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有一位十分要好的高中同学，在读书期间就参加了革命活动，在他进行地下活动时，父亲还帮助过他脱离险境。高中毕业后，父亲选择了继续读书深造，而这位同学则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两人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十几年后，当他们在北京街头再次相遇时，这位当年的同窗好友已经是国家某部委的高级干部。这次重逢给两个家庭带来了很多次欢乐的聚会。每次聚会，他们之间有着那样多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他们谈历史、谈文学，谈他们曾经共同经历的很多往事，谈他们共同的朋友。一次他们在谈到国共重庆谈判时，提到毛泽东的诗词《沁园春·雪》，两人都十分钦佩诗人的才华和胸怀。文化革命中，父亲的这位老友被作为走资派批斗，父亲也因历史问题受到审查隔离，两家人自然中断了来往。那场浩劫过后，这位友人已身患绝症住院。父亲得知，马上让我们陪他去看望。这次见面是他们文革后的第一次见面，也是两位几十年肝胆相照、相濡以沫的老朋友离开这个世界前的最后一次见面。这是那种男人与男人之间敞开心扉的倾心交谈，话题时而有些凝重。聊到文化革命，他们都十分感慨，认为个人的遭遇比起国家的重创毕竟是十分渺小的。一如以往，彼此之间依旧是坦诚，洒脱，没有悲情，没有感伤。不久后，父亲的这位老友去世。因考虑父亲已经疾患缠身，行动不十分自如，母亲和我们的意思是就不要去参加悼念仪式了，但他却执意要去向这位老朋友做最后的辞行。父亲很少这样固执过，于是我们遵从了他的意愿。参加追悼会后不久的一天，在不经意间我和父亲的谈话触及到了“死亡”这个话题，已久病缠身的父亲此时却用十分清晰的语言地表达了他的意思：“人来自于大自然，自然也要回到大自然去，这是自然规律”。听到父亲的这一席话，我心中升腾出一种感动、一种敬意。我克制着眼中将要涌出的泪水，去注意父亲的表情，他仍是一如既往的从容、坦然，心静如水。

文化革命中，我知道了父亲曾有的经历，也亲眼目睹了父亲遭遇的磨难。那时虽然我们还都是不很懂事的孩子，但生活让我们过早经历了很多不是那个年龄的孩子应该经历的事情。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那是每每回忆起来都会令人黯然落泪的记忆。在那些遭受无辜和屈辱的日子里，父亲几次很郑重地把几个孩子叫到一起谈话，让我们相信他的问题会得到公正解决，要我们正确面对。相对物质生活的艰难来讲，精神上的虐待是更令人难以忍受的。记得父亲去世多年后，母亲曾回忆起，文革中在父亲被停发工资、接受审查的最艰难的日子里，他曾对母亲说，“我这一生没有做过任何愧对良心的事情，所以心里是很坦然的。对于那些我没做过的事情，无论承受怎样的压力，我是不会承认的。我唯一担心的是我的问题会影响到孩子们。” 尽管父亲是那样的自尊，但此时的他已经将自己的尊严荣辱看得非常淡薄，而更多的则是考虑到他的孩子们，想到孩子们的前途、未来、想到孩子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就是父亲给予我们的那份深沉的爱，这就是父亲对我们所承担的责任。命运让我们在经历了童年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后，又让我们见证了那多许凄风苦雨。那段日子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为我的父亲在那个荒唐年代所遭受的不公正而感到深深的悲哀，也为那个年代受到屈辱的千千万万人的命运而感到深深的悲哀。但愿那段没有道理可讲的历史永远不会再重演。

文革后刚刚盼来对父亲审查的结束，我们家又在下乡、下放的潮流席卷下，面临着天各一方的局面。一家人分散在四个地方，天南地北，彼此相隔几千里地。这些变动，大大改变了我们家的生活境况，造成了父亲的压力。原本不为生活操心的父亲也开始学习烧饭炒菜、洗衣，做简单家务，操心孩子们的衣食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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