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和草原的爱恨情仇—关注一场审判
1968—2018，上山下乡五十周年，知青们欢呼雀跃，著书立传编写花名册，表演聚餐追忆似水年华，北京知青念念不忘草原人民的大恩大德，为草原义演赈灾，一大款带头为高力罕打了几百口机井，还有一知青二十年如一日拖着病体为草原治理干涸的湖泊，这样的情操就不单单是对草原的一往情深了，难怪受到了联合国的表彰。知青们为草原病儿募捐，牧民来看病，大家跑前跑后热情相助，婉如家人，老知青们以各种形式反哺草原。
蒙古族牧民淳朴厚道，额吉阿爸老喇嘛与生具有菩萨心肠，牧马人的彪悍，生性宽厚善良的马上民族让知青们永远难忘，许多人以草原人为傲，感恩牧民，向往宽广无垠的草原，蓝天绿草雪白的羊群，与几十年前慌不择路逃之夭夭判若两人。
5月，一场法庭审判迎面而来，知青遗孀及后代起诉原插队牧业大队的官司即将在西乌珠穆沁旗法院开庭。想了解这场旷世少见的民事诉讼，先从我的新浪博客文章《火勒旮弃》（小偷）说起，原告正是文中主人公陈文生的遗孀及子女。
兴安嘎查（大队）知青，曾是陈文生同一蒙古包的战友，把拙文拿到东乌知青的一个群里，众说纷纭，泛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涟漪。
霍勒嘿！（可怜）陈文生！
陈文生算是底层弱势的知青了。
这位陈文生与我是同一个学校，同一批到白音华苏木，并在同一个蒙古包生活了多年的插友。
混的实在太惨了！
他的经历很是耐人寻味，既让人同情，也叫人痛恨！
悲剧中的悲剧！
时代和个人共同酿造的悲剧。
我相信在那个荒诞的年代什么样的悲惨命运都会发生，只不过是由冷明清澈见底的笔记录了草原知青陈文生和他初恋情人的命运。还记得白描（笔名）笔下四个陕北女知青的命运，更是血泪凝成的血淋淋的事实。
为了解决陈文生家属子女的草场问题，我们曾经一起下乡现从事律师工作的知青协助他们向西乌旗法院提起诉讼，想通过法律程序来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但几经周折都没能取得好的结果，与苏木、大队的领导牧民搞的也很僵持。
那个荒诞的年代虽然过去了，可那些更荒诞的事又回来了！
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这些知青都没返程，都在草原扎根生儿育女，那和牧民争分草场的矛盾会造成什么景象呢！
我们队的陈丽霞曾经也被打发去过乌尼特牧场，回队后也正没赶上分畜群，后来老乡们不忍看她们那么凄惨，只好从每家凑了一百多只羊给她家。但因此也被受冷遇和伤害，那些分到的羊，毕竟是从人家已到嘴里扣出来的肉呀。88年我和武征回去看她时，喝的是黑茶水，连碗奶茶都喝不上，因为没分到一头奶牛。老咩那几年真难熬，她也是多少次想到死，一了此生。
如果都不回北京，那我们就都是牧民了，是外来户。至于如何和牧民相处，那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肯定有人会融入牧民……
是呀，不少人想回到那个荒诞年代，但是我们不想在有生之年再受二茬罪了。想让我们跟当年一样没头没脑的像傻子一样拥护是万万不能的了。别把大家都当无脑儿，凡经过文革的人，头都长回在自己肩膀和脖子上啦。
看来陈丽霞也有类似的经历，但她毕竟是嫁给了当地人，又没有像陈文生“火勒旮弃”的前科，所以她能得到牧民的同情，而乌珠穆沁牧民是最恨偷盗之人，更别想分羊分草场了！但从道义上讲，陈文生的后代是无辜的！
我们若留下当牧民，赶上分畜群，估计有个别牧民会计较，多数善良的人会包容我们的。
是。陈丽霞的丈夫前达门的家族也不少人，也会帮他们，但很有限。
我们要是留在草原，可能就像华人在美国，有人会融入主流社会、有人被边缘化、有人会成为“陈文生”……
是的。毕竟是背景离乡的外来人。
那些不太会说蒙话的知青生活肯定会不尽人意。
现从西乌旗政府有关部门表示，与苏木，嘎查两级政府无法协调一致，只能从政府拿出一些钱来资助陈的家属，因陈毕竟是当年的知青。
据我所知前达门和陈丽霞家从西乌旗迁回大队后按户籍人口分到了草场，而大队里有些牧民的孩子出生晚了几天却分不到草场。
65年插队到我们大队的几位未走的锡盟知青，80年也一同被旗知青办安排到西乌旗某牧场。
分草场以户口和八零年分牲畜为条件，有个原则，增人不增草场，减人不减草场，理论上讲当时分牲畜，草场不会太难，没牧业户口肯定分不上，锡盟有个情况苏木所在地非牧业户口的都不能分草场，牲畜，这个是政策，现在这部分人最难了，既没地就业，既便是租草场放牧，有关政策，法律不允许，他们很可怜，政府也很无奈。
所以陈丽霞他们，及时从西乌旗牧场迁回大队分到了草场，还是幸运的，具体没有分到牲畜是什么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我想你们那个知青户口什么的可能不在大队，当时分羊，分草场有部分人还没从文革中转变观念呢，应该属于非牧业户。如果有当时牧业户口，应该是能找回来一点，因为草场分完了，各队只有点集体草场。
知青的户口应该在大队，由公社掌管，自己手里有粮本儿可到粮站买粮。70年代末，有些知青已经是正式职工、国家干部，为了回北京，也只能辞退工作返回大队，办理知青病退、困退回京。
大家对陈文生充满了同情与不解，陈的经历与众不同，79年分配到宝日格斯台牧场工作，因盗窃，很快被判刑入狱，但一家人的户口始终在白音华公社兴安大队。79年大队分牲畜，后来分草场不分给他似乎名正言顺，何况人走茶凉是特色国的国情。
问题是陈文生数年后释放，宝日格斯台牧场的工作丢了，他想回兴安队，他住过的房子大队给了别人，队里不收留他，只能投奔哈日根台公社农业队的老丈人家，一家人的户口始终在白音华兴安队。
我道听途说，对陈文生家人陷入了怎样的困境想像不出，据了解详情的人讲，陈文生死后，既没牲畜也没有草场，病与贫总是如影相随，要不老祖宗怎么留下“贫病交加”这样一个脍炙人口的成语，他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也死了，剩下一儿一女和他遗孀住在贫民窟似的土房里，破弃拉撒，惨不忍睹，一家人靠打零工过日子，吃了上顿没下顿，早已沦落为社会的最底层。还有比这家更穷的吗？陈的老伴因嘎查（大队）不承认她家在兴安的户口，连最起码的低保也无法享受。
在最绝望的时候，听说内蒙有政策，凡80（82？）年户口在牧业大队的应分给牲畜和草场，可这一家口呐笔拙又不会蒙话，一个北京知青的后代谁尿你，正所谓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兴安队的北京女知青祁春芳挺身而出。祁春芳一生坎坷，甚至充满传奇，是“赤展”式的人物，90年回的北京，好在孩子长大了，都有出息，她在北京可以安度晚年，虽然经历过悲苦，却看不得别人的惨状，她不顾年事已高，一趟趟跑西乌，白音华，兴安嘎查，找各级领导沟通协商，希望能为陈的家人落实政策，分些牲畜、草场，却遭到大队拒绝。六十年代草原收养了三千上海孤儿，文革初接纳了数万名知识青年，草原额吉博大的胸怀让不少知青至今提起来热泪盈眶。祁春芳仿佛得到了额吉的真传，为穷人雪中送炭谁能说不是最大的善举。
在一家人走投无路的时候，锡盟知青律师满达建议他们拿起法律武器，并主动帮助他们，否则要文化没文化，要钱没钱的穷知青后代，哪个律师肯无偿帮忙。案子起诉到法院，马上就要开庭。满达是蒙古族，在与兴安大队一河之隔的金星大队插队多年，与牧民的关系极好，为牧民在法律事务方面没少帮忙，为陈文生家人代理出庭，车马舟船差旅费自掏腰包，恐怕连一顿饭也混不上，何况他要面对的一方是他最要好的牧民朋友，一方却是穷得掉渣让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知青后人。满达敢于仗义执言，他是否怀着悲壮的心情走上庄严的法庭，面对曾经朝夕相处的父老乡亲，却为一名不沾亲带故的知青振振有词，我们对这位豪爽善饮的蒙古族老知青真要刮目相看了，在他粗犷的外表下藏着怎样一颗悲天悯人的心！
古今中外匡扶正义劫富济贫的大侠永远是故事的主角，面对这样一场官司，知青们谁也不好意思发声，嘎查（大队）、知青，无所谓正义邪恶，都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受害者。
知青们回第二故乡，牧民倾其所有热情招待，美酒炒米手把肉今夜喝个够，老知青著书立传歌颂草原，感谢当年的救命之恩，草原人民作梦也想不到遇见陈文生这样一个可怜又可恨的败类。但歌颂的前提是这样：79年以前知青在大队与牧民没有什么利益之争，无非是放牲畜或干零活，挣工分；79年分牲畜分草场，各户按人口均等，假如知青们没走，结婚生儿育女，一个大队牧民不过四五百人，知青近百人，分牲畜占去四五分之一，肯定会出现不和谐的音符。回不了城，我们每个人都会跟牧民争草场，争牲畜，你多一份，牧民就会少一点。陈文生口碑不佳，赶上这个队的领导也不是什么等闲之辈，不管什么政策不政策，不给，就是不给！
下过乡受过罪，不妨碍人们有深深的草原情结，有些人恨不能回到过去，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我想说，那是你呆的时间不够长，东乌的老咩（陈丽霞），西乌的陈文生就是明证。
说起来大队也是够冤的，一个祸国殃民的上山下乡运动，正如邓小平所说：知青不满意，知青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却让我们一个牧业大队背黑祸，我们凭什么要为一个北京知青的后代买单？！
这个事情如果从法律的层面上说，政策就是政策，法律就是法律，80年陈一家人的户口在你们大队，你们就得分给他们牲畜草场，至于公平不公平是国家的事。国际上有“人权大于主权”一说，用在这个案子上也许有点牵强，但这一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家徒四壁，吃了上顿没下顿，靠打零工过活，他们要生存的权利一点也不过分。
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官司，一方面，北京知青与草原牧民情同手足，一方面，但凡有点同情心的人都希望“火勒旮弃”的家人会得到救助，希望在这个伟大的国度里北京知青后代有房住有饭吃。
关注5月份西乌珠穆沁旗法院的庭审，关注给上山下乡抹黑的陈文生一家。插队的故事总是由学者专家事业有成衣食无忧的人书写，有病的，穷困潦倒的，为生活为子女忧心重重朝不保夕的，他们也是知青中重要组成部分。
五十周年，纪念什么？“火勒旮弃”一家人的结局就是上山下乡最好的脚注。
注：一家人打赢了官司，嘎查拒不执行，法律也无能为力。
2018、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