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文心盛，沧海有遗珠

——《曼哈顿的中国村》重版感言               

作者：陈涵平

第一次读到婴子(原名哈若英)的长篇小说《曼哈顿的中国村》，应该是2002年底。那时候，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北美新华文文学的文化进程研究”，刚刚通过导师组的审议并获得 认可，随后我就迅速开始了搜集北美华文文学作品的工作。当年12月的一天，我在广州的中山图书馆看到了《曼哈顿的中国村》，借回细阅，竟然难以释手。一口 气读完后，深觉此书不可囫囵对待，便将它整个复印下来，留待以后细细品尝。不过，在后来的研究过程中，我颇为遗憾地发现，这样一部海外华人写作的优秀长篇 小说，虽然在国内出版，读者甚众（从现在重版即可知此），却没有引起国内评论界的多少关注。因为我从网上进行搜索，几乎没有发现一篇评论这部作品的文章， 确实令我顿生“沧海遗珠”之憾。

后来细细一想，也知事出有因。一是在此书出版的1990 年代中期，国内对北美华文文学的研究刚刚起步，加之资讯和距离的双重阻隔，研究者们还来不及对北美这一区域的所有华文作家们予以关注；二是此书作者婴子 “半路出家”闯进文坛，名头并不响亮，不像严歌苓、卢新华等辈，出国前就已在文学界赚得名声；三是此书出版时没有像某些海外华文作品一样来一番亮丽的包装 和热闹的炒作，而是悄然面世，如处子般静默，因而在世纪末浮躁而功利的世风中，难以获得媒介的垂青；四是作者把写小说仅看作生活的一种调节，而不是一种刻 意的追求，兴之所至便挥洒成篇，意兴阑珊则辍笔不继，因而也就没有规模效应，不像严歌苓、张翎等海外作家有接二连三的作品问世。

好在作品的生命是由时间和读者延续的。这部小说出版将近十年后，读者依然没有忘却它。此次重版就是在许多读者的要求下开始筹划和实施的，而且我便是这许多读者中的一个。2004 年6月，我的博士论文答辩顺利通过，以此为标志，我真正深爱上了海外华文文学。我不仅感觉到这一文学融进了我的学术生命，而且发现在某种程度上它还改变了 我的生活。因为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这种文学还在牵引着我，让我带着一种更为轻松舒缓的心情和一种“反刍”的心态，重新阅读我收集的80多部 北美华文作家写作的长篇小说，并且沉醉其中，与作品里那些打拼在异域的同胞们一起喜怒哀乐，一起衰荣乖顺。人到中年而且作为男性，我已经不易动情，但这些 作品却让我产生了许多欢笑、许多泪水。《曼哈顿的中国村》就是这样的作品之一。

这部小说最先吸引我的是幽默风趣而又极其生活化的语言。 随手摘出一段：“对苛月来讲，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老公一大出色，以前只听说他会读书还是个挑大粪的，这一年暗招全使出来了，还是个木匠、砌匠、油漆匠外加 电工。她就责怪他这个人，怎么不早露脸让我爱呢？也省得吵了这两年架。这一说，老公还真成人物似地教训起她来了，千错万错全是他媳妇的错。‘感情是我当初 有眼不识泰山？’苛月瞪着眼睛冲她老公喊，他还越上劲了，说：‘别开你那张嘴，就说那大眼珠子一瞪起来，是人还不给吓回去几步？要不是我当初去及时解决你 的困难，你这一大姑娘家的，放在家里可怎么办啊！’他带着浓重的山东乡下口音。苛月想，这臭东西，讲话从来不知羞耻、不知天高地厚。谢天谢地，我儿生下来 白白净净、亮亮光光、忽闪闪的一双大眼睛，解了他娘心头之忧。这若随了他爹，眼镜脱了还能上街吗？吵归吵，居家过日子的活，谁也少不了干。老熊这一出门， 两口子小别一段，都还牵肠挂肚丢魂少魄的样子，没一天不打电话来。只是话一上口，就有不像话了，骂得燃情燃火的，可谁说不是一种风情呢？”这样充满着机 趣、闪烁着灵气、洋溢着烟火味的语言在书中比比皆是，总让人忍俊不禁，而又感觉亲切自然。

而一旦进入书中世界，那一个个丰满生动的人物又开始让你 牵肠挂肚。热情能干、心直口快的苛月，乐观豪爽、遇事沉稳的老熊，文静内秀、通情达理的安怡，热情奔放、细腻多情的高洋、还有坚忍木讷的一鸣、单纯聪颖的 仁奇，即使是着墨不多的次要人物，如勤劳土气、爱管闲事的唐大妈，心事重重、医术高明的杭大夫，儒雅慈爱、极有主见的林妈妈，都是那么有血有肉，活灵活 现。这些人物似乎就在我的身边，伸手可触，让人为他们的命运牵挂，为他们的苦乐动情。试看这一情节：高洋千里迢迢从曼哈顿赶去圣路易斯求学，在众多竞争者 之中，她是这样向系主任陈述的：“‘我爱圣路易斯，我的一个女儿不久前埋葬在这里。’老教授一听，似乎深为触动，他给高洋倒了一杯咖啡，等待她继续说下 去。‘一次偶然的不幸，使我失去了她，她才刚刚十六周。我非常想念她，爱她，我希望能在这儿多陪陪她。我渴望当我想她的时候，我可以在她的墓前送上一束鲜 花，告诉她，妈妈就在这儿，我爱你！’高洋哭了，老教授的眼睛也湿润了。”看到这样的情节，我的泪水也夺眶而出。

然而，作为海外华文文学作品，《曼哈顿的中国村》除了具 有上述多方面的成功之外，它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尤其值得品味。因为作为跨国移民写就的作品，其所表现的不同文化背景以及因此而导致的特定人物的生存境遇，才 是最能展现此类作品特色的意蕴之所在。尽管《曼》这部小说没有刻意在此多费功夫，但作为新移民的作者又何尝能摆脱这种经历的纠缠。接触了海外华文文学好几 年，我敢说这是一部文化意蕴较为深厚的作品。这里我只谈感触较深的一点。

小说题名为《曼哈顿的中国村》，这其实是一个值得玩味的题目。“曼哈顿”是美国中部堪萨斯州的一个小城，是沉淀着典型的美国文化的地方。而在20 世纪九十年代，这里一下子来了许多中国人，中国人聚居在一起，就构成了“中国村”。在这一独特的环境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曼哈顿”是主，“中国村”是 宾；“曼哈顿”属静，“中国村”趋动；“曼哈顿”是强势的西方文化的象征，“中国村”是弱势的东方文化的代表；弱势的“中国村”建在强势的“曼哈顿”里， 其生存境况会是什么样子？

记得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弗•杰姆逊在其著作《后现代主 义与文化理论》中说过：“文学是一个民族命运的寓言——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一种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 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杰姆逊的观点可以说是中肯之论，因为“曼哈顿”的“中国村”的命运再一次为 他提供了印证。

小说里的留学生们不远万里、跨越大洋、来到美国，在这块 人生地不熟的新大陆，留学生首先依靠的就是先期到达的同胞，“亲不亲，故乡人”的传统观念依然产生着强大的影响。然而，当他们在异国的土地上重新聚居的时 候，生存境遇的突变、异质文化的冲击时刻都在动摇着村落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从而演绎出了“相聚——冲突——离散”的悲情三部曲。

小说着力描写了“中国村”里四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故事开 始的时候，苛月与老熊这一家先从加拿大来到了曼哈顿，随后他们接来了一鸣的太太高洋和建法的太太安怡，一段时间后仁奇也回国娶来了太太。四个家庭在一起， 开始时倒也相互依靠、相互帮助。可是不久，家家“那本难念的经”都出了问题：建法因长时间的拿不到学位、找不到工作，心灰意懒，竟皈依了宗教，失望中的安 怡只好与他分居；一鸣在极为沉重的学业和工作压力下，情感麻木甚至扭曲，以致妻子高洋投入了美国小伙萨姆的怀抱；仁奇欢天喜地从国内娶回一个美丽的太太， 可是刚刚度完蜜月，太太就跟有钱人跑了；倒是苛月与老熊恩恩爱爱，可是“中国村”里的同胞们老是来“叨扰”他们，说三道四、评长论短，他们忍受不了这种自 私和偏狭，毅然再度迁徙。在小说的结尾，四个家庭全部离开了曼哈顿，“中国村”不复存在。

毫无疑问，四个家庭的命运是那一代留学生命运的真实写 照，我也从不怀疑里面蕴藏着作者自己的坎坷经历。但是，正如杰姆逊所言，在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的文化撞击中，个人的命运其实也是民族的寓言。也就是说，在 这部小说中，“曼哈顿”和“中国村”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符号，“中国村”与“曼哈顿”的交融，意味着中西两种异质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是，在20 世纪九十年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事实上是不平等的。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基本上霸占了交流的话语权；而中国文化则处于弱势位置，明显地犯有“失语症”。正 如上面四个家庭，来到了“曼哈顿”之后，由于文化的差异、语言的不通、物质的贫乏、生存的困境，凡此种种从本土带来的先天性缺憾，使得“中国村”无法成为 新生活的乐土，而是在“强势他者”的重压下逐渐解体。本土文化在这里发生了断裂：建法向宗教的臣服那是信仰的断裂，高洋向萨姆的投奔那是情感的断裂，仁奇 太太的蜜月失踪那是道德的断裂，老熊对同胞的拒斥那是传统的断裂。上述种种断裂最终累成了“中国村”不可避免的流散结局，而这一过程恰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 代中国向世界开放时所遭遇的文化命运的缩影。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曼哈顿的中国村》透现出非同一般的文化价值。

现在，这部既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又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的 作品得以重版，毫无疑问，它将获得更多的读者。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人文对文学的期待更添了一层多元文化的诉求，而海外华文文学也因此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关注。我深信，当读者手捧新出的《曼哈顿的中国村》时，他们应该有这样一种感觉：一个普普通通的新移民出手就有这样不凡的佳作，我们还有理由漠视这位 作者身处其中的海外华人创作群体吗？

2005-9-28

陈涵平(广东教育学院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