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回忆上海时候的那份感情令人感动, 各人有个人的感受, 各人也有各人的联想. 比如友人提到余庆路衡山路口那栋华侨公寓, 在那些年头, 有羡慕的有嫉恨的有冷眼相望的, 这无关政治立场. 或者说文革期间的冲进去大喊大叫大抄大闹, 表面看是一种对四旧的憎恨, 恐怕骨头里还是那种"扯哪, 凭啥衲过得嘎适宜啊"的嫉妒心理.
一旦暴风骤雨的革命运动告一段落, 社会走上了相对的稳定, 上海的当政人物还是不希望再来一回乱七八糟, 工宣队在学校里, 既要斗批改也要安稳住局势, 这不是我要说的事.
话说这华侨公寓某楼某套房子里, 住着一对华侨中学教师, 俩口子都是解放初期从印尼(或北婆罗州?)回国参军的青年学生, 然后转业进了什么学校, 再分配到上海的中学, 正好女主人教过我语文, 男主人是另一所中学的图书馆老师, 女方家长很有钱又很靠拢祖国, 也曾当过政协委员啥的(不知是全国还是广东), 在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买下这套公寓, 给其女儿女婿居住, 日子当然很好.
文革开始了, 这两位非常积极地响应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 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 参加集会写打字报, 串联甚至辩论, 殊不知自己的华侨身份之特殊, 很容易被不同观点的其他革命群众抓点小辫子, 加之生活的优裕, 生活方式的"洋化", 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本来就是国外回来的, 家境有好, 难不成要他们天天咸菜罗卜干过泡饭? 但文革时候不是这么看问题的呀, 于是, 在党支部的指使下, 一些红五类老师学生给我的女语文老师写大字报了, 揭露她的一些生活细节的高级, 就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 再延伸一下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 这还是文革初期的1966年七八九月, 感谢上仓, 上海人的胆子较小, 这对老师只是被贴了大字报, 并没有被打进牛鬼蛇神队伍, 也把他俩吓得不轻, 别说高跟皮鞋了, 就连一般皮鞋都不敢穿了, 跑鞋点买了双解放鞋穿着, 衣服呢, 好在以前当过兵, 这时正好整天穿军装, 小心翼翼, 食堂也不敢吃太好的菜, 我想当然回家还是好吃好喝, 早餐肯定是牛奶面包.
到了十月份, 世道有些变了, 据"人民日报"社论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指示, 他们研究了其中的精髓, 觉得前段时间党支部的作法不符合中央精神, 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感情上自然而然地就站到了造反派一边, 但是也是前段时间的教训, 只能小打小闹, 和造反派坐一条板凳而已, 行为不多, 因此, 在事后的一打三反等清算造反派的运动中, 倒也没什么事, 当然据说, 也就是据说, 女老师的父亲回国参加国庆庆典, 很可能在政治上也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工宣队的进驻, 不是说不能"下车伊始"么? 不是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么? 正好, 一开始派去和这位女老师谈心的是一位年轻的女未婚女工, 长得也不错, 打扮得也很得体, 关键是对所谓的阶级敌人从来不凶神恶煞, 算得上是好人一个. 此时已经不是文革初期了, 人们实际也已经从那种狂热劲里冷下来些的, 上海人那种的对生活质量的追求, 消消地重新占领了人们的心里, 工宣队战士也是人, 工宣队女队员更是爱美的女人, 能当上工宣队, 成分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实话说, 以前倒是真的, 成份好的经济条件大概就不大好, 工人家庭出身的大概对真正的"上层"生活就不太了解, 这位女工宣队员, 在走访女华侨老师的家的时候, 或许会受到点震惊吧, 这人还可以这么生活么?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慢慢地, 女工宣队员和老师成了有私交的朋友了, 渐渐地, 潜移默化了, 生活上开始有样学样了, 谈恋爱时, 把男朋友带去给女老师过过目把把关, 筹备婚礼, 请女老师出出主意, 生了孩子, 时常带孩子到老师家去熏陶熏陶, 若是要用纯阶级观点来说, 这标准地叫做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俘虏了, 可上海人的对精致生活的向往, 实在超过了政治大话的框框, 哪怕三代贫下中农或血统工人, 还是按捺不住这种对生活质量的追求, 实际上, 去过这位华侨老师家"观摩"上层生活方式的工宣队员, 还不止这一位女队员, 这很说明得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