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伍星宇女士编译的《哲学船事件》，才知道十月革命后，俄国的那些“反动学术权威”是多么的幸运，居然可以在枪决和出国之间进行选择。这本书编选的内容很好，可惜翻译水平实在不敢恭维。

1922年5月19日，列宁给苏俄的秘密警察头子捷尔任斯基写了一封信，以“净化俄罗斯”为名，责令他尽快通过各种渠道清除那些反苏维埃政权的知识分子。列宁还在给斯大林的信中痛责“那些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的走狗，他们自以为是国家的大脑，实际上，不是大脑而是臭狗屎”。

捷尔任斯基和他的手下雷厉风行，很快就拟定了一个名单。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从中圈定了217人，并“从布尔什维克的人道主义精神”考虑，决定将这些知识精英驱逐出俄罗斯。

从1922年7月底开始，苏维埃的政治保卫局行动处按此名单先后逮捕了这些教授学者，并进行了秘密审判。据当事人的回忆，对每个人的审问过程都大同小异，审问人员根本不关心被审者的回答和解释。审问结束后，审判员很快就厉声宣布：你涉嫌触犯有关反革命活动的一个条款，将要被判处最高刑法---枪决。经过片刻死一般的寂静，审判员问道：您愿意用出国来代替枪决吗？有的审判员甚至劝说道：您留在这儿什么也不是，而在那边有更适合你们的空间。就这样，大多数被捕者都签署了同意被放逐的保证书。

1922年8月16日，“哈肯船长号”和“普鲁士号”客船载着几十位学者和他们的家属，离开彼得格勒的涅瓦河码头，驶向茫茫的波罗的海深处。那一刻，广袤的俄罗斯大地阴风凄厉，泣血悲号；“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化山崩地裂，摧筋折骨。涅瓦河畔红场四周依然耸立的庞大建筑群，从此成了失去灵魂的躯壳。那些担负押送任务的秘密警察也在岸上挥舞着帽子，大声喊着，祝这些被驱逐的“反动学术权威”一路平安，喊着他们别忘了俄罗斯。

这两艘神秘的“哲学船”，载负着怎样的重荷呀，那是俄罗斯文明沉甸甸的精髓呀！也因了这小小的“哲学船”，俄罗斯文明的火种被星星点点地保存了下来。苏维埃政权通过海上和陆路先后驱逐了不到一百二十个这样的家庭。但这是怎样的一群人呀，这是苏俄政权送给西方国家一份怎样厚重的礼物呀！在这群坐在匆忙收拾的行李箱上，狼狈逃离祖国的流亡者的名册里，有这么一些如雷贯耳的名字：
索罗金---哈佛大学第一任社会学系主任，被誉为美国的“社会学之父”；
别尔嘉耶夫---哲学家，宗教活动家，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和预言家之一”，代表作《自我认知》。他的《一个贵族的回忆和思索》有中文译本；
特鲁别茨科伊---语言学家，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布拉格学派”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音系学原理》集该学派学术之大成；
尼.布尔加科夫---宗教哲学家,“索菲亚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亘古不灭之光》有中文译本； 米.安.奥索尔金---作家,著有《西伏采沟巷》《时代》《我的姐姐》（有中文译本）；
尼.奥.洛斯基---宗教哲学家,代表作《上帝与世界之恶：神正论基础》；......

布尔什维克把这些知识精英拱手送给西方国家，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来讲，少了一些顽固不化的反对者，少了一些“精神污染”的制造者；对西方国家来讲，则是飞来横财；承受乡思乡愁煎熬的是这些背井离乡的教授学者和他们的家人。但他们也是幸运的，他们逃过了列宁时代的“红色恐怖”，也躲过了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他们的那些想方设法留在了国内的同行，没有一个逃脱被处决被从肉体上消灭的命运。

历史是五味杂存的。“哲学船事件”是苦涩的记忆，被尘封了整整八十年，其中我们是否也能读到历史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