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申江服务导报

(7/10/2009)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风云际会，巨匠云集。

1919年4月，杜威来访；1920年10月，罗素前来讲学；1921年9月，门罗造访；1922年10月，上海迎来杜里苏；1924年4月，泰戈尔在这里引起轰动；1933年，无线电之父马可尼亲临上海；1936年，卓别林来到上海……名单或许可以列得更长。他们的到访，酿成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观，留下了许多值得我们聆听的故事。

1936年3月9日下午1点半，卓别林携影片《摩登时代》的女主角宝莲·高黛及其母亲一起，乘坐美国“柯立芝总统”号抵达上海。按行程，翌晨即要随船离开。因此，他们在上海的行程非常紧张。

卓别林到来后，梅兰芳、胡蝶等人已等候多时。旧友重逢，分外高兴。

1930年5月，梅兰芳访美时，结识了长他5岁的卓别林。梅兰芳当年仅36岁，但表现出来的气度，令卓别林和在场的美国人敬佩不已。如今，在上海再度相聚，卓氏拍着梅兰芳的肩膀说：“6年前，我们在美国见面时，两人头发都是黑的，而今我的头发已经斑白，你的头发还是乌黑，甚至没有一根白发，这真太不公平了！”卓氏说这番话时，多少带点幽默夸张。

梅兰芳回答说：“您比我辛苦，每一部电影都是自编、自导、自演、自己制作，太费脑筋了，我希望您保重身体。”这一段对话，颇见卓、梅两氏不同的性格才情。

下午4时，上海文艺界人士以国际艺剧社的名义，在国际饭店安排了一场欢迎茶会。由于卓别林上岸后，需要到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北楼）安排住宿事宜，也少不得略事休整，加上游览南京路、城隍庙等处，直到下午5时半卓别林才匆匆赶到国际饭店。

这次茶会，来了一百多位文艺界人士。除梅兰芳外，卓别林又结识了电影演员胡蝶。他对胡蝶说：“我不曾看过你主演的片子。将来我再到上海的时候，我一定先去看看。”

当时，国际艺剧社的一场中国画展正在国际饭店举办，众人邀请卓别林前去观看。卓氏具有一定的艺术鉴赏力。当他看到画展中有一张西方人画的中国女子像，尽管笔墨线条皆为中国风格，但还是被他一眼认出，说：“这张画大概是一个外国画家的作品吧！”令众人敬佩。

卓别林在上海与人合影甚多，至今可在《良友》、《电声》等画报上看到。那幅卓别林与梅兰芳合影的照片，后面背景挂着一些中国画，想必就在这画展的展厅里拍的吧。

晚上6点半，卓别林在华懋饭店接受记者采访。他幽默地对记者说：“只要我能说的，我都愿意说，总之以使诸位记者先生满意为止。”这一番开场白，让记者们甚为满意，赢得一片喝彩。大家问他对上海的印象，卓氏一言以蔽之：“太兴奋！”他告诉记者，“舍舟登陆后，即为友好邀游全市，作最初之观光也。沪市为世界大都市，余莅斯土尚余生平第一次。”他还竭力称赞中国女子可爱之极，远胜欧美。

当然，大家最为关心的还是卓别林的本行——电影。有记者问及他对中国电影的感想。卓别林实事求是地回答，他仅看过一部中国默片，连片名也不记得，因此不愿发表“隔靴搔痒”的意见。

记者采访结束后，卓别林再次匆匆赶往国际饭店，出席由万国艺术剧社举行的晚宴。晚宴主角之一的胡蝶，在晚年写的回忆录里，记下了与卓别林见面的情况。她问：“卓别林先生，我原以为您一定是很滑稽有趣的。”

卓别林眨了眨眼睛，说：“唔，我知道您的意思。不过，请允许我问您一个问题，听说您在摄影棚里和导演合作得很好，您所主演的片子也大多是很严肃的，那么现实生活里的您又是怎样的呢？”随后，卓别林介绍了很多自己拍片的经过和心得，给胡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晚宴后，梅兰芳陪同卓别林先去大世界隔壁的共舞台，观赏京剧连台本戏《火烧红莲寺》。当他们赶到时，戏已经开演，正演到其中最精彩的一场“十四变”。这一情节，有文有武，有唱有做，卓别林观后连连鼓掌，尤对两人比剑一场，誉为“东方仅有艺术”。对变幻无穷的舞台背景和热闹的武戏打斗，他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因剧情紧凑，不容拉幕换景，14场布景完全在熄灯一刹那间变换，卓别林对此赞不绝口。他对边上的人说，在国外，除莎士比亚戏剧演出有此换景法外，其他尚不多见。

卓的到访使共舞台喜出望外，一连几天都在报纸上刊登“滑稽大家卓别林特来本台观剧”、“卓氏观后赞不绝口”的广告，为《火烧红莲寺》宣传造势。


电影界也不甘落后。卓别林离沪后，《申报》还刊登了影院的大幅广告，推崇卓别林为“滑稽大王”，称“环游世界新自日本转道来沪之笑匠：卓别林并未离沪”，将用他的影片“招待各界”。这则广告连续见于报端，一直到3月29日才被撤下。而卓别林的新片《摩登时代》广告，则从3月21日《申报》上开始登载，观众反响极为热烈，他的电影也在上海受到欢迎。


在共舞台出来后，卓别林一行又去新光大戏院看戏。

卓别林光临的那晚，新光正上演马连良、小翠华、叶盛兰等人的全本《双娇奇缘》。卓别林到时，正赶上生、旦、净、丑各展所长的《法门寺》“行路”一场。有人告诉卓别林，在中国观剧，极少拍手而要喝彩。于是，看到精彩处，卓别林也随观众一起时时叫好。他还用右手在膝盖上轻轻打着节拍，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卓别林说：“中西音乐歌唱，虽然各有风格，但我始终相信，把各种情绪表现出来是一样的。”

一个多小时后，演出完毕，卓别林迫不及待地走到后台，祝贺马连良演出成功。马连良来不及卸妆，卓别林已学着中国人的样子在台上与他拱手作揖，然后伸出手来，两个人紧紧握手并交谈起来。穿着西装的卓别林与穿着戏装的马连良的一组合影，就是被眼疾手快的记者抢拍下来的。

从新光出来，卓别林游兴不减。从美国出发时，他曾问好友范朋克，上海有哪些地方值得一游？范朋克告诉他，上海有一间舞厅很有名，叫做“百乐门”。上海逗留的时间如此短暂，卓别林怎么舍得放弃这难得的机会呢？于是，精力旺盛的卓别林再赴百乐门舞厅跳舞，直至凌晨3点才回到住所休息。上午9时，卓别林一行坐船离沪赴香港。

1954年7月，周恩来总理在瑞士日内瓦会见卓别林时，这位喜剧大师告诉周恩来说：“我在1936年到过中国，到过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