回了张雁滨失落的自我，也升华成了一个叫野莲的作家。作为作家的野莲，开放出的花朵就是这本写了１２年３８万字的《落荒》。

二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１６日，长征和北京四百多名青年一起离开了天安门。北京市的众多官员到场送行。长征等人是文革中北京第一批志愿奔赴内蒙古的知青。在这批人中，政治派别复杂，有所谓的四三派，四四派，联动派等。他们到内蒙插队的动机也不一致。对大多数人来说，做革命事业可靠的接班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是他们的人生理想，插队落户即可以使这种理想升华，也可以实现自己在政治上的发展。但对另一部分人尤其是由于受家庭出身影响的人来说，到内蒙古草原去，除了是一种追求进步的体现外，同时也让自己离开了北京那个日益变得敌意的环境。长征属于第一类人，当时兴高采烈，对自己扎根边疆的行动充满了自豪。

　　但这种自豪只是她幼稚的错觉罢了。因为自红卫兵兴起串联之风后，政府就对全国失去了控制，对怎么挽回局面苦恼不已。当时除红卫兵外，还有不少上山下乡的青年也参与了串联，在北京滞留的就有４０多万人。对于如何安置这些人，有关人员一筹莫展。２月１１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抓革命、促生产，打响春耕生产第一炮”的社论，号召知识青年立即返回本地，和当地群众一起闹革命，积极参加备耕和春耕生产工作。６月９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的社论，再次号召下乡青年迅速返回，参加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搞好农业生产。但这些呼声和青年们的“革命热情”相比，实在是太微弱了。所以，当长征等人要求志愿离开北京时，那些送行的官员们肯定是轻轻舒了一口气的。反正是走一个少一个。

　　在与长征同行的知青中，有一个人叫余汝明。他是长征在美术附中的同学，也很快成了她的男友。他和长征是《落荒》一书的主人公。

　　《落荒》这部书与以往知青文学最大的不同，是同时塑造了余汝明和长征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相互影响、相互牵制的形象。余汝明是知青领袖，有明确的政治野心，要创造所谓“蒙古包里的马列主义”。长征是个单纯的女孩子，去内蒙是为了走和工农结合的道路，完善自己的人生。余汝明的理想是驭人，作知青的牧羊人，通过知青领袖的锻炼最后步入政坛。长征则是他被牧的一头羊，没有自己的思想，即使偶有疑问，也总是会被余汝明的思辨折服，重新回归他的思路。余汝明复杂，集帝王思想的腐朽和红色政治家的狂热为一体。长征单纯，余汝明就是她的一切。从二者的两性关系看，余汝明控制，长征被控。余汝明施虐，长征受虐。

　　余汝明这个形象的塑造非常成功。他具有强烈的政治野心，然而，野莲真正认识其可怕，却用了自己十年的时间，十年与他生活的惨痛经历。余汝明的特点可用四个字来概括：复杂，扭曲。他的话充满了谬误，但因为他会“活学活用”领袖的语录，听上去却非常有煽动性和诱惑性。比如说，他爱长征，但同时也觊觎别的女人。为了控制长征，他就从精神上摧毁她。他侮辱她不如某个女人漂亮，不如某个女人开放，不如某个女人有才华。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的思想有多么阴暗，但他很会引用“真理和谬误只差一步”之类的说法，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共产共妻的世界大同，为自己的肮脏辩护。他离不开长征，但为了掩饰自己对她的依恋，便用暴力表示他的强悍，经常对她拳打脚踢，让她从心理上产生一种对他的畏惧，有一次竟将她踢得吐血。他对政治有一种象狼对猎物一样的敏感，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自诩他和当时的领袖在人格上有惊人的相似，“领袖年轻时也血气方刚，每当政局出现问题，心情便烦躁起来。”天既然降大命于斯人也，他的生命价值就比长征高，因此也有权要求长征象奴隶一样为他服务和牺牲。他被知青们公认为有领袖的才干，但事实却证明他根本不具备领袖的人格。他因为反对林彪而被捕，似乎是先知先觉的英雄，其实是从哥哥那里得到了内部消息。但在关键时刻，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他又不惜出卖哥哥、嫂子。他的嫂子因为他的告密被判了死刑，要不是她当时身怀有孕被缓期一年执行和后来发生了林彪事件的话，她根本不可能保全性命。

　　余汝明被捕之后，长征受到了牵连，被内蒙兵团软禁监视。她一直等待上诉，终于等来了余汝明获得自由的那天。余汝明出狱后，却很快意识到长征对他的历史作用已经完结。为了寻求对自己政治生命更为有利的配偶，他造谣中伤，用中国社会当时最致命的暗箭――性来陷害长征。他这样做了之后，不仅如愿以偿达到了离婚的目的，还使长征在亲人和朋友之间长期孤立，备受人们的指责和误解。

　　余汝明在每一时代都戴着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光环：知青领袖，反林英雄，自封的四五斗士，青年才俊。他是中国近四十年某些政治投机分子的化身，用野莲的话来说，“他是一个政治动物，凡是重大政治事件，他如果不在场，他心里就会失衡。”所以，在任何时代，他也总是受益者和弄潮儿。这样一个带有中国特色的于连的塑造，对知青文学来说，无疑是丰富了它的库存，对整个当代文学来说，则是野莲诚实勇敢的贡献。她把一个政治野心家和虐待狂的形象，入木三分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长征的塑造，在知青文学中也属创新。野莲用超乎寻常的勇气，写下了她生命中最为黑暗和耻辱的时刻，体现了一个作家对时代的责任和对自己的诚实。和一般知青不同，长征不单是一个时代的受害者，还更是一个政治领袖的直接受害者。她和余汝明之间的两性关系，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男女关系。其实，不仅是余汝明对政治有象狼对猎物一样嗜血的狂热，象长征这样的普通青年，对当时所谓“积极要求进步”的政治分子，尤其是和领袖有相似人格的余汝明们，也有一种狂热的崇拜。她在余汝明那些充满诱惑的话语中渐渐失去了自己，“我的思想和灵魂已经被他摄去，耳畔只回响着他一个人的声音，脑子里只贮存着他高深莫测的观点。”她始终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被他爱还是被他利用，她是在为他献身，还是和他在爱情上处于同等。这种复杂的感情让她时刻都在怀疑自己的人格，并产生了自轻自贱的念头。书中写道，余汝明和她做爱之后，一想到自己对她过于依附和有损自己精神领袖的面子，就要责备她诱惑了自己。又如，分明是余汝明在引诱长征，他却为自己找了一个遵照主席指示进行三大革命中“科学实践”的幌子，让一个少女在他那似是而非的说教中失去了最为宝贵的童贞。长征还是他当众表演时的道具。为体现他要求进步，他鼓励长征在抄家时表现得最积极。为了在知青们面前表现他的无私，他让长征在会上揭发他的软弱，共演双簧戏。在野莲之前，没有谁曾如此沉重地反思，青春究竟失落在了什么地方，那种失落是否除了是时代的责任外，也有一部分是由于自己的轻信和盲从造成的。

　　丰子恺先生讲过一个关于羊的故事。他说，“有一回我画一个人牵两只羊，画了两根绳子。有一位先生教我：‘绳子只要画一根。牵了一只羊，后面的都会跟来。’我恍悟自己阅历太少。后来留心观察，看见果然：前头牵了一只羊走，后面数十只羊都会跟去。无论走向屠场，没有一只羊肯离群而另觅生路的。后来看见鸭也如此。赶鸭的人把数百只鸭放在河里，不须用绳子系住，群鸭自能互相追随，聚在一块。上岸的时候，赶鸭的人只要赶上一二只，其余的都会跟了上岸。无论在四通八达的港口，没有一只鸭肯离群而走自己的路的。牧羊的和赶鸭的就利用它们这模仿性，以完成他们自己的事业。”

　　长征的意义和悲剧，正是丰子恺先生这个故事的要害。

三

　　《落荒》除余汝明和长征外，还塑造了一个形象丰满的知青群体。这些知青绝大多数是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后代，因受家庭影响，对当时政治气氛的变化非常敏感。在这群人里，除长征的父亲是一位将军外，还有人的父亲写过九评，有人的外公是国庆天安门观礼时被毛泽东特意拉着站到自己身边的部级干部，有人的父母是著名的艺术家。一般知青小说中的人物关系比较简单，不象《落荒》这样错综复杂，从一个蒙古包或一个知青小队，就同时折射出了中国社会高层和低层的变化。在康生大肆清洗内人党时，绝大多数知青能够和牧民站在一起，不仅不参与挖肃，还保护了牧场的干部和牧民，这种判断确实和他们特殊的家庭背景有关。但他们象任何一个普通的青年一样，充满了人生苦恼。有人因为具有怀疑精神，无法解释草原发生的一切，导致了精神分裂，也有人离经叛道，成了兵团专政的对象，但也有人在摸索中意识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何在，永远落户在了内蒙草原，成为被蒙民们爱戴的医生或技术干部。

　　在这些人中，给长征留下重要影响的一个人叫石梅。石梅的原型是知青文学作家逍遥。逍遥着有一部叫《羊油灯》的长篇纪实小说，和野莲的书一样，写同一群青年，同样的事件，同一个地方――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泌旗（东乌）。我在读《落荒》时，常把《羊油灯》拿来对照。野莲和逍遥的友谊，从陌生到知心，经过了时间的痛苦流转。

　　《落荒》这样记载她们的初次见面：“我用目光扫视着，终于发现一个包头巾的女生。我望着她，准备给她一个微笑。她穿一件黑灰色大衣，戴着黑边眼镜，一缕黑发遮在宽宽的额前，头巾下露出一双细长的小辫子，鹅蛋形脸显得很美。她骄傲地昂着头，正跟一位穿军大衣的男生说笑，根本不看我，我很失望。”而逍遥在《羊油灯》里是这样写野莲的，“全队就两位女生，再看那位同性：比分头还短的头发被军帽遮得严严实实，一身褪色军装，中间扎一根刺眼的武装带，说话瓮声翁气……不用问，就知道是军队的干部子弟，一个货真价实的‘老兵儿’。”两个人当时相互的偏见之深，令我在阅读时印象非常深刻。

　　到内蒙插队之前，石梅已经有男朋友了，他叫文旭，也在同一个地方插队。文旭很有辩才，和余汝明一样，很快也变成了深受大家拥戴的知青领袖。文旭和余汝明后来又同时被捕。他们的被捕，把以前相互充满偏见的长征和石梅推到了同样孤立无援的境地，让她们变成了生死相契的朋友。石梅因父亲曾担任过国民党的要职，在中国后来连续不断的社会动荡中饱受过人们的冷眼和歧视，变得谨慎早熟。虽然她和长征是知青小队里仅有的两个女生，却没有什么深交。出于这些原因，又加上文旭平时对石梅无微不至的保护，长征觉得石梅冷淡，高傲，不可接近。直到文旭和余汝明被捕，长征和石梅被迫去参加兵团办的学习班时，她们才坐在了同一辆卡车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也是她们第一次从心理上平等地坐在了一起，也从此变成了好朋友，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友谊。

　　在被迫写检查材料的时候，长征毫不费力地写下了自己一家三代革命的光荣历史，却发现一贯文采翩翩的石梅正望着一张表格发呆。她这才知道了石梅的“反动”出身。野莲写道：“就在那一瞬间，我终于理解了石梅的清高、冷漠、谨慎与矜持，也明白了她为什么一直回避我。”但不论是老红军的后代，还是反动派的女儿，在男朋友的牵连下，都成了被革命改造和专政的对象。她们之间再无那些人为的鸿沟了。

　　一次，草原上下起了罕见的暴雨。长征回到帐篷后，突然想起了正在牧羊的石梅。野莲在《落荒》里这样回忆道：“石梅――我相依为命的朋友，你等着，我马上去帮你……我匆忙找到一匹白马，飞驰而去，奔到小河边。眼前的景象令我大惊，天哪，好大的一条河！那涓涓细流不见了，突然变成的大河足有数丈宽，翻滚着黄色的泥沙，沸水一样地奔腾着，跳跃着，怒吼着，浩浩荡荡，一泻而去。”石梅和羊群都被困在对岸的山坡上了，“急迫中，我驱动座骑，纵身跃入激流，只露出了马头，我和马儿的半截身体都浸没在水里中。马儿奋力游向彼岸，我抓紧它的鬃毛，双脚一再猛击马肚子。”

　　逍遥是这样写的：“她突然听到革命（即长征）有些沙哑的娃娃腔，象淹没在水里的人摸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心在狂跳：‘我在这儿……’两人透过雨幕对望着，彼此的脸都模糊。冰冷的雨水淋泼得她们不住地哆嗦……不知什么时候，她们把身体紧紧依偎在一起，企图用彼此的身体来温暖对方。仍旧是两个颤抖、冰冷的身体，能感觉到的只是彼此温暖的呼吸。细细的一股暖流，呈环形回流，从一个身体流向另一个身体。两颗孤寂的心同时感受到了些许暖意，心与心的距离越来越近……　”

　　暴雨过后，她们和羊群又遭遇到了十几条野狼的包围。长征和石梅想尽办法，与狼群对峙到了黎明。那个夜晚永远铭刻在了她们的记忆里。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长征受国内下岗大潮的影响，失去了工作，生活极度贫困。石梅得知后，和当年在东乌插队过的知青们一起，为长征寄去了二百元钱。后来，石梅又寄去三百元钱，鼓励长征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文旭也伸出了手，帮助长征的孩子支付日益高昂的学费。他们的友情，持久，动人。

　　逍遥是近年来一位十分活跃和有才华的作家，除《羊油灯》外，我还读过她的其他作品。我觉得比之内蒙草原，她对北京生活的描写也豪不逊色。基于一种简单的认识，我曾经觉得她陷入了一个作家的误区――她在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知青作家的同时，也意味着忽略了与年轻读者的沟通。但事实上，新生代们早已有了形形色色的代言人，倒是一个民族缺乏象逍遥这样负责的作家。她已经把自己的使命，和一个被人遗忘的部落――知青，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她不懈地写着他们曾经的失落和后来的挣扎。隔代的人们就是从她和无数知青作家的作品中，懂得自己今天能够对权威和政治家们存疑发问，是因为已经有一代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对野莲和逍遥等东乌知青来说，内蒙古草原已经永远成为了生命的一部分。他们在返回城市后的的几十年里，常常回首寻找一些最珍贵的记忆，比如一种叫人性的东西，象那个夜晚野莲和逍遥的经历。那时，一度重要的人为障碍――阶级、血统、政见、派别等都不复存在，只有友谊。一个人一生之中，能有多少时刻会与他人心心相印，又有多少时刻在饱受了侮辱和孤独之后，依然能见证人性无比的甘美？他们后来一次次回归内蒙草原，就是基于一种永恒的内心召唤。

四

　　野莲的《落荒》和逍遥的《羊油灯》是姊妹篇。当代文学中以同一时代、同一地方、同一事件、同一群人为背景，并写出各自独特深度的书，只有这两本。

　　这两部书记载了无数个相同的事件，我已经在上面叙述了一些。另外还有几件事情的描写，对理解那段历史也非常重要。

　　一．对她们个人生活影响最大的，是一个盲流的死。这个盲流在野莲的书里叫桂克勇，在逍遥的书里叫李树人。

　　桂克勇据当时的内蒙知青看来，是牧场的造反派，要把牧场的权力从老干部和牧民的手里夺过来。此人起初想利用知青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后来因为文旭和余汝明不买他的帐，便与知青反目，集结了一群人，暴打了包括余汝明在内的几位知青。知青们没有服输，找机会又围攻了桂克勇。在打人之前，文旭是这样叮嘱大家的：“大家速战速决，去了只打屁股，把他小子屁股打疼，叫他忘不掉教训就成。”但和桂克勇一交锋，他们就失控了。当时有人用板凳，有人用棒子，多次打到了桂克勇的头部，把他打倒在地。桂克勇在被送往医院的路上便死去了。如果说这两部书有何处最让我体会到红卫兵、暴力这二者间的联系的话，那就是这个盲流的死了。

　　在那些知青看来，桂克勇是正义的反面，和知青又有私仇，先动手打人，值得挨打。这种思维逻辑使他们失去了理智，打出了人命。事实上，无论是谁掌握着所谓的正义，无论哪一方以为自己的出发点多么正确，打人就失去了正义，打死人就是犯罪。这批知青在离开北京到达草原后，一直很注意自己的形象，不想把红卫兵的作派带到草原，但这一打却把潜在的面目暴露无遗。野莲写道，“从此巴音淖尔的知青名声大震。在场部，知青马队就成了魔鬼的代名词，被人用来吓唬爱哭的孩子。”然而，两部小说对此事件都缺乏反思，两位作者都缺乏对亲人的自责。这是小说最大的不足。

　　桂克勇死了之后，公安部门多次到知青点抓捕嫌疑重犯。文旭和余汝明作为知青领袖，不明智地多次拒绝合作。再加上余汝明把反林思想都写在日记本上（后丢失），揭发他“反动思想”的材料又被别人送到了兵团场部，这一切最终导致了二人的被捕。他们也因此连累了各自的女友。石梅和长征被兵团长期隔离软禁，受尽了侮辱和折磨。

　　二．两本书都记载了一个对内蒙和知青影响重大的挖“内人党”或“挖肃”事件。

　　１９２５年１０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员在张家口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内人党的正式成立。但后来因多数成员自行解散或加入到了国共两个大党，从１９４５年内人党便正式解散了。在文革期间，康生等人为了达到清洗异己的目的，拿“内人党”大作文章，在内蒙展开了一场血腥的“挖肃”。

　　野莲和逍遥到内蒙插队时，正赶上了康生和滕海清等人策划的挖肃运动的高峰。造反派们私设大牢，关押折磨前内人党成员和无辜的群众及牧民。《落荒》记录了一个名叫朝鲁的牧场干部，被罚站三天三夜，不许吃饭睡觉。他被知青们救出大牢后，和他相依为命几十年的妻子却已经被迫害致死了。也就是在朝鲁的问题上，一贯以精神领袖自居的余汝明，第一次在知青面前暴露出了见风使舵的投机面目。据《羊油灯》记载，挖肃期间，内蒙有几十万人被批斗，上万人被迫害致死，数万人因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祝力东《在康生与“内人党”冤案》一文中，曾引用过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等冤案，有三十四万六千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对文革期间被所谓“内人党”牵连的人员的遭遇，国内的正史至今依然含糊回避。

　　我第一次读到《落荒》和《羊油灯》时，对封皮上的“民间”和“备忘”两个词有些不解：为什么很多年已经过去了，这些声音依然还是来自民间，而不是官方？如果正史能做到诚实记载的话，还需要什么备忘？但不幸的是，近几十年中国的正史常令人怀疑，确实成了胡适先生所说的那样，“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官方提供的历史书上，很多重大事件都是只有线条、大概、脉络，有时还被加上了人为的粉饰、遗漏甚至篡改。人们只有从民间的声音里才能听到民族的挣扎，从民间的记录中看到历史的真相。难怪策划这两本书的岳建一先生会说：“纵观我们民族的数千年历史，民间记忆一直遭受着皇权残暴的阉割、监禁、凌迟、凌辱、围剿、挟持、兼并、垄断；于是，一代代民间记忆徒剩形骸，奄奄一息；于是，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从来没有喷薄而出过民间记忆鲜红的光华；于是，中国历史失去了最本质的内容，成为权变风云、权位更迭、权势业绩的历史；于是，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毛孔都渗透着谎言和血腥，不仅严重误导了中国文明的走向，更造成了解‘纯粹真相’的极度困难；于是，下一代不知道上一代的真情，后人代价深重地重复着前人的不幸……”

　　三．这两本书还都描写了一个知青和一只小狼的故事。在《落荒》里，养狼的人是余汝明，在《羊油灯》里则是施朗，基于同一个人物原型。

　　《落荒》写道：“一星期后，余汝明回来了，从怀里掏出一只灰色绒绒的小狼崽……余汝明制订了一个驯狼计划，准备把这只狼崽驯成最好的牧羊狗，实践一下原始古人们做过的事情。”《羊油灯》也写了施朗驯养小狼失败的情节，“一个初夏的中午，施朗安闲地靠着蒙古包，一边晒太阳，一边解开衣服捉虱子，精瘦的狼崽儿围着他转，跳来蹦去。暖洋洋的太阳照得施朗有点困，他打起了瞌睡。望着打盹儿的主人，狼崽儿突然立在原地不动了，目露凶光，盯住施朗光溜溜的肚皮。它突然扑上去，冲着施朗的肚皮咬了一口。”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女作家并不是最早提到这只小狼的人。在她们之前，已经有一位当年的内蒙知青、后来的画家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叙述了小狼被别人处死的过程。但这两位女作家也不是最后提到它的人。《落荒》和《羊油灯》出版几年后，另一位当年在内蒙插队的北京知青也出了一本书，那只狼的影子也又一次出现了。由于前两本书在国内遭禁而后一本书走红畅销，了解谁前谁后的国内读者并不多。我迄今只见到一篇评论文章意识到了这个现象，但作者把几本书情节重复的现象归结为知青作家相互借鉴版本。这种认识实在是太肤浅了。《落荒》和《羊油灯》是纪实小说，写的就是事实，而且它们成书都在２０００年，不存在借鉴谁的问题。唯一可以推断的是，当年在东乌旗插队的北京知青非常有才华，至少出了两个女作家，一个男画家和一个男作家，而且某知青和小狼的故事对他们的影响还很大。对于三本书同时描写同一情节的问题，国内研究知青文学的专业人士应该深入探寻一下原因何在，否则，对历史和文学都会显得态度潦草。

　　看过这三本书的读者，千万不要把这只小狼当作是内蒙知青作家们最喜爱的宠物。因为如何区分狼性和人性，无疑是《落荒》、《羊油灯》和后一部作品的根本分歧。通过这只狼，野莲和逍遥反映了一种和狼性非常相似的人性：贪婪、残酷、自私、不择手段，描写了一个对东乌知青们影响深远的坐牢事件，也体现了她们成熟地从当年知青领袖的阴影下走了出来，并懂得了为什么对一些人和事要决不宽恕也决不忘记。我并不奇怪，为什么同样的情节会被不同的作者赋予不同的创作目的。从本质上来说，拷问灵魂是一种非常可贵的自省，来自于个人的良心。而良心是一种当身体其他部位感觉良好，但心却在不安痛苦甚至挣扎滴血的清醒。一些人永远都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勇气，因为他们的整个生命就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岳建一先生在谈到现今诸多的知青文学时说，“大多数读物沉溺于流行的文字和流行的记忆里……缺乏生命真实的视觉、听觉、直觉、痛觉和耻感，缺乏对心灵的深刻而细腻的触摸，更缺乏灵魂的拷问；矫饰、轻浮、单薄、圆通；不仅不能解释已经发生的历史，而且造成历史真相的模糊、残缺、流失甚至是常识性颠覆。我常常想，我们是否配得上我们经历的苦难和空前绝后的历史。”

五

　　上山下乡是中国当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以１９５３年１２月《人民日报》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为发源，以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毛泽东发表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掀起全国范围内的高潮，到１９８１年１０月国务院知青办公室起草《二十五年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为结束，影响了三代青年，数亿中国人，走过了从城市到农村又从农村回到城市的前所未有的反复。其中，以文革期间插队的知青们经历的一切最为惨烈。因为，当个人的成长被清晰地烙上时代的印记之后，那些心灵的挣扎就会比任何时候都要沉重，那些个人的悲欢离合也就不再仅仅属于自己，而会变成一代人的缩影和几代人的教训。

　　对于《落荒》的出版，中国工人出版社的编辑岳建一先生有很大的贡献。《落荒》的终稿虽然充满了震撼人心的力量，但在有些地方文字依然显得粗糙。因为这是作者三易其稿后才达到的水平，我有时会想象它的初稿是怎样的。纪实小说是写作和事实两部分的组合。作为一部纪实作品，它历史的价值和内在的意义远比文学技巧更为重要，因为它们才是作品的灵魂和基石。岳建一先生透过野莲朴素无华的文字，看到了它独特深刻的力量，帮助野莲多次修改润色，使一个普通女知青的简单回忆，变成了一部一代人的心灵记录。

　　２０００年初，中国工人出版社隆重推出了长篇纪实丛书《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在这套丛书中，除《落荒》和《羊油灯》之外，还有《无人部落》、《泣红传》、《狼性高原》、《审问灵魂》等其它四部长篇纪实小说。丛书出版之后立刻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月便重印了三次，印数达２万套之多。

　　作家刘恒盛赞策划和编辑这套丛书的岳建一先生是“称职而高超的催生婆”，并给予了这套丛书相当高的评价。他说：“这套书的中心词是‘民间’。民间的表达往往缺少专业性，却因此避免了陈腐的修饰感，使血淋淋的表达素材凸现在白纸上，让人心惊之余想到平时想不到的东西。民间的表达离主流化也远，难以流行，但是不流行的同时也不易流逝，反而有了更强的生命力，因为它的根是深深地扎在历史的土壤里的。”“这套书的要害词语是‘备忘’。人的记性值得怀疑，也令人困惑。我甚至认为，人类的价值所有悲剧并不是源于善恶之争，而是源于健忘。健忘症的代价，虽然换来一时的舒服，不知不觉之中却又跌到那个刚刚爬出来的深坑里去了！只要生存便有危机，这是旧有的共识。但是外在的危机不足虑，最惨的是自己走路，走在覆辙里，却陶醉地自以为踏上坦途了。这套‘备忘’的书是危机的警号，也是善意的祈祷，希望大家远离苦难，永远走在坚实而宽阔的路上，使民族不败的旗帜永远飘扬。”

　　由于对历史无情的披露和对个人深刻的反思，这套丛书激发了无数读者对文革的重新审视。这本来是作家们和策划者的原意。但遗憾的是，这套丛书也因此难逃被禁的命运，还暂时没有象人们期望的那样，起到为全民备忘及让民间记忆补充甚至质问正史的作用。野莲惨痛的青春和一代人曾经走过的荒唐历史，也暂时被遗忘在了一侧。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遗忘。野莲让她的同代人和隔代人，通过她的书重温了一段被正史淡化或故意漠视的历史；也不是所有的人会忽视岳建一先生十几年来的努力和付出，因为他在一个文化贫血的时代，给人们送来了真正的精神盛宴。

　　最后，让我们重温刘恒的话：

　　往事万岁。

　　（注：文中凡引用岳建一先生的话，均出自他为《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所写的序言《希望在于民间版本》。关于刘恒的引言见《北京晚报》２００１年１月３１日《刘恒过节读“知青”》。小狼情节请见杨刚的网上文字《养狼》以及逍遥和野莲的书。）

□　寄自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