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陪读夫人”到“没有太多渴求”的小说家
文·  钱虹
（《文艺报》2011年8月19日）

    在三年前，哈若英，或者说她的笔名“婴子”，无论哪一个，于我而言都是陌生的。虽然我结识不少海外的华文作家，但却未注意这位出版过《曼哈顿的中国村》等长篇小说的作者。后来我陆续读到了婴子的小说《曼哈顿的中国村》《男人的泪》以及去年9月出版的新作《无色袈裟》。

　　与其他华文女作家相比，婴子的文学基础和文字功底不算突出：她并非中文专业科班出身；且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她的身份就成了“陪读夫人”， 陪同留学海外的丈夫先后旅居加拿大和美国，“陪出了孩子，陪出了学子，陪出了日子”。她是在怀着身孕、“写着玩，玩着写，带着孩子满处走”的情形下，在 “手头除了笔就是纸，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甚至连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都难找到”的状态下，开始创作反映留学生生活的《曼哈顿的中国村》的。写作于她，似 乎是发自内心、自然而然的一种兴趣、一种挥洒，毫无功利欲望和利益考虑，所以是轻松而自如、淡然而平静的自然书写。从其作品看，她不太讲究精致典雅，也不 太刻意谋篇布局，但遣词造句可谓信手拈来。可以说，她是以一颗平常心在“默默无闻做女人、做妻子、做母亲的过程中”完成了由纯粹的“陪读夫人”向作家身份 的转换。“没有太多的渴求”，不仅是作者做人的生活态度，也是她为文的写作立场，因此读她的作品，反倒显出随意与洒脱的文风来。最值得称道的自然就是其生 动泼辣的语言风格，比如小说一开头描写苛月作为“陪读夫人”刚抵北美的切身感受，从环境到人物的描写，几乎都是直率豪爽、干脆利落的口语，却颇为传神地传 达出了中国留学生在国内外截然不同的形象与生活。他们在国内“风光”无限背后的实际情形却是在国外“摸黑顶出去，擦黑了爬回来”的艰辛，“钱赚回来了，捏 在手里能滴出血来”的痛苦。中国留学生这种人前人后的形象反差，无亲身经历者绝无此切身体验。

　　《曼哈顿的中国村》写的是类似作者一家的中国留学生及其配偶们在异国他乡的生活体验与情感波澜。它以美国中部堪萨斯州曼哈顿小城中一群中国留学 生聚居的“中国村”为中心，描述了留学生们在人生道路和婚姻关系上发生的“相聚-冲突-离散”的悲情三部曲。小说着重描写了苛月与老熊、陆一鸣与高洋、建 法与安怡、仁奇与其新婚太太四对留学生配偶之间的悲欢离合。苛月与老熊一家从加拿大来到曼哈顿小镇，安顿之后，身边又逐渐聚集了陆一鸣与太太高洋、建法与 太太安怡等留学生家庭，后来仁奇也回国娶来了一位年轻貌美的新娘。四户具有相似文化背景的留学生家庭聚居在“中国村”内，初时尚能互相帮衬。然而，身居异 国他乡，生存问题无疑是悬在每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何况还有“陪读”的夫人和孩子要养活。小说中的一鸣到了美国才一年就打算放弃多年的研究方向而从头 改学其他专业，刚抵“中国村”的妻子高洋不解地问他怎能忍心放弃，他的回答是：“怎么办？我们总要吃饭！总要生活下去”。在“生存第一”的无情法则下，留 学生的家庭及其婚恋或破裂或解体的悲剧也就无法避免了。仁奇好不容易从国内娶回来的新娘，刚度完蜜月就扔下新郎另择高枝；一鸣在学业与挣钱的双重压力之下 再也没有了爱的激情和欲望，加之父母来美探亲，在文化、教育观念上与儿媳格格不入的“代沟”与隔阂，终致高洋在发生车祸、胎儿流产后与丈夫劳燕分飞；建法 久久未能完成论文取得学位，也无法得到一份像样的工作，终日无精打采、意志消沉，只能皈依宗教让心灵得到安宁与麻痹，失望至极的妻子安怡选择了与其分居。 性格乐观随和的苛月在家相夫教子，与老熊还算夫妻恩爱，然而“中国村”里的蜚短流长也使他们的家庭生活平添许多烦恼与枝节，终致老熊一结束论文答辩，就 “决定把全家一起带走，直接去找工作”。最后这四户留学生家庭都搬离了“中国村”，踏上了在异国他乡各自谋生、自立门户的路途。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曼哈顿的中国村》中流露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这主要反映在处理留学生家庭破裂的结局时，她并没有按照“留学生文学”中 通常留下“此恨绵绵无绝期”的遗憾或追悔了事的惯性思维，而是多少留下了情感与家庭“复合”的希望与暗示：如仁奇在即将离开“中国村”前夕，接回了那个与 人私奔、此时已怀有身孕的媳妇。临别时他“坦然地和大家握手告别”，说“是我让她回来的。人幼稚，年龄也小。以后的事慢慢再说吧”。仁奇的宽宏大量挽救了 自己的婚姻。而早已和妻子安怡分居的建法，也在见到女儿珍珍后流下了泪水，一口答应：“等爸爸忙完，就带你去找妈妈”。作者对于留学生及其两性关系的理解 是：毕竟“复合”的希望更符合中国人“和为贵”的文化心理与哲学观念。因此，在第二部小说《男人的泪》中，这种“和为贵”的文化心理与哲学观念无疑得到了 更为具体细致的阐释与描写。

　　与《曼哈顿的中国村》不同，《男人的泪》是一则“新移民”通过努力而适应生活、重建家庭团圆的故事。它着重描写了一位在单亲家庭长大的高中毕业 生江浩，在遭遇了国内高考落榜和母亲病逝的不幸之后，投靠在美国大学里执教的生父陶汉，在美国求学、居留、工作的生活经历。这是一个关于“新移民”的“成 长”故事。这里所说的“成长”，不仅指像江浩这样一个有中国教育和文化背景的华人青年由“土”变“洋”、成长为出色电脑人才的转化过程，小说中每个人物， 包括他的生父陶汉、继母詹宁在内，也都经历了如何维系夫妻关系和家庭成员的情感纽带，珍视亲情、爱情、婚姻和家庭的转变历程。它与《曼哈顿的中国村》有着 一脉相承的思考，即对留而不走的“新移民”如何在坚守固有的东方文化传统之中，学会接受、融汇西方文化理念的选择。

　　《男人的泪》中的主人公陶汉是芝加哥某大学机电系内具有颇高学术地位的知名教授。然而，这样一位被公认为机电专家的华人教授，在“情商”和家庭 关系方面却又显得十分笨拙和失调。他在国内早已与妻子离婚，留给前妻的惟有哀怨和仇恨。惟一的儿子江浩由前妻抚养18年长大，“是一个被父亲抛弃的孩 子”。因而，陶汉在前妻去世后把一个受到丧母和高考失利双重打击、连“爸爸”都叫不出口的陌生儿子接来身边共同生活，无异于要从头开始学做父亲。这是一个 比他的课题研究要难得多的适应过程。何况他身边已有了一个与他同居的女人——詹宁。詹宁这个人物也是一个独特的继母形象。她在国内本是一位小有成就的牙科 医生，因婚姻破裂，对其远在英国的女儿心怀内疚。赴美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医生助理工作，她感到很满足。与陶汉同居后，“她想等他们正式结婚后这个家就是她 的归宿，丈夫、孩子，她愿意这样平平淡淡生活下去”。作为江浩的继母，她以其善解人意和通情达理的亲和力在短时间内就赢得了江浩的接受与尊重。无论是她与 陶汉注册结婚，还是后来她与陶汉准备分手，江浩在心里都认定她就是自己那个“家”的女主人。正是基于这种认同感，已去外地就职的江浩才会在发现父亲和詹宁 的婚姻危机后，在互联网上化名与父亲沟通，终于使父亲意识到詹宁对于自己、对于家庭的无可替代性而与她重归于好，从而保全了使他们都能得到安宁和幸福的 “家”。

　　更确切地说，《男人的泪》是一首“新移民”及其和睦家庭的赞美诗。这样的作品在作者一心演绎“和为贵”的文化心理笔下自然是温馨浪漫的，人物结 局也是完美甜蜜的。然而，比起《曼哈顿的中国村》来，这样的处理毕竟过于理想化也即简单化了。在肤色、观念与主流文化完全不同的“新移民”身上，要抹去原 有的东方文化烙印而融入另一种强势文化的“成长”历程，总不会是这样罗曼蒂克和一相情愿。人生如戏，不过太像戏了反而会失去一种令人信服的真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