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一流大学不是政府计划出来的


温家宝总理近日与来自科教文卫体各界的10位代表座谈，听取他们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从事结构生物学研究的施一公教授于2008年辞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职位，回到清华大学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他对温总理恳言:“您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中国大师级人才求贤若渴的心情。但是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就不可能培养世界一流的人才。”“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应该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的报道也称:“从英国、美国到日本，施一公以史料论证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对于民族昌盛、国家崛起的意义。”

　　施教授作为一流的科学家，对科学创造的环境有亲身体会。比如他感慨道:“在大学这个本应该思想最活跃、最富有创造力的地方，如今的教育在管理上‘一刀切’，严重阻碍了学生创造力的培养。”但是他应该理解，西方国家的一流大学之所以成为“思想最活跃、最富有创造力的地方”，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其形成和发展是在政府控制之外。比如，八百年前欧洲大学成立时，都属于自发的社会共同体，要么教授自治(如巴黎大学)，要么学生自治(如波伦亚大学)。现今美国的一流大学(包括施教授曾任教的普林斯顿)，绝大多数也都是私立。美国当年如果把建设这种一流大学的使命“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恐怕这些大学就不会成为“思想最活跃，最富有创造力的地方”，也恐怕不会有今日的常青藤了。最近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William G. Bowen领衔撰写的《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平等与优异》一书，就特别对比了现今欧洲那种以政府主导的大学模式和美国依靠民间动力推动的大学模式，指出后者的优异。我们不妨检视一下世界大学史，有几所一流大学是因为《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规划而产生的呢?

　　几年前，中国就掀起了一个“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热潮。我对此始终不抱乐观态度。因为这种建设办法还是计划经济的老一套，靠政府给几个重点大学注入大量资金。结果，大学城纷纷崛地而起，教育质量却没有明显提高，教育的不平等反而加剧。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听到施教授建议总理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使命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时会精神紧张。

　　我多年来一直主张，中国真要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政府首先应该缩减对大学的直接财政拨款，把钱通过教育券的方式直接交给学生，让学生拿着教育券到自己选择的学校缴纳学费，学校再将收到的教育券从政府那里兑换成现金，由此获得教育经费。这样，大学就必须通过竞争学生来生存，就会把学生当成中心。以美国的经验，联邦政府对大学的资助，主要体现在直接给学生的奖学金(Pell Grant)上。这种奖学金是跟着学生走的。学生选择A大学读书，奖学金就花在A大学上，选择了B大学，钱就流向B大学。对大学科研的资助，也不是通过政府的直接行政拨款。比如施教授在普林斯顿领导重大科研项目，是靠他个人的优异成就在开放的竞争中赢得了有关基金，而不是联邦政府直接给了普林斯顿多少亿。

　　一流大学是自由竞争出来的，不是政府计划出来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应该是《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政府的职责，是努力做到公平有效地分配教育资源，创造大学之间自由竞争的良好环境。至于哪些大学最终能成为世界一流，则是政府控制之外的事情。（文：薛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