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耀如:发家从印《圣经》开始

宋耀如的性格执著，感情强烈，并不安心于终身做一个受教会控制的平凡传教士，他从来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骨子里是胆大包天、蔑视传统的。婚后的宋耀如在合适的环境里准备着自己创业的关系和资源了，他开始认真地考虑在传教之外做更多的事。

这一年的年底，宋耀如被提升为正式的牧师，随即调回上海市区。这是个大喜讯，他终于可以和众多的朋友一起干一番大事业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动乱频频、狼烟四起，上海更是各种势力碰撞交汇之地，既有工商业的迅猛发展，也有帮派势力的蔓延。

经过朋友的介绍，宋耀如加入了三合会。这是上海的一个秘密会社，在外一般称为红帮。它的宗旨是反对满清政府的统治，恢复汉人的政权。在当时都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加入的，因为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危险。上海是三合会的大本营，当时上海很多有钱有势的人都秘密加入了这一组织。

从这时起，宋耀如最密切的朋友都是三合会的成员，他本人也开始从传教士向革命者过渡。他在美国接受的林肯的思想，替代基督的教义占据了上风。帮会的兄弟不光从事反清活动，为了筹措经费，平时也都经营着不少工商产业，这正好给了宋耀如在实业方面发挥才能的机会。

在美国经营丝茶的实践和多年资本主义社会的耳濡目染，特别是卡尔将军的商业经验使得宋耀如比别人更有眼光，他很快看出了赚钱的门路。当时的宗教书刊都由国外印刷再运到中国出售，这样一是价钱太高，一般劳动阶层都买不起；二是这些书都是英文，大多数人买了也读不懂。宋耀如那时正在给美国圣经协会当代理人，销售宗教书刊，这个圣经协会向世界各地提供不同文字的《圣经》，宋耀如代理出售的是英文版的《圣经》和中文版的《新约》。

根据这种情况，宋耀如作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准备买几部印刷机，用当地便宜的纸张、硬板纸封皮和本国的排字工人来全天开工生产，这样他就能以很低的价格复制和印刷大量的外文书刊出售。因为成本大大降低，宋耀如提供的圣经和其他外文书籍的价格也要比直接从国外运进来低得多，是大部分中国人都能承受得起的。当时白话文的《新约》在中国已经出现，如此一来凡是能读书看报的中国人便都能看得懂《圣经》了。

早在美国求学期间，宋耀如就曾在当地的印刷厂勤工俭学，所以他对西方的机械化印刷也基本懂行，从而能比别人更早的发现这个商业机会。

从宗教的传播方面看，这也是一项值得称道的事业。宋耀如乘机说服了西方一些传教组织和宗教团体在金钱和技术方面为自己提供帮助。另外从三合会方面看，有一个自己人控制的印刷厂，他们的许多宣传品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秘密大批印刷，真是再好不过。有了帮会力量的支持，宋耀如在上海的工厂很顺利地建立起来了。

这时倪桂珍带来的嫁妆钱派上了用场，牛尚周和温秉忠也提供了一些资金，当然三合会的兄弟也有部分投资。用这些钱宋耀如买了几部印刷机，还在法租界买下一幢不大的房子来当厂房。这幢房子原是山东路上一个年久失修的货栈，所以后来三合会的成员经常在那里开会，进进出出从未引起清廷探子的注意。

宋耀如把自己的公司称作华美书馆，利用原来的代理关系，很快他就得到了替美国圣经协会印制《圣经》、为卫理公会印小册子和为其他传教组织印赞美诗的合同。这时的宋耀如为了自己事业的发展而日夜奔波，已把传教变成了兼职工作。而这时他和林乐知的关系也因为有了自己的事业而开始缓和起来。

在印刷厂的筹办过程中，他又听取温秉忠等人的建议，组织人把《圣经》等书翻译成了上海地区的吴语方言，这样信教的即使是纱厂女工、乡间的农民和码头装卸工，也都能买得起，读得懂了，印刷数量就可以大大增加。

有了自己的事业，宋耀如积蓄已久的能量终于爆发了出来。他精力充沛，信心十足，为自己的事业整天东奔西跑而不知劳累。在美国养成的良好工作习惯也让他的工厂管理效率更高。

当时的传统中国人还有不少懒惰和不重视时间的毛病。宋耀如尤其对不遵守时间的行为深恶痛绝，有一次他和几个三合会成员约好了谈事，结果遇上下雨。等了半天对方也不见人影，宋耀如一气之下冒雨跑到他们住地，也不顾有些人在会中的地位比自己高，大声责问为什么不遵时守约，结果双方发生了争吵。

和会中长老发生争吵，也只有宋耀如这样受过西方教育又性子急的人才敢。这次争吵反而提高了他在帮会兄弟中的威望，许多人知道了他是讲究效率的人，与他打交道或在他手下工作时都不敢懈怠和懒懒散散。

他的印刷厂很快开始了运行，并且情况十分良好，不到半年时间就开始盈利。随着影响的扩大，西方人都知道有一个“印《圣经》的宋查理”了。他的工作效率和经营能力开始被人关注，不久，一家亏损的面粉厂也因为他的名气而交给他经营，宋耀如还获得了该厂的一些股份。作为一个实业家，他开始在上海滩崭露头角了。

宋耀如结婚几年了，当初因为经济上并不宽裕，他们夫妇一直不敢要孩子。宋耀如和倪桂珍都受过教育，深知教育对一个孩子将来的重要性。为了避免贫困的生活使孩子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影响他们的前程，两人一致商定先不要孩子，等有经济能力了再生。现在，他的事业蒸蒸日上，手里有了足够支配的金钱。于是，他们决定自己建一所新房子，并要生一个孩子，为他们美满的生活增添乐趣。

当即宋耀如在虹口买下了一块不小的地皮，准备在这里建造他的新家。他对地点的这一选择让许多人不解，都说他又把在美国所养成的洋观念带到了上海，就像他在饮食上的美国化。

在当时的上海，到处都是来淘金的外国人。自从英国人用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上海成了通商口岸之后，形形色色的外国人就一批一批地涌到这里，或是想大发横财，或是来寻欢作乐。中国各地的人口向这里聚集。有带了资本来这里经商的，也有破产的农民到这里打工谋生的。人口的高度密集，又滋生出不少流氓阿飞、大盗小偷，渐渐的就有不少黑社会性质的帮会产生。由于人口增加迅速，地方官府又因为租界的限制，缺乏统一管理，治安相当混乱。外国人出门要自带火枪，有钱有地位的中国人则随时带着保镖。因为租界的管理相对较严，当时的有钱人建房选址时尽量靠近外国领事馆，以求得到庇护。

现在宋耀如所选的建房之处虹口，当时还是远离市区的荒田旷野，这当然要让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了。但宋耀如自有他的想法，他觉得老城里街道又狭窄又肮脏，而这里环境优美，视野开阔，空气新鲜，可以把房子建成很有现代气息的别墅。四周一片田园风光，还可以为将来的孩子们提供一处适于身心健康发展的活动和玩耍空间。

房子建好后，他又为牛尚周、温秉忠和其他一些朋友在这里购买了地皮，还帮助他们建房，从此这一带很快就发展起来。十几年后这里的房屋纵深已有好几公里。当初这里的地价很低，他搬往别处的时候，已经大大升值，光是出租房子就可以给宋家带来可观的租金收入了，而且一直延续到1937年日本人占领虹口。

新房子是一所中西合璧、风格独特的建筑。房子坐北朝南，建在一片绿茵茵的庄稼地中间，一条小河从门前流过，快到门口时又往南流，绕个弯再拐回来，这也符合当时流行的风水之学。门前是一座江南水乡特色的石拱桥。门两边延伸出一溜不高的石墙，墙身被涂成深黄色，与四周绿色的田野相映成趣，充满诗情画意。

院子里一前一后建了两幢房子。前排是二层楼房，底层是一个很大的餐厅，还有宋耀如的书房。宋耀如还特别给家里设计了一中一西两个不同风格的客厅。中式客厅里的家具是红木方桌和凳椅，还配制了一些立式小凳。西式客厅摆放着钢琴、舒适的扶手椅和沙发。

沿着油漆的木制楼梯可以登上二楼。楼上宽敞的游廊显得气派不凡，尽头通向一个宽阔的凉台，可供一家人露天就餐。楼上的房间是舒适的卧室和浴室，还有孩子们的游艺室，当然还有专门用来读圣经和做祈祷的房间。卧室共有4间，每间卧室里都安放着精美舒适带有弹簧垫的美式沙发床，而不是大多数中国人用的平板木床。

后面一排平房是厨房、贮藏室和佣人住房。房后有一个不小的菜园，可以自己栽种蔬菜，宋耀如就喜欢在里面亲自干活。楼房的前后都是花园。宋耀如很喜欢棕榈等植物，所以特地从美国订购了一些栽在花园里，使整个院子看起来更有异国风情。

经过多年异乡漂泊和回国后租住农民破旧草房的艰苦日子，宋耀如终于圆了一个家的梦。

1890年2月，宋耀如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这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圆圆的脸蛋，大大的眼睛，格外地惹人喜爱。在给第一个孩子起名这件事上，宋耀如还费了不少心思。宋耀如一生中最崇拜的人就是美国的林肯总统，他常对身边的人宣传是林肯解放黑奴运动的壮举，拯救了美国并使美国逐渐强大起来。所以这第一个女儿他决定起名“爱琳”，意思就是热爱林肯的意思。同时，宋耀如也希望中国出现林肯式的人物来拯救贫弱的祖国。因此他给后来的两个女儿依次起的名字叫做庆琳和美琳。

当时宋耀如还给女儿起了一个英文的教名：南希。这是为了纪念大恩人卡尔将军的夫人——南希·卡尔。1892年宋耀如夫妇又生下了第二个女儿宋庆龄，英文名字是罗莎蒙德，据说这是为了纪念让宋耀如受洗的里考德牧师的女儿——罗莎蒙德·里考德。

受过美国文化熏陶的宋耀如没有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对女儿的成长也同样倾注自己的心血。

当时宋氏三姐妹的名字一直沿用到1904年。那年春天，宋爱琳留美前夕，宋耀如带着女儿去看望自己的老朋友、《万国公报》的主笔沈毓桂先生。这位已97高龄的老人看到青春可爱、风华正茂的爱琳由衷地喜欢，便亲切地问到她的名字。当得知姑娘叫爱琳时，沈毓桂老人沉思了片刻微笑说：“爱琳是洋人的名字。我们中国人应当有我们中国人的名字。”

宋耀如此时已在上海生活了将近20年，在工商各界广为交际，对沈老先生的这个说法倒也表示赞成，于是顺便说久闻老先生满腹经纶，是一个起名的高手，就请求他给爱琳另起一名。老先生也不推辞，就取和蔼可亲之意，为宋爱琳将名字改成宋霭龄。宋查理听了也觉得不错，当即决定将“爱琳”改为“霭龄”。于是，大姐名字一改，后面两个妹妹的名字也就随着改了过来。

在事业蒸蒸日上之时喜得爱女，宋耀如的精神更加充沛起来。他的印刷厂日夜开工，在印刷《圣经》的同时，还为革命团体印刷大量的宣言、通告、传单，甚至债券、金币票和委任状。此外，他也帮温秉忠——他是一位主张君主立宪的教育家——印刷西方教科书。

凭借印刷厂的众多业务，宋耀如在上海的工商界也名声渐响。由于他留过洋，精通英语，上海话也已说得相当流利，同时在教堂这样的地方又能接触到各方人士，他很快成了一个帮本地实业家代办外国机器的商人。

以前上海滩的买办基本上是波斯人或是犹太人，比较出名的有沙逊、哈同等，都是腰缠万贯的大富豪。后来有一些中国买办也开始出现，而宋耀如可以说是上海第一个代办机器进口业务的中国商人。而在为各类纺织厂、面粉厂代理和安装设备的过程中，他又熟悉了各种新的业务，从而能够更好地投身于上海的工业化大潮。

1891年初，基督教传播一直比较盛行的中国长江流域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洋教运动。成千上万从各地乡村涌来的民众把当地的教堂围住，进行示威抗议。各式各样的反洋教传单贴满大街小巷，在城市的街道上空飘飞。一些平日趾高气扬的传教士和教民在街上一露头，就会遭到愤怒群众的辱骂和追打。传教士们惶惶不安，一些教徒害怕群众有更过激的举动，纷纷宣布退教。

情况越来越严重，不断传来教堂被毁、传教士被杀的消息。美、英、法等国一面以保护传教为名，开来军舰，一面严厉敦促清廷派兵镇压。

宋耀如因为本身是传教士，对人们如此激烈地反对洋教当然感到震惊和不安，但又不赞成对反教的广大群众使用武力，造成更多的流血事件。为了搞清楚反教运动的原因，他亲自到江苏、安徽的一些地方进行考察。事实证明，群众的反教情绪早已存在，只不过是因偶然的诱因而一时间爆发出来。宋耀如在底层传教时就发现地方教会权力过大，而有些地方的情形比他以前想象的更为严重。有些教会依仗外国势力，干预中国的地方行政司法。传教士写上一张条子，就能让县官把无辜的农民判处死刑。一些传教士和当地教民仗势欺人，为非作歹，奸污妇女，霸占良田，这怎能不激起广大群众的愤怒？

考察回来，宋耀如立即向在上海的上司林乐知博士建议，不要急于动用武力，应该首先由教会作出反省。
对宋耀如的意见林乐知大为不满，大发脾气：“查理，我认为你对事件的性质根本一无所知！如果对传教士和教徒放弃特殊保护，中国就会变成杀戮基督教徒的疯人世界！”宋耀如对林乐知简单粗暴的态度感到愤怒，不禁当面质问他：“发生这样的事件，绝不能只归罪于中国民众的疯狂。像在中国这样传教士享有司法特权的，世界上可还有第二个国家？”

理屈词穷之下，林乐知承认在别国没有，但他强调中国的情况特殊。宋查理一字一板地说：“不论怎样特殊，传教归传教，不能侵国政！”

经过此事以后，宋耀如公开断绝了和林乐知以及南方卫理公会的关系。他宣布辞去该会神职，独立传教，并把自己的名字又改成了原来的宋嘉树，号耀如。

软弱的清政府屈从了外国政府和教会的意见，对反教群众进行血腥镇压。对此，宋耀如深感失望，也更激起了民族主义的情绪。而林乐知对宋耀如的反叛行为十分恼怒，他一面组织教会人员对宋耀如进行审判式的辩论围攻，一面秘奏上海道台，揭发宋耀如的反清言行。

同时，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这个宋耀如开始他的基督信仰之路的地方，教会人士对他辞职一事的反响很强烈，教徒们都说：“宋查理重又崇拜起木偶来了。”

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宋耀如专门写了一封信给《基督教倡导报》主编，公开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亲爱的里德兄弟：北卡罗来纳州某些人士中盛传一则与我有关的毫无根据的谣言，我想借贵报一角说几句话，以正视听，不知您能否惠予刊登？我从一位友人的来信中得知，他所在的城市中有消息说我“重又恢复了崇拜偶像的异教习俗”。我写此信就是要指出，这种说法纯系无稽之谈。我自皈依本教以来，脑子中无论何时都从未产生过背弃我敬爱的救世主、重新崇拜无生命的木石之神的念头。一个人放弃永生去崇尚永死，那是愚蠢的行为。

但是，这一无中生有的谣言的制造者可能会说，所罗门是有史以来世上最聪明的人，然而后来却崇拜偶像，为什么别的人就不会那样做呢？我的回答是：我不如所罗门那么聪明，也不像他那般愚蠢。但是，本人的确自认头脑尚称清醒，深知应竭尽全力为主效力，而且只要一息尚存，就将继续如此。

我离开布道团的原因是它给我的薪俸不足以维持生活。我以每月15美元左右的薪金无法养活我自己、我的妻子和孩子。我希望朋友们能够理解，我离开布道团并不意味着我将停止宣扬基督和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目前我同美国圣经协会来往，但我仍在从事与我们教会有关的布道工作。我在洛德、希尔兄弟和邦内尔公司里的教友们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以，我离开布道团只是意味着，我现在是我们南方卫理公会布道团的一名独立的工作人员，或者说是一位尽其所能为布道团工作而又不依赖美国国内的教会来维持生计的工作人员。

我现在负责我们卫理公会的新教堂，那是由（美国）堪萨斯城穆尔兄捐赠的，是中国本国最好的一座教堂。我们这座教堂开设了一所很大的主日学校，配备着一批优秀的教师。我自己也在主日学校里负责着很好的一个班，该班里有青年男子，也有老人。我们非常喜欢“国际主日学校课程”。假如你们之中有谁在某个礼拜日上午偶然来访，我们一定会给予你们永生难忘的欢迎，并且让你们看到孩子们的日课背得有多熟。

我希望那些听说过我“重又恢复了崇拜偶像的异教习俗”的人能不吝费心读一下我的这封信，亲自看看我究竟站在哪里。我喜欢我的宗教信仰，并且希望我所有的朋友也喜欢他们自己的信仰。最后，朋友们，我对你们有一个请求那就是，首先，请为我祈祷，愿我能成为争取人们的心灵归向基督的有用工具；其次，请为布道团在这个愚昧国度的工作祈祷；第三，请向我主祈祷，祈求他派更多的劳动者到田间里来劳作，因为庄稼已经成熟，正等待着收割呢！

宋耀如吸取了和林乐知争执的教训，委婉地把自己的辞职原因归于家庭经济的紧张，而不是争论中国的反教风潮。这是一个明智的举动，他和美国圣经协会的合作关系也保持了下来。

宋耀如同美国卫理公会宣告决裂之后，成为当时第一个不受外国教会控制的中国牧师。他在自设的一座小教堂里继续布道，很快他就得到了教友们的同情，而且还得到了来自美国的捐款。



节选自《宋美龄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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