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研究有关大跃进运动，造成的非正常人口死亡数目众说纷纭，本文欲透过评述有关饥荒死亡人口之研究，能清楚地了解相关研究者所运用的资料根据，以及如何运用这些资料呈现史实，重要的是学者运用的统计资料数据绝大部分来源多是中共出版的文献，为何彼此得出的研究差距竟是如此的大？结果的不同、数据的多寡，是否代表中共官方着述与非官方着述间的差别？而本文认为中国国内研究者代表中共官方史学着作，其所呈现的研究理当符合中共官方历史的决议，而在非正常人口死亡的数目约是两千万左右，而愈是远离大陆的海外非官方研究，其表现在非正常人口死亡的数目上则是在三至四千万左右。

　　本文解读大跃进死亡人口研究，是留意1990年代至今，针对三年困难时期做出死亡人口数据分析，以及附带提出死亡数据的专书、期刊论文，并排除通史性的着作1.研究对象主要是以中文资料为主，并包含若干外国学者的研究。若干资料会出自中国大饥荒档案网站2，此网站收集相当丰富的文献，而且事涉敏感的资料在此处较易获得。另外学者对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年限起始界定不一，但多半以1958年末或1959年做为开端，而本文都将涵括在内。虽然对人口统计学上的认识尚属初阶，对研究者文中的计算推导过程以及引用公式并非明瞭，可能导致难以对学者研究成果进行完整而全面的分析，但人口统计学的运算方式绝非本文所要去探讨的主轴，本文研究的焦点将摆在众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分析其所用的文献来源，以及其成果所代表的真正意涵。

　　一、大饥荒时期「非正常人口死亡」研究之回顾

　　研究饥荒死亡人口的研究，主要由外国和大陆学者包办，研究成果的表现不外乎是两大面向，一种是以文字叙述的研究为主，会涉及到死亡人数的问题；另一种是透过人口统计学的方式，专门针对死亡人数进行真伪的辨别。现分述如下：

　　（一）丁抒：《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3

　　丁抒在《人祸》一书详实地描述大跃进政策的前因后果，并在附录〈大跃进饿死了多少人？〉探讨这三年死亡人口的多寡，对於大跃进期间地方上报的死亡人数和官方出版的统计资料提出质疑，认为当时地方若如实上报死亡数字，会带来不小的政治压力，所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三年的死亡率是经过巧妙的「压缩平衡」。不过丁抒仍利用《1983年中国统计年鑑》、《1985年中国人口年鑑》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鑑》的资料相互对比，找出其中误差且不合理之处，如表一所示：

　　表一



　　资料来源：丁抒：《人祸：「大跃进」与大飢荒》（台北：黎明文化出版社，1998），页373.

　　丁抒指出大饥荒发生前与结束后所呈现的数据是较为可靠的，藉由比对人口统计局公布的逐年人口增长率和逐年人口数，得出两者数字有显着的误差，因此丁抒认为国家统计局可能保留部分的真实数据，不是增长率为真，就是人口数为真，因此计算出三年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达3，500─4，400万左右4.

　　（二）Jasper Becker ：《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密》5

　　Becker在《饿鬼》有专章探讨飢荒的死亡人数，几乎全是引用其他学者的研究数据，但较为特别的是Becker利用口述访谈的方式，採访1980年代曾任职中共高层，且为赵紫阳智囊成员的陈一谘，陈当时透过下乡至各省调查，得出死亡人数达4，300─4，600万之间，藉由回忆几个省的死亡人数，如河南、安徽、四川、山东和青海，这些在大跃进期间是较为激进的省分，就高达3，320万人的死亡。而支撑这些数据的可靠性，陈则是认为当时人民公社是按户籍分配粮食，政府对人口流动的管制非常严格，所以人口数字的统计是值得信赖的，例如《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经济发展实录》这一重要文献，就是凤阳县委存档的文件彙编而成6.

　　（三）文聿：《中国左祸：中共反右运动历史纪实》7；丛进：《1949-1989年的中国曲折发展的岁月》8

　　《中国左祸》与《1949-1989年的中国曲折发展的岁月》也提到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依据丁抒的说法，首次提及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数字的是丛进的《曲折发展的岁月》9.虽然这两本书没有列出数据的资料来源，但经过与其他研究资料的比对，同样是以国家统计局出版的《1984年中国统计年鑑》做为依据，文聿和丛进并未如丁抒一样，注意到逐年人口数与自然增长率的误差，而是给予直接引用。在逐年人口数中，1959至1961年间减少的人数为1，300万，将1950至1958年的自然增长率直接平均，再利用平均后的自然增长率算出从1959年到1961年应该多出2，700万人，两者数字相加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和减少出生人口数约4，000万人左右10.

　　（四）Roderick MacFarquhar：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11

　　MacFarquhar 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灾难的来临，1961-1966》中，依据《中国人口》三十多册的资料，罗列28个省份从1957至1962年的出生与死亡率，从资料上来看，显示1960年的死亡率呈现不正常的高峰现象，特别是四川省的死亡率超过5％，安徽更高达6％。而从国家统计中心出版的《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彙编：1949-1989》显示，1959至1961年人口的负成长总计约12个省，光安徽省在1960年就达57.20％的人口负成长，中国人口在当年也呈现4.57％的负成长，不过MacFarquhar 并未针对这些数据实际做出计算，而是根据当时其他西方人口统计学家的研究结果，搭配上述的资料做出推断，指出这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3，000万以上12.

　　（五）彭希哲（Xizhe Peng）：〈大跃进期间在中国各省的人口后果〉13

　　彭希哲在〈大跃进期间中国各省人口统计的结果〉提到大跃进期间过量死亡的问题，着重研究从各省所蒐集的人口数据，分析大跃进期间隐匿不报的死亡数和原有统计数字上的误差，彭所估算的各省正常死亡率和所蒐集人口数据来对比，显示1959至61年间各省都有过量死亡的情形，其中西部地区过量死亡的情形是相对较严重的，从北部的甘肃到南部的贵州，显示这些省份受到大跃进的影响最为严重14.

　　彭利用佔全国人口数佔61％以上的14个省份，去推算全国死亡率被隐瞒不报的情形，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达10％以上的人口死亡数有隐瞒或漏报的迹象，总计约2，300万人是属於非正常人口死亡15.

　　（六）Courtois：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16

　　Courtois主编的《共产主义黑皮书》探讨的是实施共产主义国家的黑暗面，里面关於中国的篇章就涉及到三年困难时期有关大饥荒死亡人数的描述，这段期间出生率从1957年的3.3％降到1961年的1.8％，出生率因负成长而减少的人口达3，300万人，文中并引用Becker的《饿鬼》和林毅夫的《集体化与中国农业危机（1959-1961）》的记载，推断跟大饥荒有关联的死亡人数是介於2，000-4，300万，远比世界上任何国家如1932至1934年的苏联，甚至1877至1878年在中国发生过的飢荒死亡人数，都还来得庞大17.

　　（七）Coale ：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1952-198218；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19

　　Coale 的《1952─1982年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是依据1953、1964和1982年官方公布的人口普查资料为基准，判别1953至1964年间死亡人口记载的完整性并不如1964至1982年，他认为1953至1964年至少约38％死亡人数没有登记至户口，和《1983年中国统计年鑑》公布死亡率的比较，依据Coale 的分析，三年困难时期的死亡率是被低估的，如表二所示：

　　表二



　　资料来源：Coale ，Ansley J ，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Washington，D.C.：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4），69.

　　若依照官方公布1957年和1964年较为可信的死亡人数，搭配Coale 估算的死亡率，使用统计学上的线性趋势外推法20，得出1958-1963年的正常死亡人数是5，940万。但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达8，620万，其间的差距2，700万就是非正常人口死亡21.李成瑞则是针对Coale 的研究进行分析，认为Coale 的计算稍有误差并给予纠正，将非正常人口死亡数向下修正为2，200万，但李并未针对官方公布资料中的误差现象以及学者的质疑做出解释22，但在金小丁的〈「饿死三千万」质疑〉文章则有提到李成瑞对此问题的看法，认为数据上的误差，并非政治性因素造成的23.

　　（八）Banister：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24

　　Banister的《中国变动的人口》提到，如没有大跃进政策的施行，1958至1961年间的死亡率会维持在1.08％间，但1958年进入死亡的高峰期，特别是新生儿的高死亡率。《1983年中国统计年鑑》的官方数据显示，这段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达1，500万，Banister认为这是经过掩饰过的，他从预期平均寿命（life expectancy）25婴儿死亡率去推估，困难时期超过3，000万人非正常死亡26.

　　（九）Yang，Dali L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state，rural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27

　　杨大利在《中国的灾难与改革》前半部有探讨到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人口死亡人数，杨所利用的死亡率数据是引用《中国人口》以及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国人口年鑑》，归纳出各省死亡率最高时期分布在1959至1962年间28，对於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并没有做出计算，而是以引述现有研究概略说明死亡人数约2，300至4，000万之间29.另外，杨并根据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室出版的《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彙编》，从各省参与公共食堂的程度，指出公共食堂的参与率和死亡率之间是呈现正相关30.

　　（十）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

　　金辉在〈「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中以国家统计局出版的《1984年中国统计年鑑》的资料为依据，藉由对比逐年人口数和自然增长率，找出重大的误差，比丁抒的研究更为详细，摘录如表三所示：

　　表三



　　资料来源：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中国大饥荒档案网站，http://xgc.bbsindex.com/wh/famine/Research/r020901a.htm

　　金辉认为这不应该是纯粹统计上的误差，产生如此大的差距，应该不是原始数据出了问题，极有可能是统计人员经过技术处理，且精心设计真假相结合的数字，留下这几处漏洞，是要留待历史真相的发掘，经过他的计算，得出这三年高达4，060万人非正常死亡31.

　　（十一）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7年的中国人口》

　　曹树基在《大饥荒：1959─1967年的中国人口》利用1953年、1964年和1982年全国各县市人口普查数据做为依据，并参考各省地方志记载的历年人口数，因地方志或许可能隐瞒或缩小灾情，但绝不可能夸大灾情，可以做为灾情的最低程度的理解。分析单位不再是以「省」级行政区做为基础，而是以清代「府」级做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曹认为这样可以避免县级行政区的变动所造成的误差，而且在行政区不变的情况下，可以有效判断大饥荒地区发生的地区和规模32.

　　最后经过分析计算，这三年的非正常人口死亡约3，245万，而曹进一步将太平天国战争时期（1851-80）与三年困难时期这两个时代的死亡人数做出对比，得出一项有意义的假设，也就是19世纪后期的战争造成若干地区严重的人口死亡，但人口死亡造成的人地关系的宽松，使得人佔有土地资源和粮食资源的增加，而当新的灾难来临时，佔有土地资源和粮食资源较多的地区化解灾难的能力，将强於佔有土地资源和粮食资源较少的地区，曹将之比喻为「历史记忆」的概念，也就是过去经历重大的飢荒和人口死亡，人们对粮食的重视超过未曾经历过飢荒的地区，这种「历史记忆」，促使基层干部无论是出自同情的心态或地方利益的追求，皆愿意与农民来共同克服大跃进的浮夸风与上层的政治压力33.

　　（十二）「中国大饥荒档案」网站

　　「中国大饥荒档案」网站依据国家统计局公佈《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彙编1949─1989》的各省人口死亡数，去推算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不过未对低报漏报的死亡人口作任何调整，摘录内容如表四所示：

　　表四



　　资料来源：中国大饥荒档案网站，http://xgc.bbsindex.com/wh/famine/Data/ExDeath02.html

　　从上表人口数字的综合来看，官方数据所显示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约1，840万人左右，也表示官方对死亡的数字的底线是不超过两千万。

　　二、学者使用文献之分析与研究方式

　　综上所述，研究者会依据其研究方法的不同，而运用不同的资料。偏向人口统计学的研究，会以量化的方式，透过数据来证明史实的存在，若排除专业公式的计算过程，其所利用的资料来源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因为这些数据资料一般而言绝大多数是以官方出版的统计资料为主，因此在运用上端赖研究者如何克服资料上的误差，而一般很难去判断这些原始统计资料是有意的隐瞒或无意的漏失。

　　若从怀疑的观点来看，在大跃进时期由上而下指标评比的政治压力，与「浮夸风」虚构的粮食增产，建构出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极端想像，对大跃进的推动者而言，「粮食丰产」与「饿死人」之间是难有正当性的连结，因此下层干部隐匿饿死人的事件来维持大跃进政策的正当性与自身政治生涯的顺畅的情形是有可能发生的，Becker、丁抒和金辉怀疑官方公布的统计资料是有经过修改的迹象34，加上人民因飢荒离乡背井求生存的比例，与婴儿因营养不良而导致的死亡率，这两者因飢荒而损失的人口，会影响非正常人口死亡的增减，而全国性的统计资料很难去显示这些误差，因此必须以各地人口的统计资料作为辅助，加上各省的人口统计资料很难全部被窜改或漏失，其中应有真实数据的存在作为参考，但相对而言，地方人口研究的複杂性更高，考虑的因素也要更多35.

　　研究者绝大多数所利用的官方资料如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年鑑》、《中国人口统计年鑑》和《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彙编：1949-1989》、社科院的《中国人口年鑑》等全国性的资料作为研究根据。研究主要是以1953年、1964年和1982年的人口普查为基础，辅以上述官方的统计文献，本文所举出的学者如丁抒、金辉、文聿、丛进、李成瑞、彭希哲、MacFarquhar 、Coale 、Courtois、Becker与Banister等，有的直接去分析官方资料，利用人口统计学的方式计算；有的则是引述官员口述资料或历史文献来佐证。尽管多数外国学者对中国人口统计资料的品质抱持信任的态度36，且资料来源多数是一致的，但得出的结果却不尽相同，显见有两种可能的因素造成的：若不是研究者运用资料的方式和人口统计学计算方法不同，也就是单纯的计算误差，不然就是学者本身对大跃进死亡人数的看法已有预设立场，导致有结论不一的情形出现，不然不太可能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如表五所示：

　　表五



　　说明：转引是泛指引用或回顾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统计则是利用数学公式计算得出量化的数据。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针对表五，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为何研究者利用的资料几乎都是官方资料的前提下，得出的结论却大不相同？本文在这提出两种可能性的解释：1、原始官方文献的不实；2、研究者对大跃进的基本态度。这两种因素皆可能影响研究者的结论。

　　首先，死亡数字这些资料由於大跃进时期虚报人口等原因，可信度变得非常有限。大跃进期间虚报的人口，尔后历经官方数次的纠正时，就变成了「非正常死亡人口」，使得统计数字变得不可靠，加上由於中国的人口基数太大，任何的估算都可能有上千万人的出入，形成了一种数字增减的竞赛。而所谓非正常死亡，也并不意味着活生生地饿死。事实上，当时人们更多的是因为营养不良导致各种疾病而死亡，而饥荒使得当时中国医疗系统陷於瘫痪，若在1958年之前患重病的人，此时根本无法继续接受医疗照顾，原本可以继续延长生命，却因为医疗系统的崩溃而提前死亡37，上述这些因素皆有可能让研究结果产生不小的误差。

　　其次，本文假设，研究者对大跃进的态度影响研究者研究得出死亡人数的结果。由表五得知，研究者的结论差距甚大，透过统计学或转引的方式得出达三千万以上的学者除曹树基之外，皆为海外华裔或外籍学者，只有少数学者倾向两千万左右，而李成瑞曾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官方色彩浓厚。因此从他们对大跃进的态度来看，海外学者一般不受官方限制，从这些学者过去的研究着作观之，对大跃进政策，多属批判力度较强居多，甚至是以反共的观点出发，得出死亡数字也居高不下，欲透过死亡数字的呈现来说明大跃进政策上的荒谬程度，来直接抨击中共官方不肯公布死亡数据的态度。大飢荒档案网站更间接透露，官方对死亡数字的态度是以两千万作为底限。虽不能确定彭希哲和Coale 得出的结果是否认同官方的角度，但从李成瑞的研究结果推断，官方虽承认政策有误，但仍不愿去承认死亡人数有偏高的情形，因此研究者得出的飢荒致死人数的多寡，也可能间接透露出其看待大跃进政策的态度，也就是批判力度越大者，所得出的死亡数字也就越高。

　　前面提到全国性的人口统计资料，必须以区域性的资料做为辅助，研究结果才不至於被官方资料所误导，而曹树基的研究在这方面是较为全面性的，他除参阅《中国人口》系列有关22个省的人口资料与前述的官方出版资料外，最重要的是利用17个省份里近一千种省县市的地方志38，以专章的方式讨论各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资料来源的广度之深，是其他研究者难以超越之处，也使得其研究成果有较扎实的根据作为基础。

　　三、数据背后代表的涵义

　　我们可以从非正常人口死亡数的多寡，看出研究者对大跃进的态度，虽然官方在1981年的《关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承认政策上有部分是属於「人祸」，但仍把部分原因归咎气候、中苏分裂等因素，加上迟迟不愿公布官方的死亡数字，容易使人认为是因为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是过於偏高而不敢公布，因此许多研究自然会倾向大跃进政策造成了数以千万计死亡的印象。从表五显示数据都是集中在三四千万左右，有小部分是两千万左右，具官方色彩的李成瑞认为至多两千万，而大飢荒档案网站认为官方所要显示的是在一千多万左右。

　　另外，也有人去质疑三千万死亡人数的真实性，如金小丁发表的〈「饿死三千万」质疑〉，就去针对大飢荒档案网站公布的研究性文章做出辩驳，认为三年飢荒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可靠估计很难超过二千万，饿死三千万人在资料极度缺乏之下几乎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也认为官方公布资料数据中的误差并非政治性的干预，在文章中也较认同李成瑞的说法39.由此显示较倾向官方的数据并不超过两千万，而且与发生於1876-1879年，中国历史上最大飢荒致死的人数800-1300万的比较，两者差距并不大40；而站在对立面的研究则是以三千万上下为基准，两方研究的误差最大为两千多万人左右。因此本文认为，这些死亡数据背后代表着研究者的观点，研究者虽然在大跃进政策上同样抱持批评的态度，但在非正常死亡人数上却决定了批判的力度，外国学者与海外华裔研究者普遍认为，大跃进政策造成世界上最严重的飢荒；而具有官方色彩的中国研究者虽然视大跃进为错误的政策，但所造成的伤害应不至於到三、四千万人死亡如此庞大的数字。

　　四、结论

　　本文尝试将各家研究者对大饥荒时期「非正常人口死亡」的研究做一综述与解读，发现研究者所使用资料的范围，多是以官方所公布的全国人口统计数据为主，但研究者利用相同的资料却得出不同的结果，因此提出两种原因：原始官方文献的不实与研究者对大跃进的态度，来解释非正常人口死亡误差过大的情形。另外，本文也认为全国性的资料容易有漏失或窜改之疑虑，因此必须以地方人口资料做为辅助，减少过度依赖单一来源资料所造成研究上的缺失，而仅有少数研究者如曹树基，对地方各省、县市地方志记载的人口资料进行分析，不论曹树基对大跃进政策的基本立场如何，其得出的结论应是有其可靠性的。

　　注释

　　1这里所谓通史，是以字面上的解释来排除，如陈永发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Roderick MacFarquhar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着作。

　　2中国大饥荒档案网站，http://www.yhcw.net/famine/.

　　3丁抒：《人祸：「大跃进」与大飢荒》（台北：黎明文化出版社，1998）。

　　4丁抒：《人祸：「大跃进」与大飢荒》，页369-378.

　　5贝克（Jasper Becker ）着，姜和平译：《饿鬼：毛时代中国饥荒揭秘》（纽约：明镜出版社，2005）。

　　6贝克：《饿鬼：毛时代中国饥荒揭秘》，页396-397.

　　7文聿：《中国左祸：反右运动纪实（下）》（台北：万象出版社，1993）。

　　8丛进：《1949-1989年的中国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9张敏：〈千万冤魂──中国大陆五十年非正常死亡调查〉，http://b5.ctestimony.org/201/20125b.htm

　　10文聿：《中国左祸：反右运动纪实（下）》，页408；丛进：《1949-1989年的中国曲折发展的岁月》，页272-273.

　　11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In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Vol.3.（Oxford ：OxfordUniv.Press ，1997）。

　　12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2-8.

　　13Xizhe Peng ，"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in China's Provinces"，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3.NO.4（1987）：639-670.

　　14Xizhe Peng ，"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in China's Provinces"，647-648.

　　15Xizhe Peng ，"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in China's Provinces"，649.

　　16Courtois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Crimes ，Terror ，Repression（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7Courtois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Crimes ，Terror ，Repression，495.

　　18Ansley J.Coale，，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Washington ，D.C.：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4）。

　　19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页97-110.

　　20线性趋势外推法是最简单的外推法。这种方法可用来研究随时间按恆定增长率变化的事物。在以时间为横坐标的坐标图中，事物的变化接近一条直线。根据这条直线，可以推断事物未来的变化。

　　21Ansley J.Coale，，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Ibid.，68-70.

　　22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7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页3-4.

　　23金小丁：〈「饿死三千万」质疑〉，多维新闻网（2007年7月24日），

　　http://app2.dwnews.com/view-article.php ？url=/gb/MainNews/Opinion/2007_7_24_13_52_42_885.html

　　24Judith Banister，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25预期平均寿命指某个社会中某个年龄层的人预期平均还会有多少年的寿命，如在某国现年四十岁的人的预期平均寿命是三十年，指这个年龄的人预期平均还可以有三十年可活。当没有特别标出年龄时，预期平均寿命是指某社会中的人出生时的预期平均寿命。

　　26Judith Banister，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85，118.

　　27Dali L Yang，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te，Rural Society，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8Dali L Yang，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te，Rural Society，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38.

　　29Dali L Yang，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te，Rural Society，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257-258.

　　30Dali L Yang，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te，Rural Society，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57，63.

　　31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中国大饥荒档案网站，http://xgc.bbsindex.com/wh/famine/Research/r020901a.htm

　　32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7年的中国人口》，页7-11.

　　33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7年的中国人口》，页281-294.

　　34贝克：《饿鬼：毛时代中国饥荒揭秘》，页391-392；丁抒：《人祸：「大跃进」与大飢荒》，页369-370.

　　35曹树基，前揭书，页6.

　　36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总论》（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页628-631；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页5.

　　37方舟子：〈关於大跃进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一些感想〉，中国大饥荒档案网站，http://www.yhcw.net/famine/BBS/fang02.html

　　38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7年的中国人口》，页496-531.

　　39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7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页3-4.

　　40Jasper Becker，前揭书，页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