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静）
 

二。 第二波女权主义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国长达十余年的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1954-1964）随着1964年民权法* (Civil Right Act) 的通过进入尾声，继而代之的是更激进的黑人和其他各少数族裔的独立自主社会运动。1963年，著名女权主义者Betty Friedan 所著的 ”The Feminine Mystique” 面世。她在书中捅破了白人中产阶级家庭妇女 “幸福家庭生活”的面纱，把社会强加在她们身上的囿于家务的枯燥，压抑，与世隔绝的孤独生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并指出现存社会体制的方方面面（包括广告业，妇女杂志，以及弗洛伊德心理学）都对妇女的境遇难辞其咎。这本畅销书的出版所产生的社会反响，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到60年代后期，女权主义运动在美国各地已是蓬蓬勃勃，方兴未艾。各种以唤醒妇女平等意识，改变妇女社会地位为宗旨的群众团体雨后春笋般涌现。这就是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时间跨度从60年代至80年代。在众多不同的派系中，最有影响的两支是“妇女权利派”和“妇女解放派”。前者以争取妇女的平等权力为目标。后者的目标则更深广宏大，要实行彻底的社会改革，不仅在政治上，法律上，还包括家庭，教育，宗教等基本的社会制度，从根本上改变妇女的社会地位。在理论基础上，“权利派” 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第一波自由女权主义的延续，而“解放派”则承袭了更激进的哲学思想，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是把妇女受压迫的从属地位归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及其与男权制性别关系相结合产生的社会问题。而激进女权主义则把男权制度的社会关系作为妇女受压迫的主要原因。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 

 

在十九世纪中至下叶的欧美，受法国革命（1789-1799），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结束及废奴，西部扩张，大规模城市化等历史性社会发展的影响，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突飞猛进。这种社会大环境为英国妇女参政运动和美国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女权主义运动 （属第一波）奠定了基础，也激发了各种不同的社会政治思想和社会学理论。其中不仅滋生了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哲学，也孕育催生了马克思主义。

 

            以自由主义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的自由女权主义锁定个性自由和妇女同等权利为主要目标。这类女权主义者们在意识形态与行为上大都囿于其阶级和种族的局限。例如，Susan B. Anthony, 第一波女权主义领军人物之一，就利用种族主义和反移民的言辞为媒介在白人中获取民心，扩展女权组织成员 (DuBois, 1978; Dye, 1980)。

 

        然而，在这一时期中，也有不少更激进一些的女权主义者冲破阶级局限，与工人阶级妇女组成联盟，并开始在理论上思考性别，种族，和阶级不平等的内在联系。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先驱人物包括有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1860-1935), Emma Goldman (1869-1940), Anges Smedley (1892-1950) 等。她们在思想上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意识形态上首先是社会主义者，把妇女的从属受压迫地位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剥削制度联系起来。把妇女解放运动看做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2013 7 15

* The Civil Rights Act 是社会的一大进步。1965年紧跟着通过了移民法修改案，给不同国家和地区同等移民机会 （equal quota), 结束了1924年通过的National Origin's Act (禁止有色人种移民，欧洲人除外）。在此之前，国会在1882年通过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禁止华人移民，而与日本则签了 The Gentlemen's Agreenment， 控制其移民数量。当时日本正处于工业化上升阶段，而中国清政府正走下坡路沦为半殖民地。二战期间，中美是盟友，作为一个friendly gesture, 允许每年150 名华人移民（Joseph Healey,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