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
第一部分
所以冠名为札记，只因以前从来不喜看书评，一直以为，不管多好的文艺理论评论家都不可能真的读懂别人写的小说，所以他们的评论也只能代表自己。愤愤然，既然不能全面理解作者写作的初衷，何必还要费心去写那些评论，指导（干扰）旁人的阅读与思考。要不就是作者请人来写书评，意义不在评论者写了什么，而在于借助那些专门靠写书评帮助作者出名的评论家们的名气，炒作。
我就不知道书评该如何写。有时看过一本自己喜爱的书，看完后也真的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几乎就没写过类似的东西。认为最好不要去评论，把自己摆在一个与作者不同的平台上去指指点点的说三道四。
至于札记就不同，可以在阅读完别人的著作后，任凭自己胡说八道的借题发挥，甚至可以发挥出文章以外的话题，天马行空。
看到过一段故事，当初莫言读了《百年孤独》后说，小说居然还能这样写。于是便写出带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怪诞小说，于是后来就得了诺贝尔。不明白这里面真的有什么关系，还是莫言在故弄玄虚，还是一些人在闹妖儿。反正是因莫言得奖，而后写字界们也评论过一段，闹哄过一段。
最近看了几本书，是与老北京有关的。因为是连续看完的，突然感到有想写点体会的冲动。不是想去评论，那三部小说（？）的作者都比我强，人家的写作初衷我无法体会，只是想作为读书札记，记录下一些我看完那些文字后受到的启发和自己的想法。我不太善于划分文章的属性，把文章归类于小说还是散文。有时感觉大概只能算是杂文吧。好像杂文并不入流，只是我感觉这几篇文章真的不该算是小说，但又确实是小说，因小说多是虚构。也许人家是在虚构，只是我误以为真。
说是几篇，其实也就三篇，故事里面的内容时间跨度比较大。先看的是冯唐的小说《北京 北京》。描写的时代大概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距本世纪看起来有些远。第二篇是北岛写的（这篇该算作回忆之类的）《城门开》，横贯了半个二十世纪。最后一篇是李敖写的《法源寺》，那可就更加古老了。
同是写的北京，风格却完全不同。从不同角度看到北京的一连串历史与国家个人及民族的演变，使得北京人穿梭在几百年的轮回中，却发现，原本是站在大地上的北京人，在经历了从戊戌变法后的百多年后，有意无意间的就漂浮起来。也许是与作者本人的阅历有着太大的关系，也是与作者生存的年代有着不同程度从文化上的衔接度。他们笔下的北京，近代反而比遥远的过去更加虚无起来。
李敖，我不太喜欢他的嘴，却对其人的知识敬仰。此人善辯，属于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一类。然后，尽管我不太喜欢他那张嘴，偶尔听听却也发现很多“道理”是可以那么样讲的，如同莫言发现小说也能像《百年孤独》那样写是一个道理。
李敖进过监狱，深知法律的重要性，所以他懂得说话是需要证据支持，所以在用那张烂嘴巴讲话时便东拉西扯的使劲儿往证据上靠拢。这里本来可以用引经据典，但把这类文词用在李敖身上似乎过于奢侈。
李敖有恋北（京）情节，与他童年有关。说起来他家该离开我家并不远。都属于东城区那一片。他的小学在府学胡同，我在史家胡同，都算东城区的名校，但府学不如史家出名。因李敖回乡省亲，再探母校才把府学胡同小学重新拉近在现代人眼前。而我当年知道府学胡同小学还是因为那时的乒乓球比赛，东城区小学联赛，几乎每次冠亚军争夺都是在府学与史家之间，而史家队主力又都集中在我所在的班级。对于府学胡同小学也就是这么点渊源，更多的了解还是在大约半个世纪之后，来自李敖返校后的一系列报道。
离开史家胡同更近的是新鲜胡同小学，文革时期，我在演乐胡同工人俱乐部看过一场演出，很多节目的组合，多是一群工农兵们占领上层建筑的舞蹈之类的。那时缺少娱乐，所以尽管现在看来都是一些很烂的表演，我却看得津津有味。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那样，不会在我心里留下痕迹。唯一使我难忘的是新鲜胡同小学的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片段。给我的感觉是，只要有条件，整本儿的舞剧人家也能拿下。我那时已经是中学生，可是感觉那些女舞蹈演员们要比我还成熟。怀疑是以前新鲜胡同小学毕业的老学生冒名的。十几岁孩子，女孩子要比同龄的男孩子发育早，舞剧里男演员大多要比女孩子矮半头，再加上女孩子一努力脚尖挺立，洪常青就比吴琼华凭空矮了一头多。
以上那些回忆也是在读北岛的《城门开》间或冒出来的。我与北岛算是同龄人，所以看北岛的文章真能帮我回忆起很多当年的往事，不过现在是在说李敖，北岛带给我的那些回忆先往后推推。
一
李敖说北京，他在北京时这座城被称为北平，可是李敖没有讲北平，话题扯开去，说的是北京，从北京城里悯忠寺的起源说开来。
悯忠寺就是后来的法源寺。
在这之前，我一直有个误区，认为法源寺在北京的西边。看过李敖的书才知道，原来在南边，该是以前宣武区，想是已然被新北京的建筑商们给取代了。
说是取代有些不妥，应该是被包围了。
按说法源寺我该是见过的。那年在南城边上上班，几乎每天都骑着车，急匆匆的在那一带为了生计奔忙，无暇顾及寺庙道观之类的地方。倒是动过心，曾经想过有机会到那边儿转转，只是好奇心吧，牛街的清真寺，还有附近的佛学院，虽然从小就在北京，却几乎没去过，也确实不知道有一段时间每天都看见的就是法源寺。
这次阅读《法源寺》该是第二遍了。
第一次是看书，一位台湾朋友那里借来的。匆匆看完就还了，几乎没什么印象。第二遍是因朋友送我一本电子阅读器，帮我装进去好几百本书，也是因此才引发我又一次的阅读兴趣，重读《法源寺》。看完第二遍才意识到人需要时间和阅历。
第一次看完《法源寺》，可能唯一存有印象的就是袁崇焕的悲哀。我特别不愿多想的一段历史。因为每次接触到这类题材时，都会产生莫名的悲哀。也是后来看到康有为与佘法师的那段谈话时会感到内心的激痛。也许更多的该是忏悔。
之所以要忏悔，并不是起因对袁崇焕，而是对历史上自己并不了解，而被某种舆论所误导而参与过的大批判。
袁崇焕式的悲剧，在中国本不是唯一。按照李敖的故事分析，本来该是明朝抗清的大英雄，却被凌迟处死，遭到万民唾弃。可见舆论，尤其是被操纵了话语权的舆论会成为杀人的利器。而前因呢，竟然是满清无中生有的离间计。在京城百姓眼里，袁崇焕该是汉奸。而之所以是汉奸，如何成为汉奸的一系列过程来自于衙门的审判，也就是说，只要被当权者确定为首恶，不为奸也是奸，不为盗也是盗。其实舆论的导向完全在他们手中，百姓们不可能知道真相，却向来都轻信一面之词。所以轻信属于大众文化的一种，国民认知的习惯也是随着民族性吧。其实我不该轻下结论，因为民族性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有历史、有传承、善、恶什么的，会有包括人血馒头之类的故事。再有，这类民族性大概不应算是单个国家的特产，该算是人性的一部分。相对普遍的是，不管是哪类新闻报导，多是以官方说法为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权与真理该是划等号的。
确实，在我们的过去和将来，被舆论左右并不会结束。我们能够知道的，都是权贵希望更多人知道的，而更多的不知道也许永远都会成为迷案。何况在界定史实时专家或个人还会依据个人的好恶各取所需。久而久之，历史会面目全非。
再次阅读，最初抓住我的是康有为与佘法师初识时的那段对话。也许因后来我对佛教的兴趣，对于书里康、佘的议论有所触动：
……
过了一会，青年人把右臂举起，把手抚上石碑，开口了：
“法师认为，是法源寺的名字好呢，还是悯忠寺好？”
和尚对突如其来的问话，没有任何惊异。顺口就答了：
“从对人的意义说，是法源寺好；从对鬼的意义说，是悯忠寺好；从对出家人的意义说，两个都好。”
青年人会心地一笑，法师也笑着。
“我觉得还是悯忠寺好，因为人早晚都要变成鬼。”
“寺庙的用意并不完全为了超度死者，也是为了觉悟生者。”
“但是悯忠寺盖的时候，却是为了超度死者。”
“超度死者的目的，除了为了死者以外，也为了生者。唐太宗当年把阵亡的两千人，都埋在一起，又盖这座悯忠寺以慰亡魂，也未尝不是给生者看。”
人们往往在 “好”与“不好”的界定上类似黑与白有着明显的分界，显得很突兀。其实更多的时候好坏是有模糊地带的。这个道理现在被更多人所接受，但是在遇到具体事情时还会不自觉的先用“好坏”、“对错”来进行最初的判定。这也是与文化有很大关系的。
上面那段关于法源寺与悯忠寺的对话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不过也是要看对话者是如何思考的。从另外一层意思看，这里就不仅仅是寺院的名称问题，因为佛教的道理对于寺院的取名有其深层的理解。“法缘”与“悯忠”是两种不同的解释。似乎“法缘”相比“悯忠”涵盖的意义更多些。佛法更多的是为了生者，对死者的怀念就是为了警惕生者的。
“对唐太宗说来，唐太宗杀了他弟弟元吉，又霸占了弟媳妇杨氏。后来，他把弟弟追封为巢刺王，把杨氏封为巢刺王妃。最妙的是，他把他跟弟媳妇好生的儿子出继给死去的弟弟，而弟弟的五个儿子，却统统被他杀掉。照法师说来，这也是以慰亡魂，给生者看？”
“也不能说不是。”和尚不以为奇。“在中国帝王中，像有唐太宗那么多优点的人很少，唐太宗许多优点都考第一，当然他也有考第一的缺点，他在父子兄弟之间，惭德大多。有些是逼得不做不行；有些却不该做他做了。做过以后，他的优点又来收场，我认为他在事情过后，收场收得意味很深。盖这悯忠寺，就是证明。他肯盖这悯忠寺，在我们出家人看来，是种善因。”
对于统治者来说，为了统治集团的利益是会做虚伪的善行，是可以先给个嘴巴然后再揉揉，于是便天恩浩荡。先杀一儆百而后再恢复名誉，震慑依然存在，心存疑虑便更加诚惶诚恐，于是出现更多趋言附势之徒，也叫狗腿子。
“会不会是一种伪善？”
“判定善的真伪，要从他的做出来的看。做出来的是善，我们就与人为善，认为那是善；如果他没做，只是他想去行善。说去行善，就都不算。我认为唐太宗做了，不管是后悔后做了、还是忏悔后做了、还是为了女人寡妇做了、还是为了收揽民心做了，不管是什么理由，他做了。你就很难说他是伪善。只能说他动机复杂、纯度不够而已。”
“我所了解的善，跟法师不一样。谈到一个人的善，要追问到他本来的心迹，要看他心迹是不是为善。存心善，才算善，哪怕是转出恶果，仍旧无损于他的善行；相反的，存心恶，便算恶，尽管转出善果，仍旧不能不说是伪善；进一步说，不但存心恶如此，就便是存心不恶，但并没存心为善，转出善果，也不能说是善行；更进一步说，存心不善不恶，但若有心为善，转出的善果，也是不值得称道的，这就是俗话所说的‘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上面所说，重点是根本这个人要存心善，善是自然而然自内发出，而不是有心为善，有心为善是有目的的，跟善的本质有冲突，善的本质是没有别的目的的，善本身就是目的。至于无心为善，更不足道，只是碰巧有了善果而已，但比起存心为恶却反转出善果来的，当然也高明很多。天下最荒谬的事莫过于存心为恶，反而转出善果，这个作恶的人，反倒因此受人崇拜歌颂，这太不公道了！所以，唐太宗所作所为，是一种伪善。”
“刚才我说过，判定善的真伪，要从一个人做出来的看，而不是想出来的说出来的看。这个标准，也许不理想，可是它很客观。你口口声声要问一个人本来的心迹，你悬格太高了，人是多么复杂的动物，他的心迹又多么复杂，人的心迹，不是那么单纯的，也不是非善即恶的，事实上，它是善恶混合的、善恶共处的，有好的、有坏的、有明的、有暗的、有高的、有低的、有为人的、有为我的。而这些好坏明暗高低人我的对立，在一个人心迹里，也不一定是对立状态，而是混成一团状态，连他自己也弄不太清楚。心迹既是这么不可捉摸的抽象标准，你怎么能用这种标准来评定他存心善、还是存心不善不恶、还是存心恶、还是有心为善呢？心迹状态是一团乱麻，是他本人和别人都难分得一清二楚的啊。所以，我的办法是回过头来，以做出来的做标准，来知人论世、来以实践检验真理。我的标准也许比较宽，宽得把你所指的存心善以外的三类——就是存心不善不恶、有心为善、甚至是存心恶的三类都包括进去了，只要这四类都有善行表现出来，不管是有意的无意的好意的恶意的，只要有善行，一律加以肯定。所以我才说，唐太宗肯盖这个悯忠寺，是种善因。”
是故事，也是李敖对善恶的解释，不过是借他人之口讲出来。
我年轻时，几乎对“人性”这个词没有概念，可以简单的说，不懂“人性”，但不能说没有人性。所以后来，当“人性”被挂在嘴边上时，自然而然便也被带进了另外一种误区。
初到西方，想要了解西方社会最重要的该是人家的文化。西方文化的关键在于宗教，根深蒂固的种植在基督教社会中。很多人认为，中国需要全面西化，从科学技术到人文教育，我觉得这是在说梦话。首先一点，人家的宗教文化中国人就根本不可能学到。哪怕是来到西方成为一名虔诚的教徒，只是从骨子里仍然还保留着东方人那种去除不掉的文化遗迹。他们对人性的认知，是从宗教转化而来。比较典型的来自希腊神话。属于文化传承，千百年的转换过程，才有了现在的西方文化。
那时我很浅薄，虽然也开始对善有了些认知，但是对人性却几乎不知为何物。在一次与比利时朋友的争论中，我努力为“人之初性本善”辩解，搬来刚刚看过的佛教书籍里面的论点，极力否认着“人之初性本恶”。这确实是西方宗教与东方宗教的最大不同，从而产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
佛教认为，人一生下来是纯洁的，后来的恶是因为社会的污染造成的（人之初性本善）。基督教则认为，人生下来就带有罪恶(原罪)，所以一生都要赎罪，要忏悔（人之初性本恶）。其实佛教也说过，人来到世界是带有恶业的，而这个恶业是从上辈子带来的，是上辈子没有修行好，当然，所谓“业”，也包括上辈子修行积攒下的善业，与轮回有关。这些都是从书本上看来的，只是照搬过来加以比较。这样说来，我倒是觉得如果认为自身带有性恶，也许可以产生敬畏心，随时警惕自己别再造恶。有些人自然也包括我，有过一段无法无天的时期，尤其是文革期间，尽管因出身问题不可能成为造反派，骨子里未必没有希望造反的因子。这些也是受当时文化的影响。善因与恶因同时存在，以至于无法区分什么是因善因造成的恶行与恶因造成的善行。天使与撒旦只是在一念间。
这些都是从宗教意义上的解释。而我缺少的正是对宗教的了解。
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存在宗教意识。在日常生活中每每都能体现。比如对偶像的崇拜，基本可以说是来自某种宗教仪式。
对神的崇拜与对人的崇拜多是基于宗教情节,属于精神迷失，往往失掉的是内在自己。盲目崇拜的后果也会造成善恶不分。偶像的确立成为心目中的权威，导致行为准则失控。这点从路西法现象中可以体现。
路西法在基督教中最初代表了光明。是带来光明的使者。类似中国神话中的太白金星。农民也管它叫启明星。
文革中的我们自认为造反是新旧社会的变革，是推翻资产阶级的正义行为，在这种意识的主导下，善因造成了恶行。说“善因”，其实不是，严格说该是“恶因”，带着一颗善良的心在做恶事。与路西法效应相对应，孩子们认为自己的行为代表了正能量。
影响当年中学生的恰恰也正是心目中的偶像、权威（这里所指的偶像、权威不该是某人，而是在一代人中）。未必不是一种类似宗教信仰造成的恶果。把自己幻化成救世主的样子去拯救世界，好像中国的未来真的就掌握在下一代人手中，自己就是给人类带来光明的使者，合格的接班人。
当然直到现在，我越发感到自己的无知，因我不是出生在西方。即便是出生在东方，由于文化断代造成的知识断层，也是东不成西不就，可谓怪胎。也就对人性更加迷惘。就像康、佘二人对善的争论解释那样，我认真读过多遍，还是在真善伪善之间绕不出来，朦胧中感觉他们就是在讲“人性”，只不过用词不同罢了。而“人性”不可能被规范化，更不该是非黑即白。
当面对“人性化”这个词时，我更加感到莫名其妙，难怪很多事由上自下的说不清道不明，就因为话语权是被没有人性的权威垄断的，解释权掌握在这类人手中，我怀疑他们不过是拿人性来说事，为了在不懂人性为何物的人们面前掩饰自己的无知。
他们阉割了人性，现在却又大谈人性化。却不知，人性本身也包括了性恶，因此人性怎么可能被 “化”。很多本来该是正常的作为，却被冠以人性化，说明了什么？就如现在很多被自封为正能量的提法，里面未必都是正能量，不过是被愚昧文化掩盖着，更何况，当正能量被挂在嘴边时，也就说明社会该是出了很大问题，以至于分不清好坏，尤其是道德底线崩溃后，需要人为的强化人道。
康、佘的争论仅限于那时的道德，如果拿到现在讨论，会有不少人出来攻击他们，大概里面能够说到点子上的不会很多，而争论到最后会面目全非，转换成对宗教的蔑视。因为偷换概念的文化已经被很多人所接受，认为是一种哲学思辨的学术问题，尤其是在辩论时会是很有力的武器。逻辑思维与偷换概念也如同善恶，在人的心理距离上也就相隔了一层纸。
二
讨论知识，正是我所缺少的，遇到了阉割文化的年代，缺课甚多，对历史和中国本身的文化传承知之甚少，尽管后来补课也是一知半解，不得要领。更谈不上可以议论，往往说不到点子上。
本来想把下面这段删掉，重新又读了几遍，里面的道理心领却说不出，还是保存下来的好，尽管是李敖的发挥，与我还是有些教义的：
“法师真是佛心，喜欢与人为善，到了这样从宽录取的程度。”
“宽是宽了一点，但也不是不讲究分寸。像我说唐太宗盖这个悯忠寺，是种善因，并不是做善行，这就是分寸。”
“照法师这么说来，盖了这么个大庙都不算是善行，只算是善因，那么怎么才算是善行？”
“这要看对谁来说。如果某甲有一两黄金，他出九钱盖庙，哪怕只能盖一砖一瓦，这是善行；如果某乙有十万两黄金，他出一千两盖了整个的庙，他的善行，比起来像善因，很难算是善行。”
“你说的不无道理，我悬格太高了。可是，大人物犯的错，都是大错。唐太宗若不是大人物，我也不会这么苛求了。因为，从历史上看，当时高丽并没有威胁到唐朝，高丽虽然欺负它南边的新罗，但对唐朝，还受唐朝的封、还对唐朝入贡，唐太宗打它没成功，盖悯忠寺回来，第二年高丽还遣使来谢罪、还送了唐太宗两个高丽美人。这些行为，都说明了你说的唐太宗不动手打别人，别人大了，就会打他的威胁性，至少对高丽来说，是担心得太过分。我认为唐太宗打高丽，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天可汗’思想作祟，要君临天下，当然也就谈不到爱和平了。我承认，要求唐太宗那样雄才大略的皇帝不走武力征服别人的路线，那反倒不近人情了。” “所以唐太宗不算？”
“唐太宗身为皇帝，当然不止是十万两的某乙，他盖悯忠寺，不能算是善行。何况，他有权力根本就不使盖悯忠寺的理由发生，那就是何必出兵打高丽？不打高丽，就不会死人，就无忠可悯，所以，唐太宗如根本不打高丽，那才算是他的善行。”
“照法师这个因人而异的标准，我发现法师悬的格，简直比我还高。唐朝当时受到四边民族的压力，唐太宗不动手打别人，别人大了，就会打他，如今你法师竟用的是人类和平的标准、不杀不伐的佛教标准，来要求一个十九岁起兵、二十四岁灭群雄、二十九岁就君临天下的大人物，法师未免太苛求了。”
“这么说来，法师还是肯定唐太宗了？”
“当然肯定，任何人做出来的善我都肯定，而不以人废善。至于想去行善、说去行善，那只是一念之善，并没有行，那是不算的。善和行善是两回事，善不行，不算是善。”
意淫，也算是政客的一种手段。成天喊口号鼓舞（笼络）人心，而那些空洞的口号其实在当时的政权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以至于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按照鲁迅的说法叫做精神胜利法。这点在鲁前辈生花的笔下一个被叫做阿Q的人身上集中体现出来。无论身处任何险境，只要喊出几句自己听着舒坦的口号来，于是便心安理得，自我疗伤。正是这样，政客会抓住大众的心理需求，也会接长不短的免费送几个口号来给需要的人，以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至于行，就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口号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确实不可行。切记，政客只为利益集团服务，从而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法师这样注意行、注意做、注意以实践检验真理，这种思想，跟孟子以至王阳明的，完全不一样。”
“是不一样。孟子认为发善情就是善，所谓‘乃若其情，则可以谓善矣’；王阳明认为在内心就是善，所谓‘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这些抽象的检定善的标准，我是不承认的。善必须要行，藏在心里是不行的。”
同时还有要看受益问题，就是善因伊始的最后受益者是谁。比如，现在很多商人捐款，如果把捐款的全额给我，必定又造就了位百万富翁。
但是，如果把这笔钱给捐献者带来的好处而言，也就是后续效果，因捐款而减免的税收超过捐款几倍，表面看是在行善，而后是在为自己捞取各类好处。所以说，善行与善因也不是界定真善伪善的标准。但不能说这位商人就是奸商之类的，起码他的捐款也许真的帮助了很多需要的人。好像真善与伪善在这里都不好下定论，算是资本运作上的一种行为。趋利避害？
当年还没有资本家，这也是佘、康二位所想不到的，不该怪他们。那时的人们毕竟太单纯。
“法师这种见解，我听了很奇怪，太不唯心了，佛教是讲唯心的。”青年人露出一点取笑的神气。
和尚好像有一点为难，想了一下，最后说：
“真正的唯心是破除我执，释迦牟尼与何罗逻仙人辩道时说：‘若能除我及我执，一切尽舍，是名真解脱。’我执就是主观的心，善如果没行出来，只凭主观的心认为已经是善就善了，这是唯心的魔道，不是唯心的正道。唯心的正道是破除这种凭想凭说就算行了善的魔道。真正的唯心在告诉人什么是唯心的限度、什么是光凭唯心做不到的。比如说吃饭，必须吃，想吃和说吃并不算吃，一定要有吃的行为；善也是这类性质，善要有行为，没有行为的善才真是伪善。”
认为宗教是唯心的，然后对唯心排斥，也是很多人的认知。其实我对唯物尤其是自称为唯物主义者的那些人，反而感觉不那么好。凡是能够被科学证实的才是唯物，这样的认识本身，从严格意义上讲也该算是唯心的，是对科学的唯心。因为很多物质现在的科学也是无法证实其存在的。
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也是文革中常被挂在嘴边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可恰恰就是这些无所畏惧的人们，到后来连认错的勇气都没有。他们做了太多的错事，却都推给了姓毛的一人，让他来承担利益集团所该负的责任。我不知道心虚该算作什么，大概是唯心？
自己夺来的江山，自己坐，其实也无可厚非。只是因为怕别人说三道四会因此动摇地位，就玩文字狱什么的开始镇压，精神到肉体。若干年后再出来个什么人物，美名平反，其实不是为那些错抓错杀的人平反，而是为了集团的利益，因为教条是不能改变的，如同圣经。当年在一片喝彩声中几十万人被送去劳改，无数家庭因此破碎。几十年后，又在一片喝彩声中为这些人平反，因为这些人早已不能造成对集团利益的危害。而平反后，更能为自己涂粉。如同悯忠寺，当初是为了祭奠死人那样盖起来。
“对了，你先生真是好记性，这位程先生跟袁督师不但素昧平生，甚至可说还有点不愉快，因为他三次求见袁督师，袁督师都没见他。袁督师被捕以后，他一再替袁督师喊冤，结果被判死刑。他死的时候，说我不是为私情死的，我是为公义死的。先祖是跟袁督师多年的仆人，他为袁督师做的，私情的原出占得很重。但这位程先生做的，却全是争正义、争公道，在皇帝发了大脾气要杀人的时候，他为袁督师仗义执言，他的为人，可真有性格。可惜他只是一个布衣，没地位，也没什么名。由这位程先生的事，可以想到袁督师的伟大，感人至深。我还记得程先生呼冤书里的几句话，他说：‘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惟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惟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这就是你先生看到的‘一对痴心人，两条泼胆汉’的渊源。”
“噢，原来是这样。
“程本直说袁督师‘一大痴汉也’，这五个字用得真妙。”
“法师也认为是？”
“照世俗的标准，当然是。当时明朝已经那样腐败，是非不明、宦竖当道，守东北的大将熊廷粥，刚冤枉杀淖，传首九边、田产籍没、家属为奴。而袁督师却还来跳这个火坑，他不但不买朝廷里奸臣的账，并且杀了毛文龙，断了奸臣贪污的财路，这样做人，岂不正是傻瓜干法？从袁督师死了以后，我们广东人，再也没有在朝廷里有那样举足轻重的地位了，也没人要做一大痴汉了。”
“在近代中国，为国家做大事很难，政治中守旧的势力和小入势力太大了，这两大势力都是明明摆在那儿的，所以想为国家做大事，什么下场也都可以事先看得出来；既事先看得出来，还要不怕死、还要做，除了是一大痴汉外，还有谁肯干？凡是肯干的人，都要准备悲剧的收场。”
“没有例外吗？”
“例外？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可太少了。有的人也打破守旧的势力，做点大事，但他必须安抚好另外一个势力，就是小人的势力。像明朝的张居正，他不安抚小人的势力，他就不要想有作为；但安抚了小人势力，他自己又算什么呢？就算这些是不得已，但最后，张居正做的大事，落得些什么呢？他一死，订的法制给推翻了，家给抄了，大儿子受刑不过自杀了，家里大门被封，人出不来，十几口给饿死了，剩下的充军了，整个的下场是悲剧。”
“听法师谈话，想不到法师对中国历史这么有研究，也想不到研究的结果，是这么悲观。”
“先生过奖了。悲观倒是真的。因为悲观，才做了和尚；做了和尚以后，才知道了多悲观。哈哈。”
……
“他死那年我二十四岁，经史子集倒念了不少，我走的路，也是中国一般知识分子走的老路，就是念古书、应科举。可是九江先生的身教，却给我极大的影响，尤其他死前用火一本一本烧掉他一生的心血，左一本国朝学案、右一本国朝名臣言行录；左一本蒙古记、右一本诗文集……烧得满地都是灰，看得我眼泪都流下来了，劝也劝不住。九江先生立身极为严肃，他临死以前烧他一生著作，态度平静而坚决，他古书念得那么好，科举也考到进士，可是临死前，却用行动表示了这些都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路，人该尽弃俗学，以行动救世。他这些意思，并没空口要我们学生如何如何，相反的，他说得很少。只在最后临死前来了这段不言之教，等于现身说法。他虽在死前三十多年就离开科举与官场，可是下半生三十年的讲学著书生涯，他竟也在死前加以否定，认为不切实际。他这一烧一死，使我根本上受了大刺激。九江先生死后，我到北京来，开开眼界，也深刻想了想中国的前途，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逛国子监，这是中国养成知识分子的最高学府，我走进大门、走进琉璃坊，看看钟亭鼓亭，又看到蒋衡写的那些石碑，想到他花了十二年的时间，写这八十多万字的十三经石碑，第一流聪明才智消耗在这里，现在对中国有什么用处？中国要救的时候到了，可是这些十三经石碑，救不了中国啊！我买了很多书，经过上海，大量买了江南制造局和外国传教士印的有关现代学问的著作，在家乡南海的西樵山，闭户研究了五年。我不会外国文，只能看这些译本，从译本里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五年下来，自信有点心得，认为救中国，必须走外国路子，变法图强不可。所以，五年以后，这次到京师来，看看有没有机会。这几天正赶上过年，我对碑刻有兴趣，特地到这里来看看旧碑，幸会了法师。法师学问道德虽然只领教了片羽吉光，可是就已令人景仰不已了。”
“哪里哪里，我们出家人，不足以语此。康先生是九江先生大学问家高足，又学贯中西，我们做和尚的，只随便看几本书，哪能受得住你们行家过奖。并且康先生以天下为己任，康济小民，可以有为，更不是我们出家人所能望康先生项背的。”
“法师慈悲为怀，所以难免开脱了许多当政的人的责任。我在南海西樵山研究经世致用之学，对中国灾荒问题，也小有研究，俗话说‘天灾人祸’，这四个字相连，的确有道理。天灾的发生，我们以为是天祸，其实里面有人祸。就以水灾而论，水灾发生，是过多的河水无法宣泄，无法宣泄的原因，是许多供大河宣泄的小渠，因为官商勾结被霸占。小渠附近土地肥、灌溉方便，所以官商勾结，把小渠堵住，他们不但不肯掘开渠口，反而把附近加高，这么一来，不该成低地的地方——就是老百姓的地方——反倒变成了低地，水一涨，就成了水灾。所以这种水灾，是人为的，不能赖在天上。这样赖，老天爷也不服气。”
“哦，原来如此。我这住在城里的人，真孤陋寡闻。”
“我还不是一样。我若不发愤搞经世致用之学，光念四书、五经，也只会念《书经》的‘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或《孟子》的‘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也只会徒发感慨，只会怨天，不会尤人。但自从我走经世致用的路以后，我看古书，突然眼睛开了，慢慢发掘了真相。我看《宋史》食货志，看到有‘盗湖为田’的记载，说湖的附近被盗为田以后，‘两州之民，岁被水旱之灾，’结果‘所失民田，动以万计’。我才知道水灾旱灾的人为原因是什么。这时候，我看了邵伯温的《闻见前录》上说的伊水洛水水涨，‘居民庐舍皆坏，惟伊水东渠有积薪塞水口，故水不入丞相府第，’才恍然大悟是怎么一回事。”
“康先生看书，真是触类旁通，叫人五体投地。”
“法师过奖了。只不过我受了九江先生生前死前的身教，自己又闭门造车土法修炼五年，不墨守中国读书人的老方法看古书，而有这么点心得而已。”
中国很古老的故事中就有大禹治水的事，却要从学习外国治世的经验才醒悟。至于古训，大多也是围绕那个故事来复述的。只堵不泻必然会成灾。自然如此，人事更是如此，这该是治国道理之一。用巨资去堵人们的嘴巴恐怕是不行的，会有积怨的。凡六十多年来，又真堵住了多少嘴巴。
学以致用，不在读书多少而在精。灌输式教育大概多是给老师读的，而不是读给自己的。显然康有为是想从书本上找出读书救国的道理，但是离开触类旁通却还是差些。
封建的教育多是先生讲什么，学生记什么，其实现在仍然如此。在康有为的年代，五年的“土法修炼”仍然不可能摆脱习惯性思维的框架，也是中国知识青年们的悲哀。
“以康先生这样的大才，这次到京师来，预备有怎样的一番作为呢？”
“我想来想去，无可奈何之余，发现只有一条路，就是上万言书，直接给皇上，如能说动皇上，根本上来一番大变法，国家才有救，一切问题才得根本解决。”
“历史上上万言书变法成功的，又有几人？我知道的只有宋朝的王安石，最后还是失败了。守旧的势力和小人的势力，是中国政治上的两大特色，越不过这两关，就要准备悲剧的收场。”
和尚的阅历显然要比康有为深刻。康有为没有和尚的阅历，所以不能明白佘法师此番话的深意，而阅历是需要经历补充的。
“对我说来，要想演悲剧，还为时过早，因为我的万言书还上不上去，法师晓得中国的规矩，没有大官肯代递，你写什么，皇上都看不到的，老百姓是不能直接上书的。老百姓直接上书，搞不好要发到关外做奴隶，乾隆时候就有这种事。”
“那康先生有没有找到大官肯代递呢？”
“找过，找过很多，都不行，大家都尸居余气，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都要做官，不要做事。”
“所以，冠盖京华，康先生却在大年初二，一个人，孤零零的到古庙里研究起旧碑来了。”
“谈到旧碑，我倒极有兴趣，这次来京师，我买了许多碑本，预备研究点没用的东西，转一转自己的注意力。没用的东西，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作用。像王羲之的曹娥碑，竞能使谢枋得在这庙里见到就绝食，最后完成了自我，谁又能想到呢？”
“谈到完成自我，谢枋得自己也早有一死的意思，他在走这条路。他在这庙里看到曹娥碑，对他的自杀，只是画龙点睛，那条龙，他自己早已画好了。你康先生也是如此，你画的龙是变法救中国，你在走这条路，你也准备了许多年，只差最后点睛了。点得好，就是飞龙在天；点不好，就是龙归大海。不管是哪一样，你都完成了你自己。”
“法师自己呢？”
“我是出了家的人。”
“出了家对中国前途，总不是不管吧？”
“我很关切。”
“关切并不等于管。”
“关切也是一种管。”
“照法师刚才指教的，善必须要行，藏在心里是不行的，照这个标准，法师对中国前途所‘行’的，是不是不太够？”
“我只是一个和尚，康先生想叫我如何行呢？我的力量很小，我至多只能自己不扶同为恶、不同流合污、不去万寿寺馅媚权贵，只能洁身自好而已，像——像——像什么呢？”
“像这庙里的丁香。”康有为指着那一片丁香树。
“姑且这么说吧，像这庙里的丁香。”
法源寺的丁香很多，它的丁香，在北京很有名，它在几百年前就从广东传到北京了。在中国，丁香被用做药材，用来温脾胃、止霍乱、去毒肿和口臭。
“丁香洁身自好，也好看、也好闻。但要做中药，得磨成粉煮成汤才有用。若不粉身碎骨，它只是好看好闻而已。”康有为说。
我对轮回说还是觉得很有道理，世间很多事都是在不断轮回中，所以读史却是很有意思的事。从佘、康二人这番话中，似乎看到更多的是历史轮回的影子。
我对改良与或革命一直有些疑虑，无论是改良或革命都似乎有着不同的矛盾。改良可能流血会少些，可是一旦改良者们成为理想主义者，往往就离开社会现实远些，只是凭一些美好的理念抗拒社会的腐朽，面对大多数知识贫瘠的人群，能够有多少人是理解的。其实人最主要的是生存，一旦生存的环境发生变化，遭罪的总是老百姓，最后获利的仍然是少数掌握了权力的利益集团。至于革命，必须是要用鲜血来换取，付出生命的代价最后得利的依然是少数统治者。
一次国内朋友来欧洲，我陪他们在欧洲转圈，一路上闲聊，说起腐败，朋友说，权力就是腐败。很简单的结论但不无道理。可能正如佘法师那样，（对世俗社会）只是关切，洁身自好。好像这也是我所赞同的。真正做到并不容易，是需要有一定的自律能力。而这个自律靠的是什么？也是很难说清的，尤其是面对失去传统文化的现状。
我学疏才浅，一方面是那时本来就不是做学问的人，文科稍微好些，但是不喜掉古文，语文课很少的一点古文课往往被之乎者也搞得头大；二一方面是后来的失学。客观上讲，第二点不过是托词，是为我当年的浅薄打掩护的。
真对古文感兴趣还是来自当年的批林批孔，开始还盲目接受，后来发现，孔子的很多话是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的，也是因怀疑一切的逆反心理引发了很多思考。看过一些被封存的古文，因为基础太差，还是要参考别人对古文的翻译才能懂，那时刚从草原返城，为生活奔波和实用主义的心态，对求学的态度虽有转变，一头扎在为了应付工作的自学中，没有闲暇花费更多精力和时间去嚼古文。但是仍慢慢感觉到中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不像当年权威学者在报刊文章上批判的那样真的是腐朽没落的。儒家文化中的精华被真正理解的很少，大多被无知学者批判引导的面貌全非。其实，如果抛开阶级斗争下的学术研究，只是讲治国救世的道理，也确实可以懂得很多。学问与权力结合，必然成为统治者的工具。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的道理，却需要自己来领悟。
这次看李敖，感觉《法源寺》是翻版的李敖有话说。无论从哪方面都显示出李敖的思维的活跃和另类。借用古人说事。上面那段康、佘对话更像是李敖在自圆其说，但不无道理，是李敖的道理。
三
据说李敖是学历史的，但是又不懂史，是个传说。既然以小说的形式来写，应该多是虚构，可能只是我当真实来阅读《法源寺》，不管是演绎还是纪实，就像大仲马当年写法国宫廷轶事那样，谈古论今。其实大仲马笔下的法国宫廷“秘史”未必不是现代高层的翻版。李敖的故事从寓意上讲，从野史上看，也还是能启发更多思考的。
下面一段比较长，还是照搬过来，希望李敖不会跟我打官司，既然是札记，好像也是可以的，这是在谷歌搜索“札记”的解释时确认的：
进了饭厅，饭刚摆好。饭是高粱米混小米，北京普通人不常吃大米饭，因为太贵。菜只三盘，二大一小，大盘一盘是素烧白菜豆腐、一盘炒蛋，小盘是酱瓜。和尚请康有为人座，坐的是直角的硬木椅，入坐在这种椅子上，“除了正襟危坐，不容易有第二种坐法。饭桌是方的，是普通的、不怕烫的红漆桌，简单而干净。正面墙上挂着一幅横幅，上面写着：
西汉有臣龚胜卒，闭口不食十四日；
我今半日忍饥渴，求死不死更无术。
精神时与天往来，不知饮食为何物。
若非功行积未成，便是业债偿未毕……
是谢枋得的绝命诗。把这位不食而死的烈士的遗诗，这样挂在食堂里，倒是一种含意深远的对比。
和尚等康有为看完墙上的横幅后，请康有为用饭。
“刚才有言在先，不为康先生特别准备，我们吃什么，康先生就吃什么，请用饭吧。在世俗标准，绝不好意思拿这样菲薄的菜请客，但康先生不同，所以我也不觉得失礼。”
“法师是真人。”
三个人就吃起来。和尚没吃以前，把蛋分做双份，说：“蛋由康先生和普净合吃，我不吃蛋。刚才康先生看的横幅，是一百年前庙上一位和尚写的，康先生是行家，这字写得怎么样？”
康有为看都没再看一眼，随便答道：“字是写得不错，写了一手好赵字，只可惜用赵孟頫的字体，写谢枋得的绝命诗，未免太不相称了。”
“这……我一时想不起来为什么？”
“他们是同时候的人哪！赵孟頫投降了元朝，谢枋得跟元朝不合作，谢枋得死而有知，发现他的绝命诗竟是赵体字，不是太可笑了吗？”
“啊！康先生说得是。我们浅学，都看不出来，真荒唐、真荒唐。”
康有为笑着，有一点自得的神色。和尚问：
“为什么一百年前这位和尚写了这手赵体字呢？这有什么道理吗？”“可有道理呢，一百年前正是乾隆时候，乾隆皇帝喜欢赵体字啊！所以流行赵体。再往前，乾隆的祖父父亲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喜欢董其昌，所以当时又流行董其昌的字。一切都是上行下效，这是中国的特色。这也说明了，中国的许多事情，要办，都得从上面来。”
历朝历代中国社会全部以皇上为唯一，由此习惯形成了人治的文化现象。前一段在网上谈论知青及文革，分成两种不同观点。大多数人认为中国的改革需要自上而下，而我和流水友石则认为需要从每个个体反思文革。个体的变化才能导致民族性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不是一蹴而就，需要非常漫长的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才能完成。是大众自我开智的漫长过程。我在网上与朋友探讨问题时，写过这样一段话，“改革与改良只要不触动利益集团的底线也许没有问题，反之是可怕的，尽管改革者们并不想流血。如果流年不利，偏偏遇到诸如慈禧们。
文艺复兴运动是个启发，但是我们对这段历史知道的太少了。是不流血与少流血的经验。我感觉那场运动没有功利，与革命形成对照。当年红军闹革命功利心太重，打仗杀人是为了将来自己过好日子。政权是建立在鲜血上面的，因此保卫政权自然而然的也要靠流血，镇压，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政权必须要靠枪杆子保卫。一个沾满鲜血的政府，权力决定一切，靠权力反腐不是好办法。所以，我不看好现在这个样子的反腐。在一个没有全民自省、自律意识，没有文化的国家，腐败会像野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看见朋友的这样一段话，感觉说得太好了，“……西方文化由于宗教的关系，性本恶的思想是主体。这种文化潜因素教人以强大的自省能力，个体的自省能力支撑着整个社会的自省能力。这样的社会，在人文科学方面尤其有利于现代的民主和文明进步”。
自省能力正是我们所缺乏的。不缺的是自哀自怨，抱怨生不逢时。
是文化的问题，是提高全民素质的问题。农业大国本身最大的是缺乏文化。以这个为基点，也许想问题会有新的突破点。我不想说教育农民，很多文化是随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存在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间就有很大不同。小手工业者与产业工人之间也会有所不同。
这也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一个方面。西方强调的个体，尊重个体。这种变化自文艺复兴打破了神权确立人权始，从而形成了一种尊重个体，认识自我，完善自身的变化。其实这也是获取人权的最基本诉求。但是还要认识到，要想获得人权，必须懂得从尊重各体开始，尊重各个不同的个体。个人的行为不能影响到他人才是获得人权的基本保障，否则别人是不会给你人权的。很多人在这里有个误区，认为法制保护民主社会，其实不然。最最重要的因素是个人修养，个体素质。我这样说道理很简单，因为法不治众。法律只有约束个人的能力，但是对群体会显得无能为力。法律制定出来却没有人遵守的社会不是民主社会，所以不能把责任都归为别人，首先要学会自律。
而民主不是靠施舍，更不是靠革命才能得到。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政权不可能是民主国家。
从社会性来讲，君主政治导致大众对真命天子的惟命是从。中国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皇上喜欢道家，于是道家便猖狂，过几年换人了，开始喜欢佛家，于是全民信佛。儒家几乎是一贯的，所以把道家、佛家相互溶解使得大部分人分不清释道儒的差别。于是把本来不归宗教管的儒家也算作同类，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无论是信教的与不信的，内心都存有被规范的意识，只是莫名的一种意识，被规范的心理需求，美化后为信仰，再说现代些，就是精神支柱。说白了就是宗教情结。这点是不分中外的，也该算是人性的一部分。
就连精神也需要施舍才能得到也够可怜的。
人习惯对偶像的依附，也就是希冀有救世主的出现，即使没有也要创造出来。关心国家命运与前途的，表现在对领袖的崇拜。反之，那些不关心政治的傻孩子们，就在心目中认了唱歌的、演戏的为自己灵魂里面的神，一整套的社会造神运动自古以来就根本没有停止过。
由此演变出觉得进步其实也需要恩赐，这点与康有为那年的思考几乎一样，是否属于惰性思维。从小所受教育是灌输式的，标准答案要从老师那里得到，只要照搬过来应付考试就行。对偶像的依附也是从小所受教育的延续，因为那里有成功的答案，所谓的梦想就是像心中偶像那样发财，至于成功发财的路是可以省略不计的，殊不知那些成功都是人家的，而每个不同个体的成功之路也是有差异的，人们崇拜的是成功，却忘记获取成功的路需要自己去走。
受程抱一先生关于道德经解释的启发，联想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按照自己的理解试解：一生二，世上万物起源于一，而二代表着矛盾的双方在不断斗争转化，因此才丰富了世界为三，三不过是个概数为无数。
做梦是想把二省略直接奔三。而任何成果都是经由矛盾不断争斗磨合转化的结果。避而不谈矛盾怎么可能得到结果。路是自己走出来的，走路的过程就是道德经里面诉说的二为三的过程。也可用阴阳来表达。阴阳转换成螺旋形不断升华，可能才是太极图想要告诉我们的意义所在。
病态的社会心理造成了畸形社会。因此，即便是真的给了民主，还有个怎么享受的问题。
文化的形成需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从康有为的改良变法到现在也经历了一百多年，虽然这一百多年的变化很大，消灭了帝制，但是不等于消灭帝制文化，中国的文化早已存在了上千年，怎么可能在一百年内有所改变。
其实也不尽然，这一百多年里，有了李敖，有了北岛，也有了冯唐。
“像乾隆皇帝喜欢赵孟頫的字，喜欢以外，大概也有政治作用吧？”
“政治作用是很明显的。元朝是蒙古人，在汉人眼里是胡人。赵孟顺不但是汉人，而且是宋朝的皇族，元朝统治中国，有这么一个人来捧场，当然是很好的号召。乾隆皇帝是满洲人，在汉人眼里也是胡人，他当然也会援例利用赵孟頫，何况他真的喜欢赵孟頫的字呢。”
“那么赵孟頫是汉奸了？”
“奸不奸的问题要看用哪一种标准，如果用的是汉满蒙藏等各族都是中国人的标准，对中国人自己的种族来说，并无所谓好。并且，忠好问题也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那么黑白立刻分明。在一个人阅历较多一点以后，他有时难免会发现，人间许多对立的问题，如是非、正邪、善恶、好坏等等，并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断定的。同时对立的情况，往往并不如想像中那样明显，对立的双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甚至还有完全相反的尴尬场面发生。中国正史中，从宋朝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开始，有所谓‘奸臣’传，后来的正史，像《宋史》、《辽史》、《元史》、《明史》，纷纷援例，于是忠奸之分，在历史上和观念上，也就愈发显明。正史以外，中国的小说戏剧，对忠好的判决，影响极大。尤其在戏剧里，为了帮助观众有‘忠奸立判’的效果，‘红脸’和‘粉白脸’，也就应运而生。忠肝义胆的自然是勾红脸，如关公；权奸误国的自然是勾粉白脸，如曹操，这种分法俐落，固然给了观众不少方便，于施展爱憎之间，少掉了不少麻烦。但是一旦分错了，就对不起人了。试看《宋史》‘奸臣’传中被效上奸臣帽子的，有的根本不算奸臣，像赵嗣！而该戴奸臣帽子的，像史弥远，却又逍遥于‘奸臣’传之外！由此可见，忠奸问题，并不像书上和民间传说上所说那么简单。例如曹操，不但不是奸臣，并且是大英雄。曹操不是奸臣，还属容易翻案的。像冯道，就复杂得多了。冯道在五代乱世里，他不斤斤于狭义的忠好观念上，不管是哪朝哪代、不管是谁做皇帝，只要有利于老百姓，他都打交道。宋朝时候，唐质肃问王安石，说冯道‘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为纯臣乎？’王安石认为当然是纯臣、是刮刮叫的了不起的大臣。王安石以伊尹为例，反驳说：‘伊尹五就汤、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贤者伊尹在商汤、夏粱间游走，目的不在对谁忠、对谁奸，而在照料老百姓。王安石认为冯道能委屈自己，‘屈身以安人’，这种行为，‘如诸佛菩萨行’，简直和佛和菩萨一样伟大呢！例如契丹打进中国，杀人屠城，无恶不作，中国的英雄豪杰，谁也保护不了老百姓，但是冯道却用巧妙的言词、大臣的雍容，说动了契丹皇帝，放中国人一马。欧阳修写《新五代史》虽然对冯道殊乏好评，但也不得不承认‘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冯道能够以：一言之善’，从胡人手中，救活了干千万万中国百姓，这比别的救国者对老百姓实惠得多了。冯道这样与胡人合作，骂他是汉好，通吗？公道吗？”
“用这种标准，谢枋得死得不是没有意义了？”和尚问。
“谢枋得死的意义有他更高的价值标准，这种标准，是人为他信仰而死，这就是意义。至于他信仰的对不对，或值不值得为之一死，那是另一个问题。那种问题，往往时过境迁以后，可能不重要，甚至可能锗。例如谢枋得忠于宋朝，但宋朝怎么得天下的，宋朝的天下，得之于欺负孤儿寡妇之手，谢访得岂有不知道？所以，宋朝的开国之君，十足是篡位的不忠于先朝后周的大臣，不能不说是奸臣。这么说来，忠臣谢枋得，竟是为奸臣所篡夺到的政权而死，这样深究起来，不是死得太没意义了吗？”
“谢枋得自己知道吗？”
“我认为他知道，可是他不再深究下去。”
“为什么？”
“因为宋朝已经经过了十八代皇帝，经过了三百二十年的岁月，谢枋得本人在宋朝亡国十年以后才去死，他对三百三十年的旧账，要算也没法算。”
“没法算就算了？”
“也不是算了，真相是他根本就没想算。”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成了习惯。宋朝的三百二十年的天下、三百二十年的忠君教育，已经足以使任何人把这个政权视为当然，时间可以化非法为合法，忠臣是时间造出来的。时间不够，就不行。宋朝以前的五代，五十三年之间，五易国、八易姓、十三易君，短短五十三年中，走马换将如此，国家属于谁家的都不确定，又何来忠臣可言？事实上也没有忠君的必要。原因是那些君的统治朝代，都很短促，时间不够，谁要来忠你？但宋朝就不然了，宋朝时间够。时间够了，就行。”
“你可以把狗关在屋里，但要它对你摇尾巴，时间不够，就不行。”小和尚忽然插上一句。
和尚看小和尚一眼，小和尚低了头。康有为却说：
“小师父的比喻，完全正确。人间的事，如果用低一点的标准去看，的确也不高。很多人的忠心耿耿，其实和狗一样，甚至还不如狗。”
“刚才康先生说’忠臣是时问造出来的’，要多少时间才能造出来？”和尚问。
“时间多少是无法硬定的，不过，有在同一时间里就出现‘谁都是忠’的肯定现象。忠奸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人的一个老问题。但是，真正会读古书的人，必然发现：中国传统中‘忠’的观念，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方向：就是‘相对的忠’与‘绝对的忠’。伟大的晏子，在齐庄公被杀时候，不肯死难。他的理由很光明，他说：‘君为社稷死，（我）则死之；为社稷亡，（我）则亡之。若（君）为己死（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齐庄公既然是因为偷别人老婆而被本夫所杀，显然不是‘为社稷死’、‘为社稷亡’，对这种无道之君，国之大臣，是不会为他死难的，但他的‘私昵’，却可以为他死难。所谓‘私昵’，不是别的，就是统治者的家臣和走狗。中国‘忠’的观念，起源是很好玩的，在古文字中，根本没有‘忠’这个字，‘忠’字出现在春秋时期，但那时候的‘忠’，是‘委质为臣’式的‘忠，’、‘质’是雉、是野鸡，野鸡在古人眼中，是一种‘守介而死，不失其节，的象征，‘委质’就是表示对个人的效忠；‘臣’的原始意义是俘虏或奴隶，‘委质为臣’就是‘私昵’者对主子的效忠。这种‘忠’，是无条件的，是‘绝对的忠’。相对的，晏子所主张的‘忠’却是有条件的、是以统治者‘忠于民’做相对条件的、以大臣‘以道事君’做相对条件的，这种‘忠’，是‘相对的忠’。不幸的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相对的忠’的一系，未能正常的发展下去；而‘绝对的忠’一系，却被杠上开花，反常的演变变得愈来愈不成样子，直演变到三纲五常化的境地，‘君’变‘君父’、‘臣’变‘臣子’。于是，‘生我之门死我户’的‘私昵’之‘忠’，变成了中国‘忠’的观念的主流。就这样的，临难死节的要求，便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正宗。不过，这种思想的正宗，是经不得实事求是的。我举隋唐之间改朝换代的两个人物做例子。先似屈突通为例。
隋文帝派屈突通到甘肃检查牧政，查到两万匹私马，隋文帝要杀主管马政的公务员一千五百人，屈突通说，为马杀人非仁政，他愿一死以为一千五百人请命，隋文帝听了他的话，不杀人了，还把他升了官。屈突通做官，执法很严，六亲不认，他的弟弟屈突盖也和他一样。当时流行的话说：‘宁食三年艾，不见屈突盖；宁食三年葱，不逢屈突通。’可见他的剽悍。唐高祖起兵的时候，屈突通正为隋朝守山西永济。他率部队去救京师长安，被唐高祖部队困住。唐军派他的家僮劝他投降，他不肯，把家僮杀了；又派他的儿子劝他投降，他也不肯，阵前骂他儿子说：‘以前同你是父子，今天是仇人了！’立刻下令用箭射他儿子。后来京师陷落，唐高祖部队派人去心战，屈突通的部队哗变，他下马向东南磕头大哭，说：‘我已经尽了全力，还是打败了，我对得起你皇帝了！’遂被部下解送到唐高祖面前。唐高祖说：‘何相见晚那？’劝他投降，屈突通说：‘我不能做到人臣该做到的，不能一死，所以被你抓到，实在丢脸。’唐高祖说：‘你是忠臣。’立刻派他做唐太宗的参谋总长。天下大定后，唐大宗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像，屈突通也在内——屈突通被解释做是隋朝忠臣，也是唐朝忠臣，理由是惟其一心，虽跟两君也是忠臣。所以，屈突通死后，魏征提出屈突通是‘今号清白死不变者’，他的忠心可靠，为唐朝上下所钦服。但是，屈突通同时代的另一个例子，又有了讨论的余地，那就是尧君素。尧君素曾是屈突通的部下，屈突通投降后，跑去招降他，大家见了，两人都为之泪下。屈突通说：‘我的部队打垮了，但我加入的是义师，义师所至，天下莫不响应，事势已如此，你还是投降吧！’尧君素说：‘你是国家大臣，你怎么可以这样？你看你骑的马，还是上面赐给你的，你好意思还骑它吗？’屈突通辩白说：‘咳，君素，我已经尽过全力了！’尧君素说：‘我还未尽过啊！我还有力量可尽啊！’于是尧君素死守不降。唐朝部队在城下，抬出他太大来劝降，尧太太说：‘隋朝已经亡了，天命属意谁做皇帝也明白了，你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尧君素说：‘天下事，非妇人所知！’说了就给他太太一箭，把太太射倒。
同时两个人，前面屈突通射儿子；后面尧君素射太太，中国的忠臣自己还没尽到忠，却先将家人做了血祭！在历史上，尧君素入了《隋书》，屈突通却进了《唐书》，同时代的人，分别编进了不同时代的历史，为什么呢？为的是尧君素为隋朝力屈而死，他是隋朝的人；屈突通为隋朝力屈而未死，他就不是隋朝的人了。但在情理上，屈突通尽过全力的纪录，却又无碍其为忠臣，这又怎么说通呢？合理的解释是：屈突通在尽过全力以后，他所效忠的对象，已不存在了；而新兴的统治力量，是天意与民意所归的。他所效忠的对象，也并不比新兴的统治力量进步。他再挣扎，也‘功未存于社稷，力无救于颠危’。所以，他就在新朝里为国尽忠了。”
“那么，谢枋得的情形到底怎样解释呢？”和尚问。
“我刚才说过，谢枋得死的意义在为信仰殉道。那种信仰，在时过境迁以后，可能不重要，甚至可能错。例如当时在他眼中，蒙古人不是中国人；他的国家观念，也不明确，他认为亡国，事实上亡的是宋朝赵家这一世系，中国好好的，并没有亡。但评论历史人物必须设身处地，以谢枋得当时的见解，他死得并非没有意义，我们尊敬他，是为了他为他的信仰殉道，而不是信仰的内容，因为那种内容，五六百年下来，早已都不成立。宋朝固然是中国人中国史，元朝也是中国人中国史。”
“明朝清朝呢？”
“也一样，像我头上这根辫子，两百四十多年前、满洲人入关，下剃发令，全国要十天内实行，不然就杀，所有汉人——除了你们和尚和女人外，都改汉人的发型，和满人一样了，当时也有人拒绝而被杀的，但两百四十年下来，一切都习惯了，不但习惯了——”康有为停了一下，两眼专看着小和尚，慢慢地补一句、“也会摇尾巴了！”
小和尚笑起来，又低下了头。和尚也笑着。康有为继续说：
“以两百四十年前的汉人见解，当时反对满洲人不能说不对，但是两百四十年以后，若还在用当时的理由，就不妥当了。两百四十年前，外国人没有打到中国的大门，汉人没见过真正的外国人，自然将满洲人当做外国人，现在知道真正的外国人是什么了，满洲人其实也是中国人。”
“满洲人是皇族，不是和汉人不平等吗？满洲人政权不是腐败吗？”和尚问。
“不平等归不平等、腐败归腐败，那是中国内部的矛盾问题。内部矛盾问题要在内部解决，但不论怎么看，我认为也不发生满汉的种族理由，在我眼中，满洲人是中国人，满洲人做皇帝是中国皇帝。就如同在冯道眼中，契丹人又何尝不是中国人，契丹人做皇帝又何尝不是中国皇帝，只要对老百姓有好处，谁管皇帝是胡人汉人？”
“所以你要向满洲皇帝胡人皇帝上万言书？”
“是。我上万言书，就表示我对这个政权所作所为不满意，但其中并没有满汉种族问题，两百四十年了，我并不认为还有这种老掉牙的问题。”
“你这样想，你有没有想到，满洲人自己并不这样想”佘和尚突然用了这种反问。
“这……这……倒很难说。不过从外表上、形式上，满洲人在一进关就宣布满汉通婚了，做官和行政权汉人也有份。至于骨子里的防范、排挤挤与特权，倒也很难避免。但我相信像皇上这种高层的满人，会识大体、会认清既然‘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又何必分满汉？要分也早该是历史了，如今两百四十多年了，不论是汉人、不论是满人，再在这个题目上闹来闹去，可真无理取闹了。”
“这么说来，康先生是拥护清政府？”
“谁对中国做好事，就拥护谁。清政府如果对中国做好事，为什么不拥护，现在这个政府已经两百四十多年了，这是一个很厚的基础，一个政府的基础有这么厚，不容易，要在这个厚基础上救中国，才更驾轻就熟。我只希望自己的救国办法能够上达皇帝，只可惜没人能转达。”
“有没有这种人，照佛法说来，是一种因缘。因是‘先无其事而从彼生’、缘是‘素有其分而从彼起’，只要有够成因缘的条件，我想，康先生不但可以碰到这样代递万言书的人，和他有缘；并且说不定还和当今皇上有缘，而可以像王安石那样的得君行道。”“未来的事，实在无法逆料，但听了法师的指点，倒给了人不少希望。无论如何，因缘在法师和我之间，倒的确发生了，并且法师和小法师之间，甚至小法师和我之间，都是因缘。”
跟社会底层的人讲改革的道理人家未必有兴趣，人们感兴趣的是结果。文人便提倡“重在参与”，然后被拿来实用，于是便成为只是体验过程，而结果并不重要。
康有为似乎在什么事情上没有想明白，我也说不清。大概还是因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吧。他所接受的文化限定了他的改良变法自上而下的做法，而不是从文化结构上改变。
我也是纸上谈兵，狠点说叫事后诸葛。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不可能从文化上有所变化。因为中国儒家文化已经非常成熟了。即便是现在的知识分子们也在很多主导行为的意识中被被释道儒们左右着。确切说，是被释道儒的糟粕左右。
佛教有真谛与俗谛之分。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也是一样，所以解释也不同。不该笼统的一概而论。戊戌变法是经验，也是教训。李敖在上世纪末写出来，到如今也有二十几年了。也证实了，很多现象还是在轮回中。
四
“忠论”或“论忠”该是有很多种说法，是因文化的多元化引起的不同认识。不同文化氛围的社会，统治者对忠的依赖程度也会不同。
大多数情况下，如果社会道德被舆论过分强调时，很可能是在某些行为上出现问题，大概也是与价值观有关系。对于现代人来说，最需要被忠诚维系的该是家庭关系。但是现在就连家庭关系的绝对忠诚都在开始被质疑，由此而来的对他人、社会、国家的忠诚则可能会被引为笑谈。
看到一部电视剧中主人翁谈论陈世美的论点：现在社会进步了，陈世美不会因婚姻问题挨铡刀，因为可以协议离婚。以此衡量得出的结论大概也不会相同，因为把陈世美与协议离婚强拉在一处说，显然又是在偷换概念。
确实，在陈世美时代，社会不允许离婚，更不允许夫妻反目。所以那时谈论对婚姻的忠诚相对容易。在封建文化的社会中，对忠诚度的要求很高，也是被人们普遍认可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
我感觉，首先说明，这个感觉仅仅就是感觉，没有任何先验来支持。忠诚自原始社会以来是逐渐被淡漠的，忠诚是有价值的被人们接受与抛弃。
一句领袖语录被宣扬了半个世纪之久：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这里要分清，人们通常能够接受的是价值观念，政治的价值观怎么衡量？这里有个相互关系的问题，究竟政治是为经济服务还是反之经济为政治服务。经济服从于政治，或是政治服从经济。有一种社会是经济服从政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是服从经济的。
社会的变化往往在经历过几代、几十代开始趋于成熟时才会发现存在新的问题。不是最初人们提出变化（或改革）时的主张是错误的，而是随着时间和社会发展而产生出（暴露出隐形的）新的矛盾。最主要的可能还是因价值观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忠诚也是需要价值回报的。从这点看，马克思的金钱是万恶之源便可以理解了。就连忠诚也需要依赖价值来衡量（不一定直接从金钱上显示，更多的是来自物质）。
面对现在的社会，单纯的忠诚似乎需要的是无限延续的勇气，首先强调的是勇气。我没有这样的勇气，所以我是做不到的。
单纯的忠诚须要信仰的支持与维系，对于某种团体或个人的极度信任，必须是信任为前提。有时人们在信任的过程中会很盲目，于是忠诚便显得愚昧了。社会学有个说法叫“集体无意识”。人们会觉得信仰能够使人聪明、智慧。我感觉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无法定论。按照心理学讲，信仰容易使人变成思想的弱智，因为不用自己思考，形成群体意识后成为潮流。在此同时产生“迷信”。也是把“信仰”与“迷信”结合在一起被批判的原因。
一部美式电视剧，里面一句话很有意思：知识是有限的，有时需要信仰。这是神职人员对心理学教授讲的一句话。
潮流形成，用道家的说法是否极泰来，如同海浪，最低谷时就是转向高潮的开始，而登峰造极之势转瞬间又会跌入低谷。沉浸在被风潮牵引的惯性，也是因被引导（过度造势的舆论）驱使，使人总是被不断的高潮所左右。在这种状态下形成的文化，再来一次文革很难被避免，因为人们依然不具备免疫力。
当我开始失去信仰的时候，确实感到迷茫，好像以前支撑我的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孤独无助，寂寞无聊，以至于空虚得失去了自我，感觉就像行尸走肉般的存在于世，有过很久混迹天涯的日子，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很多人也因此堕落。经历过那段日子的人们会在记忆中留下阴影。也是因此，我似乎不会再去追求忠诚予信仰。
这里说的“忠诚”与李敖所描写的康有为、谭嗣同们的“忠诚”不太一样，似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就像忠诚对于婚姻，同样是随时代变化被价值所左右。
我所经历的时代与康有为、谭嗣同不一样。所以价值观也有很大差异。他们那时有皇上，而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是没有的。所以如果按照那时的标准去要求遵从某位领袖人物，也是我所不认同的。
袁崇焕，这个人物很具争议。按照李敖在《法源寺》中描述，该算是位抗清英雄。但是很多写史家们的笔下袁崇焕却是汉奸，以至于被磔刑处死。众说纷纭，很多历史上的事想要清白很难，同样的一件事，很可能众口难调，也是因个人所在位置不同的原因。如果袁崇焕真的是汉奸，也许在满清史记中出现与明史中记载会大相径庭。
按照李敖的定论，袁崇焕不可能再有信仰与忠诚，他被明朝昏庸的皇帝凌迟处死。而他的忠诚与结果是多么的相悖。假如后来真相不被满清政府披露，袁崇焕也许会是永远的汉奸（有史记说，袁崇焕冤死，是因皇太极的反奸计，而揭露真相却是皇太极的误导）。同样的现象在历史上不断重复，比如岳飞……
社会文化的形成该与社会结构相符，也就是说社会应该与文化并进，文化反映出社会性质。一个国家如果文化发展落后于社会发展，大多时候会是倒挂，科技进步与人类文明程度不衔接，全民素质落后于科学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软件与硬件不协调。
西方国家的进步是随着社会进步不断完善发展起来的，可以说硬件与软件几乎同步。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科技的进步借助了另外的平台，舶来品，很显然的产生差距。
这个时候的“忠诚”就有些本末倒置了。
康有为的时代是需要忠君的，忠诚是自下而上，是大众要对朝廷忠诚，也就是对皇上的忠诚。西方在文艺复兴前的中世纪宗教黑暗时期，是对教会的忠诚，神是被奉为统治人们精神灵魂的绝对救世主。这点与现在依旧停留在封建文化的社会从社会结构上看很相似。
文艺复兴后确立了人权，尤其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确立了人民是社会主人的观念，按照共产主义学派的继承者来看，该是与封建社会结构的倒置，官是仆，民是主。这个时候的忠诚应是国家公务员对大众的忠诚。观念上的改变导致人性的变化，也才是避免腐败的根本，也是改变大众封建君主制度思维的根本。如果不从观念上改变，只是靠制度来制约只是理想主义者们的幻想。
由封建君主制进入民主社会。其实现在的世界并不存在真正意识上的民主国家，包括欧美。从文化上讲，我并不认同欧美的文化有多么优越，不过是相对而言，是从封建社会转型到殖民社会并没完全进入民主社会。如果只是保障本国内的民主，而对他国依旧是强权政治，从文化上定义，依旧是殖民文化的延续。以宗教名义发动战争到输出民主引起的战争，都是为侵略戴上光环。区别在于，封建社会是在祸害本国，而殖民国家是祸害世界。不管口号多么高尚，却还是为了本国的市场利益。利益集团与君主制区别在于腐败的不是个人（皇上），而是集团，是权利集团。只要有特权存在，腐败就不可避免。
看过一部关于哥斯达黎加的纪录片介绍说，那是一座真实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因为没有军队，没有强权。他们认为，权力是选择而不是获取。也就是说，大众应有选择的的权力，而不是使用权力来获利。
这种意识与“学而优则仕”的普世道理似乎是相悖的。在很多人的心里，上学是为了当官（或得到更高地位）当官就是为了权力，而有权后是可以从物质上获利。
文化差异造成不同社会制度，人们的文化形成到了一定程度，制度的重要性相对减弱，自省能力的普及使得用制度来约束的需要降低。当然，这也是对理想社会憧憬，未必能够实现。
比利时曾四百多天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各个职能部门却照常工作，国家并没因无政府而瘫痪。从社会意义上看，是因有民主社会的基础，并不是大多数国家可以做到的。民主社会最明显的一点是大众的自我约束的能力。制度再好没有全民的自律，法不治众，制度也就形同虚设。很简单的问题，在有些情况下却体现出全民素质，比如交通规则的执行，只是靠红绿灯和一些标牌限制还不行，还要用摄像头和罚款来约束，这只是对机动车。但是行人呢，人行横道的作用在有红绿灯的时候管用，很多时候形同虚设，机动车根本不会管行人是否通过。我在比利时开车，哪怕行人没有要过马路的表示，只是站在人行道的一头，司机也会停下来让行人先走。因为交通规则规定行人优先。而在没有人行道的道路上，行人会尽量等汽车过去再走，因为在那里不是行人该去的地方。不过，更多的时候会看到司机主动停下让行人先走，这也是出自对他人的礼貌。也体现出强者应该主动谦让弱者。很细微的环节却体现人的素质（只是从人情上讲，另外方面，比如政治层面，殖民强权文化还是主导）。
曾经在一家饭馆吃饭时看到墙上挂着孟子的一段话：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不破。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栗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建国初期有一部电影《武训传》，后来被作为毒草大加批判。这件事直至现在仍然还分为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争论。从普及贫民教育为出发点是一种观念；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则是另外一种观念。
武训作为清末历史上的人物，为普及贫民教育行乞终生，办了三所义学，自己贫瘠而死。当时的社会是封建制度，孔孟的“学而优则仕”思想深得人心。从精神层面看，与现在很多大众思维是一致的。至于教学是孔孟儒家之道本无可非议。要求一位终生行乞的文盲开办洋学该是笑话，更何况批判时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加以否定就更是笑话。如上述孟子那段，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连领袖也曾借用过来，反讽帝国主义。那样严苛武训未免牵强。批判武训本身就造成了思想混乱。更何况，从历史角度看，农民革命本身就存在很大问题。太远的不说，李自成该是深刻的教训。他的革命目标就是要当皇帝，不到两个月就被清朝取代。尽管李自成起义时李岩写了一份檄文，争取了无数愿意为讨伐腐败的明朝而流血的贫民。但是这段历史却被忽略，被反清复明所掩盖。明朝是因腐败被李自成所灭，而李自成则比明腐败得更快。李自成是农民，不懂儒家治国之道。不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也是因没有文化。当然，按照阶级斗争学说的理儿，那时的文化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者利益。阶级斗争的理念比起孟子学说的建立要晚了两千多年。社会是在不断发展的，古训未必没有现实意义，如何做到得道多助，却仍是需要不断反思的。只是从这句话本身来讲，这里面不存在阶级斗争，倒是现在公仆们选择如何忠诚于人民所必须思考的。
历史值得借鉴。
五
李敖写历史故事，也是在利用小说含沙射影的讨论现实下的文化。当然，文化存在必定会有高雅低俗之分，关键在导向。上层建筑掌握话语权的那些人想把大众导向哪里。不过，要是按照王朔的说法（见《美女赠我蒙汗药》），现在流行的文化多是媚俗的，是与社会主导意识紧密结合的。商业化是只讲赚钱的，文化成为商品后，高雅必定会曲高和寡，变不成钞票，因为受众范围太窄。大众文化往往是一股脑的，呼啦一下就莫名其妙的被很多人接受，于是便高潮了。
那年出了本书《狼图腾》，不批判内容，只是讲现象。网上讨论竟然造成民族矛盾激化。强硬的把汉族与游牧民族划分出两大截然不同的文化，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大汉族们沾沾自喜，尽管历史上曾经被蒙满两次统治，最后却仍旧被儒家文化统一。关于历史上的这段，我不确定。尤其是有关儒家文化确定就是汉家独门文化，就更不确定。首先，孔子该算在哪个民族？
这也是当我看到李敖借谭嗣同之嘴，讲出的道理深有同感的原因。
“那就大家好好谈个清楚。十多年来，大家跟三哥拜把子，没人不敬佩三哥。但是，对满洲人的立场，大家一向分明。如今三哥这样做，未免伤了弟兄们的感情。我们帮会的人，对满洲人是绝不谅解的。现在，既然事情闹开了，大家就弄个清楚。”王五说。
“也好。”谭嗣同说着，把手朝下按示意大家坐下来。
“三哥记得吗？”王五首先开口，“康熙年问，东北的西鲁国老毛子扰乱中国，满洲人平不下来，因为需要能够一边游泳一边作战的，才能跟西鲁人打，东北人游泳是不行的，一边游泳一边作战更别提了。那时候有人向康熙皇帝提议，何不征用平台湾以后移到北京住的这些闽南人，他们都是郑成功系的海盗世家，用他们来打西鲁老毛子岂不以毒攻毒，于是就成为定案，去打西鲁老毛子。”
“你这么一说，我仿佛记起来了。”谭嗣同摸着头，“那个仗，不是说福建莆田九连山少林寺一百二十八个和尚帮忙打的吗？”
“三哥真是大学问家，一点也不错。当时康熙皇帝征用这些闽南人，因为是海盗世家，所以平台湾后康熙不要他们再在台湾住，免生后患，就都被强逼着移民到北方来。这回为了打西鲁老毛子，征用他们，有五百人可用，他们不高兴干，、这时候从福建赶来一百二十八个少林寺和尚，大家用闽南话商量，少林寺的和尚劝他们说：满洲人是我们的敌人，抄了我们老家，这个仇，非报不可，这是个机会，满洲人这回有求于我们，打外国人，我们不妨跟他们合一次作，一来是不管满洲人怎么坏，究竟是同中国人，究竟这个仗是打外国人，对外作战总比对内作战重要；二来是如果仗打赢，满洲人欠我们情，至少对我们有好印象，高压的政策会改缓和，我们可以保持实力，徐图大举。于是这些闽南人都愿意了，在康熙二十四年，跟西鲁老毛子打了一次水仗，打法是中国人每人头上顶了一个大牌子……”
“我打个岔，那个牌子是藤子做的。”
“啊，可奇了！三哥怎么知道？真奇！”
“打赢了西鲁老毛子以后，满洲人印了一部书，叫《平定罗刹方略》，里头提到过‘福建藤牌兵’，就是指这些闽南人。”谭嗣同补充说。
“对了，我们书看得太少，你们有学问就是有学问，真行！真行！”
“但我不知道藤牌兵怎么打的。”
“藤牌兵是在江里游泳，用藤牌做盾，冲到西鲁老毛子船边，凿漏者毛子的船，老毛子搞不清怎么来了这种怪打法，把他们叫做‘大帽鞑子’。他们真倒霉，自己在台湾多少年想杀鞑子，结果竟被别人叫做鞑子。”
“后来呢，后来不说又有火烧少林寺的事！”
“仗打赢了，满洲人说大家有功，要行赏。和尚们不接受，表面上是说我们是出家人，不受人间荣华；骨子里是根本不承认你满洲人有赏的资格。等和尚回少林寺后，不久，满洲人就去派兵火烧，一百二十八个和尚，仅逃出五个，其余的都死了。逃出的五个，找到明朝崇帧皇帝的孙子朱洪竹，大家同盟结义，结义时候天上有红光，红光的红与朱洪竹的洪声音一样，大家都说是天意，就开始了洪门会，那五个和尚，就是洪门的前五祖。前五祖刚由少林寺逃出来的时候，曾在沙湾口地方折下树枝发誓：
天之长，
地之久。
纵历千万年。
亦誓报此仇！
所以洪门的主义就是报仇，反清复明，跟满洲人干到底。后来在武昌地方打了败仗，朱洪竹失踪，大家只好化整为零，徐图发展，最后留下一首诗作为日后联络凭证：
五人分开一首诗，
身上洪英无人知，
此事传与众兄弟，
后来相会团圆时。
于是各开山堂，秘密发展下去。发展成为‘三合会’、‘夭地会’、‘三点会’、‘哥老会’、‘清水会’、‘匕首会’、‘双刀会’……愈分愈远，谁也搞不清了。三哥是大学问家，应该比我们更清楚。”
“话不是这么说，洪门一直是秘密的，所以简直没有任何写下来的材料，一切都凭口传，难免传走了样。我所知道的，也极有限，但从官方的一些材料里反过来看，有时候可以正好跟口传的配合上，像刚才五爷说的藤牌兵，就是一个例子。”
“三哥说得是。”
“又比如说《大清律例》中有说福建人有歃血订盟焚表结义的，要以造反罪处分，为什么看得这么严重？就是为了对付洪门。满洲人注意洪门，搞不清洪门宣传，除嘴巴你传我我传你以外，一定得有写下来的才方便，一直扯了一百五六十年。才在咸丰年间发现了一本书，不是别的，就是《三国志演义》。《三国志演义》的特色是提倡恢复汉室，桃园三结义，大家拜把子，可成大事，忠义干秋。所以咸丰皇帝查禁《三国志演义》。”
“哦，原来是这个缘故。洪门以后的事，太复杂了，简直搞不清楚。只知道成立洪门是为了反清复明，可是后来发现很多兄弟又跟清朝合作，大家搞不清怎么回事，要反他，怎么又跟他合作？合作、合作，洪门前五祖不就是合作上了大当，兔死狗烹，惹来火烧少林寺，怎么还合作？三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说来话长，得先从满洲人种说起，才能说明白。”谭嗣同先喝了一口水，“世界人类种族有三大类：黄种的蒙古利亚种、白种的高加索种、黑种的尼革罗种。中国人是黄种，其中又分了汉满蒙等大族。在大族中，汉族一直是中国土地上的老大，几千年历史中，中国土地上完全被其他种族统治的时期，只是十三世纪蒙族元朝，和十七世纪到今天的满族，加在一起，只有三百四十多年。蒙族人长得比较矮，眼珠黑，胡子少，但蒙族的祖先成吉思汗那一支，却灰眼珠，长得高，又有长胡子，可能混有满族的血液。十三世纪蒙族占据中国后，它把满族排名第三，叫满族做汉人，把汉族排名第四，叫南人；十六世纪满族占据中国，它同样把蒙族排在汉族之前，跟蒙族通婚，给蒙族和尚盖喇嘛庙，不许汉族种蒙族的地，也不许跟蒙族通婚，并且规定汉族在蒙族地方做生意，有一定居留期间。满族的用意很明显，他要联合蒙族，抵制汉族。
“满族为什么防范汉族？因为汉族在中国做老大太久了，根太深了，人太多了，文化又高，不能不约束它的影响力和同化力。满族南下的时候，自中国东北越过万里长城，正象征了汉族的失败——万里长城挡不住汉族以外的种族了。当时守长城的汉族总司令是爱情至上的吴三桂将军，听说首都北京被流寇攻进，皇帝上吊死了，他按兵不动；但接着听说在北京等他的情人陈圆圆小姐也被抢走了，他就不再忍耐，于是他跟敌对的满族拉手，借满族的兵，去救他的陈圆圆。
“这一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满族进了北京，不再走了。他用最隆重的丧礼来为明朝的殉国皇帝发丧，同时把孤零零陪这个皇帝同死的一个太监，陪葬在这三十五岁就自杀了的皇帝身旁，他们又消灭了攻进北京的流寇，然后在北京出现了满族皇帝。
“满族对汉族说：‘杀了我们皇帝的，是我们的仇人流寇；杀了我们仇人流寇的，是我们的皇帝。’这是一种巧妙的代换，把汉族的皇帝的底片，跟满族的皇帝的底片重折冲洗，‘皇帝’这个名词没有变、这个象征没有变，但是照片上的相貌，却不同了。
“满族决定用一些具体而明显的方法来使汉族屈从，于是从头做起，先改变汉族的发型。用你肯不肯改发型，一望而知你肯不肯就范。汉族旧有的发型是留长头发，但是满族却是留辫子，留到今天，我们尽管恨满族，可是还是得跟着留辫子。
“不过，满族虽然被汉族所恨，汉族说满族是异族、是夷狄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古代中国小，中原地区只是河南、山西这些地方，那时大家以为除了这地方的人，其他都是异族，其实都是老祖宗们的瞎扯淡！并且异族的范畴和定义，也因扯淡的扯法不同而一改再改。在当年陕西周朝的眼光中，山东殷朝之后的孔夫子，就是道道地地的异族；可是曾几何时，殷周不分了，变成了一家子人了；而周朝的晚期，山东帮和陕西帮，又把湖北帮看成异族，所谓荆楚之地，乃蛮貉之区，于是屈原又变成了异族；可是又曾几何时，湖北人也挤到山东、陕西人的屈股底下，也不是异族了；于是又手拉手起来，向南发展，把四川、贵州人看成异族，所谓‘夜郎自大’等挖苦话，就是骂西南人的。
“这些说不尽的有趣的夷狄标准的变化，使我们可用它的观点，来重新检讨中国的民族历史。中国民族从远古以来，就处处显示出‘夷夏不能防’的混同痕迹。第一次混同的终点是秦朝，秦朝时候已完全同化了东夷和南蛮中的荆吴，以及百越、西戎、北狄的一部分；第二次混同是汉至两晋南北朝，这是一次更大的混同，匈奴、氏、羌、东胡、南蛮、西南夷等等，纷纷大量跟中土人士交配，而生下大量大量的杂种；第三次混同是隋唐到元朝，从突厥、契丹、女真，直到蒙古，中国又增加了一次新的民族混同的纪录；第四次是明朝以后，直到今天满汉通婚，又一批新的杂种出来了。正因为这种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混同，日子久了，我们常常忘了我们汉族中的胡人成分。我们忘了唐大宗的母亲是外国人，也忘了明成祖的母亲是外国人，其实，唐朝啦、明朝啦，他们皇亲国戚的血统，早就是杂种了。于是，一个很可笑的矛盾便发生了。这个矛盾是：明成祖的后人，明朝成祖以后的皇帝们，他们的血里，岂不明显的有夷狄因子吗？有了这种因子，明末孤臣史可法也好、张煌言也罢、乃至顾炎武的母亲也行，他们的挺身殉节，所标榜的理由，就未免有点遗憾。明末殉节诸烈士，他们殉节的理由不外是‘不事胡人’，但是他们忘了，他们忠心耿耿所侍奉的‘当今圣上’，就是一个广义定义下的‘胡人’！
“岂止是‘当今圣上’，就便是殉节诸烈士自己，他们也无人敢保证他们是‘万世一系’的‘黄帝子孙’，也无人敢保证他们的祖先在五胡乱华那类多次混同时候未被‘骚扰’，而在他们的血里面，绝对清洁一一没有胡骚味！
“所以，严格说来，我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那种夷狄观念，是根本就弄错了的，到今天谁是中国人，可难说了。回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回溯到五千年前，回溯来回溯去，若是回溯的范围只限于河南、山西等地方，而置其他中原以外的地方于不问，或一律以夷狄视之，这种做法，不是看小中国和中国民族，又是什么呢？当时住在河南、山西等地的，固然是中国民族，但是在这些中原地区以外的，又何尝不是中国民族呢？这些在中原人士眼中是东夷的、是荆吴的、是百越的、是东胡的、是肃慎的、是匈奴的、是突厥的、是蒙古的、是氏羌的、是吐著的。是苗谣的、是罗罗缅甸的、是僰掸的、乃至西域系统的白种中国人、三国的黝歙短人、唐朝的昆仑奴等黑种中国人，又何尝不统统是中国民族呢？从这种角度来看——从这种科学的、博大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说，中国民族的历史，打来打去，还不脱是同族相残的历史，这种历史中所谓的‘东逐东夷’也好、‘西伐匈奴’也罢，乃至南征北讨，‘多事四夷’．赶来杀去，所赶杀的对象，竟不是真的什么‘洋鬼子’，而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人！我们读古文‘吊古战场文’，必然会记得那描写所谓‘秦汉武功’的句子，那些‘秦起长城，竞海为关，茶毒生灵，万里朱殷’的悲惨和‘汉击匈奴，虽得阴山，枕骸遍野，功不补患’的结算，如今我们思念起来，感想又是什么呢？我们不得不认定，从‘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以下，所谓‘秦皇汉武’也好、‘唐宗宋祖’也罢，他们的许许多多丰功伟业——尤其是号称打击异族统一中夏的丰功伟业，统统值得我们怀疑！五千年的中华史上，除了五十八年前鸦片战争英国鬼子首先打进我们的家门以外，一八四0年以前，黄帝纪元西元前二六七四年以后，漫长的四千五百一十四年里，压很儿就没有什么所谓异族！更没有什么真正的夷狄——他们都是中国人！
“由此可知，所谓什么我中原你夷狄之分、我汉族你满族之别，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大家都搞错了，搞得度量很狭窄，不像男子汉，男子汉哪有这样小小气气的整天把自己同胞当成外国人的？
“至于说到帮会、说到帮会的反清复明，其实也不是那么理直气壮的。以其中三合会为例，三合会的起源，是始于康熙时代少林寺的和尚被杀，当时是反抗官吏，而不是反抗满族；又如哥老会，哥老会反清反得更晚，它的成立已是乾隆当政的时代了，并且它的扩张，还在同治以后，主要的扩张原因还是一部分湘军被遣失业，觉得替满族效忠效得寒心，才愤而反清的。所以帮会的反清复明，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纯粹。至于三合会、哥老会以外，流传到中国各地的反清复明，其实也是很有限的，反清复明到今天，清朝天下已经两百五十多年了，明朝亡了两百五十多年都没给复回来，谁还好意思再说反清复明？谁还有脸面再说反清复明？又有什么必要还说什么反清复明？
“并且，复明、复明，复了明又怎样？明值得一复吗？懂历史的人，一比较，就知道清朝政治比明朝像样得多，清朝的皇帝，除了西太后外，都比明朝的皇帝好，制度也好。试看明朝太监当政，清朝的太监只是弄点小钱小权而已。至多只是李莲英这种货色，又算什么，比起明朝，全不够看。明末李自成进北京，宫中的太监就有七万人，连在外面的高达十万人。每个太监平均有四个家奴，算起来就是四十万。用来非法控制天下，这成什么世界！清朝的太监哪有这种场面！明朝上朝的时候，五百名武夫就排列在奉天门下，说是要纠仪，一指出有哪个官员失仪了，立刻抓下帽子，剥开衣服，痛打一顿。现在清朝的午门，至多只是皇上叫太监‘奉旨申斥’骂一两个官员的地方，但在明朝，就是当众脱裤子打屁股的地方，有的还先罚跪。有一次一百零七名官员一起罚跪五天，然后一律打屁股，每人分到三十廷杖。像这类羞辱臣下，被当场打死或打得终生残废的，数也数不清，有的还说奉有圣旨，打到家门来的；有的还打到别的衙门去的……像这样子胡闹的、黑暗的明朝政治，清朝是没有的。满洲人的天下也黑暗，但是天下乌鸦，绝不一般黑，五十步和百步，对受害的老百姓而言，还是不同的。因此，我们除非有办法驱逐黑乌鸦，否则的话，如果有不那么黑的、有可能变白一点的，我们还是不要失掉机会。这样才对老百姓真的好。
“今天的皇上虽是满洲人，但却是个好人，是个想有一番大作为的好皇帝，他既然有心在西太后选出的烂摊子上变法图强，既然找到我们汉人头上，我们应该帮助他。这种帮助。是对大家都好的。你们哥儿们人人留着辫子，口口声声地反对满洲人，从前辈的哥儿们起算，反了两百五十多年了，还反不出成绩来，可见此路不通，大家方向都搞错了。今天我话就说到这里，各位兄弟愿意平心静气地想想，想通这番道理，你们自然还把我谭嗣同当兄弟；如果想不通，或想通了仍认为你们对，你们可以说服我，说服我我辞去这军机章京不干，跟你们去三刀六眼的干。怎么样？”
说着，谭嗣同站了起来、气雄万夫地站了起来。所有的眼睛都盯住他，全屋是一片死寂。王五的旱烟早都熄火了。他盯着谭嗣同，缓慢地点着头。他挺着腰杆，魁悟的上身，随着点头而前后摇动。弟兄们的眼睛，从谭嗣同身上转到王五身上，他们没有意见，大哥的意见就是他们的意见，他们要等大哥一句话。最后，王五开口了：
“三哥，我们是粗人，我们不知道那些麻烦的大道理。我们只知道你是我们哥儿们，你赞成的我们就赞成、你反对的我们就反对、你要推翻的我们就推翻。反过来说，欺负你的就是欺负我们，惹了你的就是惹了我们．砍了你的我们就还他三刀。我们心连着心，一条线，水来水里去、火来火里去，全没话说。三哥，你是有大学问的，我们不懂，但我们信你，你是我们的灯、我们的神，我们信你总没错，我们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信你就是。但这次……这……这……次，好像总有点不对劲，不对劲。”
“五爷，有什么不对劲，你尽管说，咱们哥儿们，有什么话都不能闷在肚子里，五爷，你尽管说。”
“咳，到底怎么不对劲，我也说不大出来，只是……只是觉得……咳……觉得有点不对劲，觉得有点不那么顺。”
“你是说——你是说我不该跟康有为去？”
“那……那倒也不是，康有为天大学问，哪里会错。但我们总觉得……只是觉得，康有为走跟满洲人合作的路，这条路，到底行得通不通？是不是真成了‘与虎谋皮’了？康有为天大学问，我们不懂，我们只是担心有天大学问的人除非不犯错，要犯就一定是大错，大得收不了摊，要人头落地。康有为天大学问，我们根本沾不上边，所以全靠三哥判断、三哥做主，三哥了解康有为，三哥知道康有为对还是不对，是不是犯了大错。”
“五爷的意思，我懂。”谭嗣同说。
“还是老话，我们是粗人，我们只信三哥。”王五说。
“我们信三哥。”大家众口一声。
“三哥信康有为，我们也只好跟着信。”王五说。
“如我没猜错，五爷你们对信康有为有点勉强。”谭嗣同说。
“话倒不是这么说，我们根本不知道康有为对还是不对，如果不对，为什么不对，我们根本说不上来。”王五顿了一下，“如果犯了大错，错在哪儿，我们也根本说不上来。刚才说了半天，说的不是大道理，而是我们的感觉，感觉有点不对劲、不那么顺。三哥，我们跟你完全不同，你是书里出来的，我们是血里出来的，我们从小就在道上混，三刀六眼，整天过着玩命的日子，但玩了这么多年，居然还没把命玩掉，原因也有一点：哥儿们的照应、自己的武艺、祖上的积德、佛爷的保佑、再加上大家的运气……都是原因，这些原因以外，还有一个，说出来也不怕三哥笑，就是事前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到底是什么，一点也说不上来，但真的，真的有那么一点。那种感觉不是每次都有，但有时候它真的有，弄得你别别扭扭的，心神有点不安，直到换一换、变一变，才觉得顺。这么多年来，有几次，直到事后回想，才发现幸亏在紧要关头那么换一换、变一变，才死里逃了生。这话说来有点玄，但的确有这么一种感觉，好像又不能不信。”
“五爷，我跟康有为的事，五爷有这种感觉？”
“好像有一点。三哥你会笑我？”
“五爷这种感觉，我一点也不笑你，并且可以告诉你，我也有这种预感。但是，我们没有选择。不瞒五爷和各位说，我来北方，结交你们这些英雄好汉；我在南方，也结交五湖四海、其中有不少我湖南家乡的人物，这些人物中，有一位叫黄轸——草头黄、珍贵的珍字左边去掉斜玉旁换成车马炮的车字。他比我小八岁，今年二十五。这人文的考上秀才，出身湖南岳麓书院；武的能空手夺白刃，南拳北腿，几个人近不了他的身。他为人行侠仗义，跟哥老会关系极深。像黄轸这种哥儿们．他们相信要救中国，路只有一条，就是革命，只有赶走满洲人，中国才有救。跟满洲人合作，是绝对不行的。他们那种担心‘与虎谋皮’的心理，比五爷还强烈。我这次北上，他们特别为我饯行，也特别劝我小心，甚至劝我不要应满洲皇帝之召，而跟他们一起搞革命。坦白说，如果不是受了康有为影响，如果不是碰到光绪皇帝，我很可能走上革命的路。但是，变法维新的道理，康有为已写得那么头头是道，令人心服；而对变法维新的诚意，光绪皇帝又表现得那么求才若渴，令人感动。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也许可以用得君行道的方法救中国，无须人头落地，革命总要人头落地的，流谁的血都是中国人的血，总是不好的。我把这番意思讲给黄轸他们听，他们也无法不承认这的确是一个机会，不过‘与虎谋皮’，成功的希望很低。我呢，也相信困难重重，希望不高，我心里也正如五爷所预感的，不觉得顺。但是，既然机会是千载难逢的，也只好把握住，要试一试。如果成功了，成绩归大家；如果失败了，牺牲归自己。我今天来通知五爷和各位，并不是拉大家一起跟我下水，只是告诉大家：我谭嗣同不论做老百姓还是做官，都没有变，都是你们的兄弟。各位兄弟如了解我、今天就是来通知；各位兄弟如不谅解我，今天就是来道别。也许有一天，在看不到想不到的地方、在看不到想不到的时候，我们再会相聚，或者化为泥土，大家相聚，不论怎么样，我们一旦是哥儿们，永远是哥儿们。我们此去是成是败，全不可知，知道的是如果失败，我将永远不再回来。保重了，各位弟兄。”谭嗣同向大家拱手为礼，然后向前一步扑身下跪，“五爷，请受我一拜。”又转向胡七，“七哥，也受我一拜。”……
王五、胡七都争着扶起谭嗣同来。谭嗣同转身退去，大家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黑暗里。
在李敖的故事中，谭嗣同跟王五们讲过这些颠倒乾坤的道理后不久，便被他一直想依靠变法的清朝政府杀害。其实康有为们并没有想过要颠覆政府，推翻满清统治。而是要借用皇帝的力量来推行变法，进行改良。但是他们触碰了慈禧太后的底线，这个底线不是对国家产生威胁，而是对个人。尽管慈禧不可能直接杀皇上，但是却拿了皇上身边亲近的人开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