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产主义社会将赋予人“真正人的生存条件”。傅立叶认为未来社会要用劳动引力把人们吸引到劳动中去，使劳动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成为人生第一需要。
恩格斯指出，未来社会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消灭城乡对立是消灭整个旧的分工的第一个基本条件。
大城市的消亡是工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的要求，也是人类自身幸福的首要条件，城乡融合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肯定会实现，但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既不能南辕北辙，扩建大城市，也不可一哄而起，指望一蹴而就。
关键词：劳动引力；分工；城乡融合

一、共产主义社会将赋予人“真正人的生存条件”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指出：“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真正的主人……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3]19卷P245
什么是“真正人的生存条件”呢？
有人认为：生产力提高了，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就是幸福。吃得好就是幸福吗？宋代洪迈的《容斋随笔》中记载：“自汉、晋、唐、三国、南北下及五季，凡百三十六君，唯汉武帝、吴大帝、唐高祖至七十一，玄宗七十八，梁武帝八十三，自余至五、六十者亦鲜。”[2]P106
按理皇帝的物质生活是最好的，餐餐山珍海味，应有尽有，但一百三十六君中仅有五人长寿，其余或短命而亡，或仅至中年，可见吃得好并不等于幸福。现代社会生产力发达，人们普遍吃得好了，问题也多了，首先是孩子们营养过剩，出现许多小胖墩，糖尿病、高血压等提前到青少年期，而老年人因营养过多，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症状，普遍增多，说明吃得过好，反而有害。
有人认为自由自在不需劳动就是幸福。其实人体器官的根本规律是“用进废退”，无论是大脑、肌肉还是骨骼都需要不断运动，无所事事，什么也不干的人常常比辛劳的人更早衰老死亡，俄国作家岗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中描写了一个农奴主奥勃洛摩夫，父母去世后留给他三百个农奴和一大片田庄，他不用为生活劳累。因为从小养成了穿衣洗漱都依靠保姆的习惯，三十几岁就胖得与年龄不相称，他对郊游、看戏、会客均无兴趣，连下乡收租也要委托别人，变成了一个能吃能睡、整天躺在沙发和床上的满身肥肉的废物，朋友友情、恋人爱情都不能唤醒他，最后刚过中年便中风去世。据说俄国农奴主中不少人都或多或少的是“奥勃洛摩夫”。
现代社会一些老人退休后，有退休金，吃穿住不愁，连家务也不需干，本可安度晚年，不少人却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可见无所事事是有害的，不是人所需要的生存条件。到底什么才是“真正人的生存条件”呢？
19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Fourier,Charles）曾发表建立和谐制度的观点，他认为既往社会人们的利益是对抗的，未来人类将进入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各种制度完全与人的天性协调，所以也称为协调制度。
傅立叶认为在既往社会，劳动是一种痛苦和刑罚，人们只有在饥饿和鞭杖下才肯劳动，而在他设想的和谐制度里，劳动是动人和快乐的。恩格斯指出：“傅立叶第一个确立了社会哲学的伟大原理，这就是：因为每个人天生就爱好或者喜欢某种劳动，所以这些个人爱好的全部总和就必然会形成一种能满足整个社会需要的力量。从这个原理可得出下面一个结论：如果每个人的爱好都能得到满足，每个人都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那么，即使没有现代社会制度所采取的那种强制手段，也同样可以满足一切人的需要……傅立叶证明，每个人生下来就有一种偏好某种劳动的习性，绝对懒惰是胡说……人类精神本来就有活动的要求，并且有促使肉体活动的要求；因此就没有必要像现今社会制度那样强迫人们劳动，只要给人们的活动天性以正确的指导就行了。他确立了劳动和享乐的同一性，指出迄今社会把这二者分裂开来，把劳动变成痛苦的事情，把欢乐变成大部分劳动者享受不到的东西，是极端不合理的，他又指出，在合理的制度下，当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兴趣工作的时候，劳动就能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成为一种享受。”[3]一卷P578
傅立叶并在他的著作中指出劳动权是天赋人权，在未来社会“应该至少给予他们（穷人）像自然界给予蒙昧人和自由动物的那种东西——他们所喜欢的而且一生所习惯的工作，与那些他们认为宜于相处的人协同从事的工作。”[4]二卷P8
傅立叶认为人的天性原来都是美好的，应该激发人们的劳动兴趣而不是抑制。傅立叶把人的天性称为“情欲”，他把人的情欲分为12种，其中五种为感觉的情欲，即：味觉、触觉、视觉、听觉、和嗅觉；四种是依恋的情欲，即：友谊、爱情、虚荣心、血亲关系；最重要的也是使以上九种情欲协调一致的，是三种情欲：组合情欲、轻浮情欲和神秘情欲。
这三种情欲的意思大致是：
1、组合情欲：是指人喜欢结合在一起劳动，并要和性格相投的人在一起。
2、轻浮情欲：是指人的兴趣不能持久，要不断变化，需要新鲜的环境和事物，因此人的劳动不能单一，要脑体结合、工农结合，不断变换工种和组合。         
1、神秘情欲：指人爱用计谋、爱勾心斗角，喜欢生活中有刺激、有期待，喜欢冒险、碰运气。
按照傅立叶的设想，未来社会要以组合情欲、轻浮情欲和神秘情欲为劳动引力把人们吸引到劳动中去。他设想的社会基本组织称为“谢利叶”，是由年龄、性格爱好、知识技能不同的人组成，为符合组合情欲的需要，谢利叶划分为各种从事不同劳动的小组，为满足人们的轻浮情欲，每个人从事一种劳动的时间较短，不断变换小组和工种；而神秘情欲在既往社会里常促使人们去勾心斗角、冒险、赌博、互相欺骗，傅立叶认为在未来的社会中，正好利用神秘情欲，吸引人们去劳动竞赛，发明创造等。[4]三卷P74—78
二、城乡融合是消灭旧式分工的第一个基本条件
有人认为，利用引力来吸引人们劳动确实好，但由于城乡对立存在，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一个人不可能从事多种自己喜爱的工作。
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恩格斯指出：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的基本形式是分工，一方面是社会内部的分工，另一方面是每个生产机构内部的分工”“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
针对杜林所说：城市和乡村的分离：“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观点，恩格斯指出了分工是对人和生产的奴役，“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立即使农村人口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它破坏了农村居民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体力发展的基础。”[3]20卷P314—316
恩格斯同时引用马克思的话指出分工造成了人的畸形发展”“过去是终身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工人从小就变成局部机器的一部分。”[3]20卷P317
恩格斯又指出：“不仅是工人，而且直接或间接剥削工人的阶级，也都因分工而被自己活动的工具所奴役；精神空虚的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所奴役；律师为他的僵化的法律观念所奴役……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近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受专门教育和终身束缚于这一专门技能本身而造成的畸形所奴役……”[3]20卷P317
“空想社会主义者己经充分地了解到分工所造成的结果，了解一方面是工人的畸形发展，另一方面是劳动活动本身的畸形发展……欧文和傅立叶都要求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作为消灭整个旧的分工的第一个基本条件。他们两人都主张人口应该分成一千六百人到三千人的集团，分布于全国……每个社会成员都既从事农业又从事工业……他们两人都要求每个人在农业上和工业上尽可能多地调换工种，并且相应地训练青年从事尽可能全面的技术活动。在他们两人看来，人应当通过全面的实践活动获得全面的发展；劳动应当重新获得它由于分工而丧失的那种吸引人的力量，这首先是通过经常调换工种和相应地使劳动的每一“会期”不过长的办法来实现”。[3]20卷P317
恩格斯明确指出：“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按照社会计划来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3]20卷P318
三、大城市消亡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有人认为，消灭分工，消灭城乡差别是好，但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己有几千年的历史，城乡对立或许真如杜林所说：“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城市与乡村的融合，不但不会违背自然规律，而且是历史的必然，下面论述这个问题。
1、农业生产要求城乡结合、工农结合、脑体结合
由于产品的性质和生产方式的自然过程不同，劳动期间与生产期间常常是不同的，这一点在农业上特别明显，马克思在《资本论》二卷中曾举俄国的例子：“在那里北部一些地区，一年只有130天到150天可以进行田间劳动，可以想象，假若俄国欧洲地区的6500万人口中，竟有5000万人在必须停止一切田间劳动的冬季的6个月或8个月中无所事事，俄国将会遭受多么大的损失。”[5]二卷P268
实际上，世界各地农业上的劳动时间与生产时间相差都很大，以中国中部温带地区为例，也只有春种和秋天双抢（抢种抢收）季节需劳力多，其余田间管理只需少量劳力。为了生活，现代社会不少农民外出打工，只在春种秋收时回家干农活，平时留下老弱病残在农村，城乡对立所带来的这种畸形的分居生活，不但农民个人不便，而且给铁路运输和子女教育带来种种问题，据统计全国14岁以下留守儿童大约有4000万左右，在孩子最需要呵护的时候，家长不能在他们身边，孩子不能健康成长，有盲目流入城市以至于犯罪的；有性格变孤僻，甚至于自杀的。恩格斯早就指出消除城乡对立才能解放农村人口：“像蒲鲁东那样，想改革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而同时又保持农民本身，才真是十足的空想。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只有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并使交通工具随着由此产生的需要扩充起来——当然是以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栖息在里面的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断定说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对立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这完全不是空想。”[3]18卷P313
2、消灭旧的分工已被大工业变为生产本身的条件
农业生产要求城乡结合，工业生产是否要求保留旧的分工呢？
恩格斯指出：“消灭旧的分工，也不是只有损害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的一种要求，相反地，它已经被大工业变为生产本身的条件。”马克思也在《资本论》一卷中指出：“机器生产不需要像工场手工业那样，使同一些工人始终从事同一些职能，从而把按不同机器分配一批一批工人的情况固定下来。由于工厂的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因此不断变换人员也不会使劳动过程中断……最后，年轻人很快就可以学会使用机器，因此也就没有必要把一种特殊工人专门培养成机器工人。”[6]一卷P451马克思又指出：“大工业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大工业要求“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6]一卷P526
恩格斯并指出：大工业中差不多一切生产部门都需要清洁的水，“如果说水力必然带有乡村的性质，那么蒸汽力绝不是必然带有城市的性质，只有它的资本主义的运用才使它主要地集中于城市，并把工厂乡村转变为工厂城市……工厂城市把一切水都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因此，虽然向城市集中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但是每个工业资本家又总是力图离开资本主义生产所必然造成的大城市，而迁移到农村去经营……因而不断地造成新的大城市”。[3]20卷P320
恩格斯肯定地指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正如它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需要一样。”[3]20卷P321
3、城乡对立违背了自然规律
一百多年前，人们刚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时，恩格斯便指出：“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3]20卷P519
我们人类应该学会正确地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共进，决不能“为所欲为”，20世纪末期，英国一些企业异想天开给牛吃同类动物的骨、血，肉等制成的饲料MBM，让食草动物吃肉类饲料，违背了自然规律，因而引发了能传染给人的克雅二氏病（疯牛病）。
现代工业化的养鸡场，把本为动物的鸡当作植物来养，小鸡一出壳就被传送带送到它们一生都要站在那里的拥挤狭小的地方，不见阳光，不能走动跳跃，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产生了一种新的疾病——禽流感，禽流感打破物种界限传染给人类，仅1997年5月，香港禽流感流行就有8人死亡上百人住进医院。
由上两例可以得知，人的行为若违背自然规律就会带来生态灾难，城乡对立是否合于自然规律呢？
恩格斯早就指出：“消灭城乡对立并不是空想，正如消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间的对立不是空想一样，消灭这种对立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需要。李比希（Liebig,J）在他论农业化学的著作中比任何人都更坚决地要求这样做，他在这些著作中的第一个要求是要人把取自土地的东西还给土地，并证明说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存在阻碍了这一点的实现……”[3]18卷P313
李比希是19世纪德国化学家，他提出的要人把取自土地的东西还给土地的观点，是符合自然规律——食物链的要求的。
自然界是没有废物的，在每个自然系统中，由一种有机物排出的废物，常是另一种有机物的食物，在食物链中，人与动物排出的粪尿本应是植物的肥料，由于大城市的存在，人粪尿没去它应该去的地方，而是被冲到下水道中，然后排到江河湖海，成为污染水源的废物，食物链被切断，造成土地肥力递减，江河湖海严重污染，许多美丽如画、清彻见底的大湖都已成为臭湖，死湖。城市中产生的废物，除了人粪尿还有混杂在一起无法降解的垃圾，现在各国普遍采取不是办法的办法——填埋，试想，垃圾是无穷的，土地是有限的，能填埋到几时？
另外，大城市的存在也影响了人类生存的环境气候。由于大城市的房屋和道路多数是由水泥、黄沙、沥青等建成，在这水泥、黄沙的“森林”里，原来具有蓄水能力的塘、湖和井不少被填没，又破坏了绿色森林、草地、湿地的水源涵养能力、水流调节能力，因为违背自然规律，破坏了生态环境，减弱了对自然的应变能力，大城市使气候也变差了，常常三天不下雨要抗旱，下雨三天要防涝。
4、大城市存在严重的地面沉降问题。由于大城市集中、过量地开采地下水，造成大面积、地域性的地面下沉，常引起建筑物发生裂缝或倒塌，由于地面下降不平衡，还会使道路变形，损害桥梁和隧道，沿海地区还会引起海水倒灌。地面沉降已经成为世界大城市共有的一个工程质量问题。中国的北京、天津、上海都存在地面沉降问题。

今天与马恩的时代已相距一百多年，大城市又进一步发展了，上世纪后半期，日本因为人口向城市周围集中，“产生了一种所谓圈形现象，1970年，首都圈、中京圈（名古屋周围）、京阪神圈（京都、大阪、神户周围）三大城市圈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三。
结果，东北、北陆、山阴、四国、九州等地区，特别在农村，人口减少很多，出现了人口过稀的现象。”[1]P302
这种人口过密和过稀的现象派生出许多社会问题，大城市及其周围地区早晚交通阻塞，交通车拥挤混乱，地价高涨、再加上空气和水的污染，生活环境日渐恶化，东京市中心白天到处都是汽车排出的废气和污水浜，到了晚上就变得像墓地那样冷冷清清，人呀车呀都无影无踪，一齐都跑到郊区去了，[1]P388；而在农村，人口急剧外流，医生离去、铁路拆除，生活逐渐不方便，人口因此更加稀少，许多地方发生了人们集体离开农村的现象。一些有识之士因此发出：“大概城市现代化和人类幸福未必能完全一致”的感慨。
一切生物体的细胞都是均匀分布在机体各组织中，人类社会机体中大城市人口、生产及娱乐设施过于集中的现象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大自然给予人类宽广的地球，我们却将自己束缚在狭小的城市中，大城市成了社会躯体上的肿瘤细胞。
综上所述，可以得知，消灭分工，消灭城乡、工农、脑体差别是工农业生产的需要，也是大自然的要求，是人类幸福的必要条件。正如恩格斯所说：“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及土地的污毒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现在城市中日益病弱的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是用来作为植物的肥料。”[3]20卷P321
四、城乡对立的消除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努力
 治疗慢性病，不能像治急病那样一两天内就好，患了几十年病的人，常要花几年时间才能痊愈；旧式分工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城乡对立的消除，必须经过充分地酝酿、讨论，逐步地迁移，至少也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基本调整好，如果过于急躁，一哄而起，希求一蹴而就，短期内解决问题，结果会适得其反，使进程更加缓慢。当然也不能南辕北辙，按资本主义模式，用大量人力物力去创建大都市。
恩格斯早就指出：“文明在大城市中给我们留下了一种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努力才能消除的遗产，但是这种遗产必须被消除，而且必将被消除，即使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无论普鲁士民族的德意志帝国可能遭受怎样的命运，俾斯麦总可以高傲地进入坟墓了，因为他的宿愿——大城市的毁灭，肯定是会实现的。”[3]20卷P321

参考文献
  [1][日].吉田弥寿夫,现代日语[M].梅家驹 徐正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
  [2]洪迈.容斋随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3][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
  [4][法]傅立叶.傅立叶选集[M].汪耀三.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
  [5][德]马克思.资本论二卷[M].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
  [6][德]马克思.资本论一卷[M].郭大力、王亚南.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