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震惊的国家统计局造假：

时间: 2009-7-13 1:11:56 (北京时间: 2009-7-13 13:11:56)
岩石
——为响应中共中央“解放思想”的号召而写
笔者是个网络新手。进入新奇世界，免不了东张西望四处浏览。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网络一隅，一些人兴高采烈，齐声欢呼：“2002年版《中国统计年鉴》修改后的人口数字，戳穿了右派制造的‘饿死3000万人’的谎言！”“右派完蛋了！”——此事关系着中国现代史的一个重大事件：大跃进的灾难究竟有多大？究竟饿死了多少人？——此事也关系着改革开放事业——守旧派总是挖空心思美化毛泽东时代以否定改革开放——无论如何，真相必须搞清楚。只有这样，才能辨明是非认清真理，对民族负责，对后世负责。
深入研究之后，我发现：中国国家统计局公然造假！——以国家的名义造假！
1958年，毛泽东导演了一场今古奇观：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说谎吹牛大竞赛和劳民伤财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眼看无法收场，死爱面子从不下“罪己诏”之人给统计部门下了一道死命令：“统计工作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于是，年底，党的喉舌《人民日报》、新华社奉命向全世界堂而皇之地庄严宣布：“中国胜利完成了钢产量翻番的任务，创造了世界史上的奇迹！”——水落石出以后人们得知：在1108万吨钢产量数字里，包含了308万吨完全报废的土钢。而在800万吨“正品钢”里，“合格”的检验指标，中央特意降低了一半！——与“质量低劣、产出废品”相对应的是“付出巨大，代价高昂”：在几个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里，仅生活补助费一项，不算9000多万农民，浪费了40亿元。同时，破坏了无数的矿山，耗费了无数的能源，毁坏了无数的铁锅铁盆工业成品，砍伐了无数的树木森林。实际上，全部直接浪费之巨简直无可估量！——在世界史上矗立起了一座永恒的耻辱碑。
1958年的国家造假是为了遮蔽毛泽东荒唐决策的错误，2002年的国家造假则是为了掩盖已经尽人皆知的世界史第一大灾害——这是一个大阴谋，也是掩耳盗铃的拙劣表演。
一、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统计表：“大跃进运动饿死几千万人”种种说法的风源
在不光彩的1958年以后，中国中断了对外公布统计数字——在世界史的黄金时期，中国经济一塌糊涂，比上不足比下也不足，害怕世人齿笑——直到实行改革开放，1983年才依照国际惯例又恢复了统计公示制度。当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统计表如下：
年度 总人口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万人） （‰） （ ‰） （ ‰）
1953 58796 37.00 14.00 23.00
1954 60266 38.00 13.20 24.80
1955 61465 32.60 12.30 20.30
1956 62828 31.90 11.40 20.50
1957 64653 34.03 10.80 23.23
1958 65994 29.22 11.98 17.24
1959 67207 24.78 14.59 10.19
1960 66207 20.86 25.43 —4.57
196 1 65859 18.02 14.24 3.78
1962 67295 37.01 10.02 26.99
1963 69192 43.37 10.04 33.33
1964 70499 39.14 11.50 27.64
1965 72538 37.88 9.50 28.38
(引自《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版)
这份人口统计表显示得清清楚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人口上，迅速改变了旧中国久已存在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人口生产状态，转变为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类型。然而，这一进程在1858～1961
年间被打断，骤然发生了低出生、高死亡的现象，使人口增长出现一个窄而深的低谷（注：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人口学家李成瑞先生之言）——对于任何政权来说，人口增长曲线这一突兀下陷都意味着发生了一起特大事件。
这份人口统计表公布以后，马上轰动世界。在此基础上，国内海外一些学者纷纷研究，从不同角度推算，得出了中国这段大跃进运动时期饿死2000多万、3000多万、4000多万等不同的结论——因此，学术界和民间掀起了批判毛泽东时代的新高潮——可以说，这份人口统计表是这场影响深远的政治风波的主要源头。
二、国家统计局受批判，矛头直指改革开放事业
研究者和反对者都注意到了，这个人口统计表比较粗糙（对“饿死3000万人表示质疑”的钟长鸣先生用语），“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 ”与“总人口”之间的对照有些差错。
国外的学者们，如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表示，希望中国政府公布更准确更系统更详细的资料，以便深入研究。
同时，守旧派人士立即炮轰国家统计局。如张宏志先生在《还清白于毛泽东——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人民》一书中就提出“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人口统计失真失实失掉客观性……它和客观存在的历史不相符”。在他们眼里，这不是简单的工作责任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张宏志进一步指出：“一切害怕大跃进的人，无不攻击大跃进”。
董庆圆先生则将矛头直接指向改革开放事业及当代中共中央领导团队，在《驳斥文化帝国主义者对中华历史巨人毛泽东的污蔑》文中说：“1982年距离三年困难时期已过了20年，而且官方正在发动批判毛泽东时代的大运动，包括大跃进在内，进行非毛化，中国的统计数据还要再加上一个政治因素。”
李宗源先生说得更露骨：“从来就是为当政目的服务之当政者搞的数字统计游戏就真的那么可靠吗？海外涂黑毛泽东的法宝之一，就是说‘资料引自中共官方’，何况这个官方，本是一批陷在保邓贬毛泥潭中混日子的实用主义者呢！”
12年后，中国国家统计局再次发布《中国统计年鉴》（1995年版），1983年前的人口数据依然如故。这种表态方式虽然不尽人意，但却明确肯定了中国1958～1961年的确存在人口非正常大量死亡。
殊不料，又过了7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居然来了个大变脸！——2002年版《中国统计年鉴》修改后的人口数字，赢得了保守派的一片喝彩。理所当然，学者们和批判大跃进的人们受到了伤害。而受打击最重的则是改革开放事业及其发动者、主导者。
显然，中国国家统计局制造的人口统计问题已经酿成了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是是非非不能不澄清。
三、1983年人口统计表的主要数据——“1958～1961年总人口数只少不多”有根有据，毋庸置疑
1983年人口统计表的主要数据“总人口数”——以及由此显示的1958～1961年人口增长曲线的突兀下陷究竟有没有根据？
(一)、事实根据
从网上看得清清楚楚，所有不知原委的网民的目光都聚焦于一点：在既无战争，又无瘟疫的情况下，中国1958年底～1961年是否真的发生过人口的大规模非正常减少？——无疑，只有两个问题摆在人们面前：
1、是否发生过三年大饥荒？
大跃进以后，近50年来，从官方媒体到民间，一直流行着一个特殊称谓：“三年困难时期”。所谓“困难”，其所指，难道不就是大饥荒吗？
当时，全国都在开展轰轰烈烈的三年（1958～1960）大跃进运动。同时，全国一律实行统购统销、低标准供应口粮（农村称“免购点”），标准一降再降。从1958年冬全国农村公共食堂大锅煮青菜汤开始，到1959年4月17日，毛泽东看了国务院关于山东等省春荒缺粮的材料后，亲自拟定题目《15省3517万人无饭吃大问题》，要求3天内送到15个省的第一书记手里，迅即处理紧急危机（请注意：当时一不让开仓放粮，二不让进口粮食，能有什么良策解除紧急危机？因此，这个批示只不过是向下推卸责任罢了）；再到庐山会议彭德怀的发言上书；再到1960年中共中央一系列关于粮食恐慌的特殊指示，尤其是1960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号召全国城乡人民广泛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运动的紧急通知》称：“根据科学家的建议，推荐广大城乡人民采集制造“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杆曲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这是世界史上最珍稀的中央文件——要求全国人民都靠连猪狗都不吃的东西填肚子；还有，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大批共产党四级负责干部纷纷谴责“人祸带来的灾难”，要求毛泽东下台（引自2008-11-27启封的 《 邓颖超日记》，其中1975 年11月19日记录周恩来说的话）；还有，千千万万亲身经历者的回忆录……
——难道，这些不都是三年大饥荒的铁证吗？
2、是否出现过三年大死亡（饿死）？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坦承 “我国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所谓“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其所指，难道不就是大死亡吗？
1959年春河南省开封地区事件、商丘地区事件、江苏省高淳县事件、江苏省句容县事件、广东省事件（由省委向中央发出严重灾情报告。下同）、湖北省事件、河北省事件……1960年山东省事件、甘肃省事件、江苏省事件、宁夏中宁事件、贵州省事件、安徽省事件……1961年春季山东省聊城、沧州二地区事件、6——10月山东省聊城、惠民、德州三地区事件……1962年湖北省谷城、光化、襄阳三县事件……在这些事件中，都出现了大量饿死人甚至人吃人的现象。
现在，饿死人事件还在陆陆续续揭秘之中。最早曝光的信阳事件震惊世界，广为人知，饿死100多万人。2006年3月，一篇采访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先生（大饥荒时期的中共重庆市委机关负责干部）的文章《“大跃进”四川饿死千万人》（原刊于《现代快报》），再次轰动全球。1961年5月，廖先生等几位党员干部冒险投书中央，反映四川省饿死了1250万人（根据四川省委文件与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对照）。6月底，胡耀邦、杨尚昆召见廖伯康等人，7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汇报，而后派出17名干部赴四川调查。显然，此事千真万确。2008年秋，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一书出版，揭露甘肃省通渭县饿死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比例接近1 / 3。
——难道，这些不都是三年大死亡的铁证吗？
李成瑞先生也说：“我国在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中……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受到严重损失。许多地区的人民遭受饥谨，生活困苦，体质下降，致使人口出生率大幅度降低，死亡率大幅度上升。”
由此可见，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字绝非空穴来风，“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之说，绝非虚言。
（二）、国家体制的根据
第一，李成瑞先生指出：“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便实行全世界最严格的户籍管理，特别是1958年建立了城乡二元制户籍管理制度，公民极少流动。同时又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从1958年起，大量生活必需品都凭票定量供应。口粮（农村是免购点）及其他生活物资都与户口挂钩按计划供销，每年几次核对。没有户口，人就无法生存，即使流动（上学、参军、工作、下放等等），户籍管理也都井然有序。在这种无与伦比的体制下，可以说，中国人口统计的准确率之高也是举世无与伦比——即或出差错，也只是为了多领票证、多留口粮，死人没有及时注销户口，于是造成多报总人数，少报死亡人数（少报饿死人数还有政治上的考虑）。少报漏报活人的几率极低——李成瑞先生持同样的观点。
著名学者杨继绳先生《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一文写道：“笔者访问了公安大学的张庆五教授。张教授从1955年到1986年一直在公安部三局（治安局）从事人口统计工作，1986年以后才到公安大学任教。他说，1984年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都来自公安部三局。公安部每年出一本人口年报。公安部的数字是各省公安厅报上来的，各省公安厅是各县公安局上报的。而县的数字是由公社、大队、小队逐级上报的。下面报多少，就写多少，除了明显的技术错误以外，公安部三局一般对下面来的数据不加改动。1960年人口比上一年减少1000万，就是根据各省报上来的数字汇总的，没有进行加工。”
“王维志，1955年～1959年，在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学习人口统计专业。1959年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过很短一段时间后，一直在公安部三局户政处从事人口统计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王维志曾到一些省去核实人口数据，了解更多的实际情况。1980年代以后，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从事研究。王维志不仅熟悉人口统计理论，还熟悉中国官方人口数据的形成过程。”“王维志认为，对1960年来说，总人口减少1000万，自然变动减少304万都是偏低的。实际减少人口还要多。一方面有意多报人口，另一方面有意少报死亡人数。”
第二，毛泽东时代的档案管理制度也是最严密的。
（三）、国家政治的根据
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常抓不懈，统治极其暴虐，哪一个部门哪一个人吃了豹子胆，敢于编造数字伤害共产党，制造如此重大的政治事件？
杨继绳先生在上文中写道：　“当年在公安部负责人口统计的王维志研究员向本文作者介绍，由于死亡人口过多，成了敏感的政治问题，各省的人口统计数字是绝密资料，只能让极少数人看。如山东省的人口数只能5个人看：省委正副书记、正副省长、公安厅长。”“从生产队到公社到县，都尽可能隐瞒或少报饿死人口。少报饿死人口不仅可以减小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还可以领取这些已死的人的口粮，这种"吃空额"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王维志对本文作者说，基层人口数字报到县里、省里以后，上面看到死亡人数太多，就问：‘你的数准不准？再核一核！’经过这种暗示，把数字改到上级满意时为止。”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哪一个党政负责人能够夸大灾情夸大饿死人的规模？
（四）、人口统计工作自身特点的根据
人所共知，统计“总人口”是人口统计工作最基础最根本最核心的工作。整个统计过程，自始至终都要围绕“总人口”而展开而进行而收尾——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不同学历不同行业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汇总的总人口数必须一致；上年总人口数加上新生数减去死亡数得出的本年总人口数必须与之吻合；在此基础上，最后算出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通过上年总人口验算本年总人口，也必须分毫不差。总之，从各个方面得出的总人口数只能一模一样，不可有半点差池。否则，就要全面复查，直到各个分表的总人口数完全贴合为止——这就是说，人口统计表上其他数据可能有误，但总人口数决不会出现差异；表上的总人口数可能与事实有些出入，但整个一套统计表的总人口数决不会稍有不同——话再说明白些，如果改动全国全年的总人口数，整个人口统计的系统工程就必须彻底推翻从头做起——这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五）、逻辑根据
1、倘若，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字的确严重失真，“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之说确系谣言，那么，1995年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为什么还要重复这一套数据加以确认？从1983至2001长达19年，中国政府为什么一直三缄其口从不辟谣？
2、莫非，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胡耀邦故意制造假象丑化毛泽东？——姑且不论此等龌龊之事他们根本不会做——可以想一想，造神运动延续了几十年，当时毛派势力相当强大，谁会干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事？——况且，编制、公布整个国家几十年的统计数字，是一个庞大工程，纸能包得住火吗？
无可置疑，在共产党长期领导下，任何共产党当政者，任何共产党治下的职能部门，都不会做任何无缘无故损害共产党的事情（贪污谋私另当别论），只会放大功绩，化小罪恶，绝不可能自己抹黑自己。
总之，尽管1983年公布的人口统计表有些粗糙，但人口基本数据（总人口数）有根有据——表上显示的大饥荒时期非正常减少人数只会比实际数量少而决不可能多。——应该说，该统计表的制作，错误只是次要问题。
四、1983年人口统计表的差错出在哪里？
杨继绳先生在上文中指出：“《中国统计年鉴》上出入最大的是出生率和死亡率。主要原因是出生和死亡人数漏报。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出生人口漏报较多。在生活物资按人头定量供应的年代，出生人口漏报不多，但死亡漏报很多。对家庭和生产队来说，这个人死了，如果销了户口，一切生活物资供应就停止了。如果死亡不报，其他人还可以享用这份资源。死亡不报还有政治原因。死亡过多，对地方官员来说，影响其仕途。对中央政府来说，死亡人数过多，有损其政治形象。”
这种说法完全符合历史客观。1983年人口统计表的“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 ”与“总人口”之间的对照有误，原因盖出于此。
五、2002年新人口统计表：修改彰显政治目的
2002年新人口统计表一目了然，彰显着刻意减小大饥荒大死亡严重灾情的政治目的：
（一）、总人口数1956、1957、1958、1959年改小、1961年改大，有利于说明“1958～1961年总人口并没有突然出现大量减少的现象”
（二）、出生率，灾后3年（1962、1963、1964）改小，也有利于说明“1958～1961年总人口并没有突然出现大量减少的现象”
（三）、死亡率，1960年改小，1963年改大，也有利于说明“1958～1961年总人口并没有突然出现大量减少的现象”。
（四）、自然增长率，1960年改大，灾后3年（1962、1963、1964）改小，同样有利于说明“1958～1961年总人口并没有突然出现大量减少的现象”。
显然，2002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对1958～1961年及其前后几年原来公布的人口数据的更改，目的彰显——为政治服务。
六、2002年新人口统计表：修改彰显破绽
一次深受世人关注的国家统计表修改，理应周到细致，做到天衣无缝。然而，2002年版的人口统计表却令人大跌眼镜！
（一）、无人不知（指过来人），大饥荒过后的1964年是一个正常的年份，但该表这一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却由1983年统计表的27.64‰变成了19.18‰——蹊跷地陡然形成了一个大凹谷，比1963年低8.71‰，比1965年低9.74‰，又造成了一个新的全国总人口非正常大规模减少（约62 0万）！——怪乎哉！怪乎哉！
（二）、在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1964年6月30日24时）之前的半年（1964.1.1～6.30）总人口只增加了286万，后半年（1964.7.1～12. 31）却增加了1041万——前后半年产生了3 . 64倍的巨大差距!——怪乎哉！怪乎哉！
如果说，1964年的反常现象是因隐瞒少报饿死人数所造成，那么，更证实了杨继绳、王维志等先生关于隐瞒少报现象普遍存在的判断的正确性——不过，此说的确牵强：1、第二次人口普查始于1963年，大量隐瞒少报纠正工作都完成于1963年；2、许多隐瞒少报现象都会在第二次人口普查以前的1962年自己主动纠正；3、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后，1983年统计表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什么是27.64‰，2002年统计表凭什么将它改小呢？——很清楚，但凡假冒伪劣东西，总免不了顾头顾不了脚。
七、2002年新人口统计表：修改彰显荒谬——明显造假
2002年，国家统计局对大饥荒时期的人口数字的修改是否合情合理？
让我们看一看修改以后的人口统计表：
年份 年末总人口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万人） （‰） （‰） （‰）
1952 57482 37.99 17.00 20.99
1953 58796 37.00 14.00 23.00
1954 60266 38.19 13.18 25.00
1955 61465 32.18 12.28 19.90
1956 62780 33.67 11.40 21.39
1957 64238 34.03 10.80 23.23
1958 65346 29.22 11.98 17.24
1959 66012 24.78 14.59 10.19
1960 66207 20.86 17.91 2.95
1961 66457 18.02 14.24 3.78
1962 67295 22.63 10.02 12.61
1963 69172 40.00 12.11 27.89
1964 70499 30.68 11.50 19.18
1965 72538 38.42 9.50 28.92
（一）、如前所述，统计“总人口数”是人口统计工作最基础最根本最核心的工作，也是最后制作总表的基础。“总人口数”的更改，必须来自于城市基层派出所和农村村级乡级单位——来自于他们保存的1957～1962年的原始资料。而且，根据当时少报饿死人数的政治情况，修改后1957～1962年的“非正常减少人口数量”只会比1983年统计表的数据大而绝不可能变小。
可是，2002年版人口统计表却没有通过基层组织而是自行改动了一些年份的总人口数！并且，改动以后“非正常减少人口数量”反而大大缩小——怪乎哉！怪乎哉！
（三）、众所周知，总人口数改变以后，自然增长率跟原来保持不变很难很难，概率非常低。但天大的蹊跷却出现在了这次“修正”上：从1956年到1961年，总人口数改动了5个（1956年、1957年、1958年、1959年、1961年），可是，竟然有4年自然增长率与1983年的统计表完全相同！概率竟然高达80 %！——怪乎哉！怪乎哉！
（四）、这种情况足以说明，这次人口统计表的“修正”，大多数都是：根据自然增长率更改总人口数——尽人皆知，统计工作的流程是，先调查核实汇总总人口数，最后才计算自然增长率。这次“修正”，却来了个顺序倒置，驴尾巴长到了驴头前面——怪乎哉！怪乎哉！
（五）、如果说，这4年的自然增长率都是根据“真实的”死亡数重新计算得出的——且不管它多么蹊跷——那么，更大的蹊跷又出来了：
1、原来，多报饿死人数的动机是什么？有这种可能性吗？
2、如上所述，中国毛泽东时代有最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最严密的计划管理体系和最严厉的档案管理规范，为什么在19年后才发现了“真实的”档案资料？
3、无疑，1983年公布的人口统计表极大地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任何政党来说，维护形象和声誉都是头等大事。倘若该表记录的1958～1961年总人口大量减少的数据真的不实，那么，相关人员必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敌人。处理害群之马应该低调还是高调？清除恶劣影响应该低调还是高调？本来不言而喻。但2002年的处理方式却极其低调。
——怪乎哉！怪乎哉！
八、2002年新人口统计表造假的要害：
（一）、甩开了公安机关的原始资料，悍然践踏事实忽悠人民
人对事物的认识来自于客观存在，任何推理判断都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修正认识的某些错误，更应该尊重事实。然而，2002年新人口统计表对原统计表部分错误的修改，却完全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最基本的准则。
中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各年度的总人口数都来自于公安部，来自于全国公安机关。甩开公安部门的原始资料，更改总人口数根据何在？特别是1960、1961两年总人口净减少1000万和348万，当时作为国家最高机密密封了起来。公安部治安局知情的专家、工作人员不在少数，国家领导人知情的也不在少数，薄一波就曾经明确地说起过这件事。统计局凭空放肆地将这两年总人口的负增长都改成为正增长，证据何在？再说，凭什么认定自然增长率正确、“总人口”错误？——离开经常性人口统计的唯一渠道，还有哪个地方能够取得中国人口的原始资料？离开客观事实来源，拍脑袋难道能拍出真实来？挖空心思难道能挖出真实来？凭空臆造的东西难道比全国公安部门统计的结论还真实？——连长期在公安部三局从事全国人口统计工作的专家都实话实说：“对1960年来说，总人口减少1000万，自然变动减少304万都是偏低的。实际减少人口还要多。”，连毛泽东都没有将这份绝密资料撕毁，可是，统计局不仅公然撕毁了这份早已公之于众的国家统计数据，而且悍然将总人口减少数量挥笔改小——明目张胆，胡作非为，竟然连一点理由都不讲！——其实，哪有一点理由！
（二）、为美化毛泽东时代，不顾一切
从国家统计局造假的全过程看得清清楚楚，一些人千方百计缩小大跃进的灾情，为了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不顾一切。
九、国家统计局造假相关人员已触犯刑法构成诽谤罪，必须严惩
正像李成瑞先生之所言：“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何? 非正常死亡人口究竟有多少?人口出生率的波动对后来我国人口的变动有什么影响? 这是国内外历史、人口和统计学界所关注并众说纷坛的一个问题。以科学的态度弄清这个历史问题，对于认识“大跃进”的深刻教训是必要的。”
但是，对于违法犯罪行为，政府、司法机关、全国公民绝不应该视而不见姑息养奸！
不管怎么说，国家统计局造假相关人员已触犯刑法构成诽谤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诽谤罪”规定：“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
（一）、如果2002年新人口统计表的修改是正确的，那么——
1983年人口统计表的制作责任人必是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极大地损害了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首——的人格和名誉，不能不予以严惩。
（二）、如果2002年新人口统计表的修改是错误的，那么——
2002年人口统计表的制作责任人必是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极大地损害了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人格和名誉。
邓小平、胡耀邦为什么要开创改革开放事业？难道不是因为旧时代灾难连连民不聊生吗？究竟错了没有？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大跃进的评价究竟应不应该推翻？对毛泽东时代究竟应不应该改革？
如果说，中华民族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走改革开放之路，我们怎么能够容忍代表国家的国家统计局一小撮人公然造假，肆无忌惮地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损害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动者主导者的人格和名誉呢？（不可否认，邓小平有他的另一面）
作为改革开放事业的积极拥护者，我坚决要求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依法治国，严惩害群之马！
人民有知情权！人民不是阿斗不是奴隶不是草芥，绝不允许被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