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的目的就是要追求个人的物质和精神繁荣，同时推行仁义的思想和行为。所谓“初为之，衣食；及飞腾，国民。”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实属异曲同工。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亦云，正是个人对其自身利益的追求，客观上也繁荣了社会，福利了他人。这二方面是难以分离的。相当比例的人只知道前者，而忽略了后者，或侧重于前者，轻视后者。他们的人生境界还是比较原始的。要追求繁荣，推行仁义，并以之统帅自已的思想行为。具体地就是要“积强能财序仁，削弱贫庸乱差”。如刘备所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当然，能有大善就更好了。多少富翁在挣到了大笔的钱后，又将之大把大把地捐出。如：若克菲勒、卡耐基、福特、松下幸之助、盖茨、李家诚、邵逸夫等；也有多少大学生、研究生学成后愿意到艰苦的地方去支持教育，甚至还有金发碧眼的洋人们也加入到这个行列。国史五千年过去，可见有多少先贤圣哲因之而成，如老子、孔子、孟子、司马迁等等；又有多少顽凶奸佞因为失去了它，重利忘义而失败，如夏桀、商纣、赵高、魏忠贤之流。 努力实践之，绝不以已之愚钝、简陋而不为。果真能这样，则虽丑必美，虽陋必深，虽弱必强，虽贫必富，虽贱必贵，虽辱必荣。洪尘滚滚，让人性被上了厚厚的顽劣的璞壳，难以剥除。理论上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而理性之光不断地因为贪婪、自私而最终被吞噬，以至于人性平乏化甚至反面化。 老子云：“天将建之，如以慈垣之。”信夫！慈者，爱人，爱民也。天建之人能有几人欤？而他们这个群体若不能达到一种比较高的境界，国将不国。甲午战争前后的中日两国上层处于不同的状态。明治天皇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钱捐给国家，皇后也捐出了自己的首饰，以帮助购买铁甲战舰；而慈禧太后却挪用国家的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上行下效，北洋的官兵们上下层都忙着捞钱。丁汝昌建店面出租，管带们兵船商用，水手们也忙于走私。结果战争一打响，清政府一塌糊涂。时代行到了今天，似乎中国又重现了北洋后期的格局。绝大多数当官的忙于捞外快，中国的经济正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华裔著名律师章家敦先生，在中国上海实地住了五年，考察了中国国情后，写了本书叫《中国即将崩溃》。也许他危言耸听，然而发生了的历史是事实，况且邓小平也说过：在看不见将来的情况下，就看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