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文硕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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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职场中，祖父文硕公与该行最后二任总经理，在工作上关系密切。其中一位，是1944年起任上海银行总经理的伍克家君。此君与硕公在43年上海银行人事调整中，同时进该行董事会，同为办事（执行）董事，可能由于伍克家君业务较好，在抗战中期代董事长和总经理杨介眉病故，沦陷区行务显群龙无首时，由伍君临代总经理，后在人事调整中，董事会追认其正式职务。
伍克家毕业于苏卅东吴大学，1965年因病去世。其父伍伯谷曾任清末昆山知府，在苏卅建有著名大庄园“伍园”，可说伍君出身豪门士绅之家，其较早就入上海银行谋职，历任长沙分行、广卅分行等经理，总行人事部经理、付总，44年正式任该行总经理。在其上海银行任职期间，曾被陈光甫派往英国进修保险业务，回来后（1930年），牵头成立了我国第一所“信用保险公司”，设在上海四川路420号，并兼了该公司董事长。
伍君可说是一位“将才”，才思广博，有自已管理银行独到之处。早在1928年其在与陈光甫信中，就才华显露，他说“中国人只能开夫妻店，不能办大公司，此言可谓沉痛之至。人才难得，私心难除，奋斗之精神更不易保持，公家之事自属无望…。”“况有人才如此，事业未有不蒸蒸日上者乎？常谓凡事务必求诸根本，根本不固而枝叶茂者必倾。人才、人心实为事业之根本”…。（参见“陈光甫日记”一书内容）

伍克家在1947年“海光月刊”的文章
由于早年与陈光甫打拼的事业上手足,诸如杨敦甫、杨介眉相继去世，其他创始股东他亦可能指挥不动，故陈公颇需要得心应手的帮手，来掌管上海银行，以推动银行业务的发展，这时伍克家与硕公成了陈光甫左右臂膀，45年抗战胜利重返上海后，伍与倪两公常共同出现公众场合，特别在银行重大事件与带有方向性的行务上，常以共同署名发函与董事长陈光甫沟通汇报。这也使以后伍克家君与文硕公因行务观点相佐，继而发展到人事纠葛，并为此蒙上阴影。
据史料来看，象伍克家君这样有雄才大略的人，在其任总经理后，正值大展鸿图，实现报负之时，岂能在实施中有“不谐之音”的发生，这促使46年后伍君与硕公矛盾公开化，并从行务看法不同发展到个人恩怨与成见的冲突。照现代组织管理学观点来看，硕公作为总行总管理处襄理的职责，应绝对摒弃私见,而服从总经理伍克家的领导，但作为同是董事会办事董事，特别是董事长私人秘书，在行内组织设置职责规范下，硕公又必须亦对董事会及董事长负责。故硕公与当时总经理伍克家在工作程序上确实较难理顺，亦很难“做人”。这方面的表露，可以父亲兆京日记中，查考佐证：
“1946年6月23日，星期日，风。周六下午后到父亲处（注：文硕公上海银行江西路368号住宿处），父亲（注：指硕公，下同）事颇忙，午后仍到行办公，晚吴道存（注：重庆分行襄理）先生来谈，上海银行总经理伍克家先生仍来与父亲谈，伍辞后，与吴先生上街遛逛，后返…。”
“父亲与谈，谈年来精神极其痛苦，只因为家，忍受一切侮辱，伍克家在父亲进行时即与不对，父亲23年（注：1934年）辞中农行总会计职，由李桐村（注：上海银行付总）先生介绍返上海银行，李允父亲每月200元工薪，而伍则只允180元，此乃其端，此后处处皆与父亲不对。”
“父亲于前年在渝（注：1943年）被推为常务董事，伍任总经理，裂痕更深，陈光甫先生年前出国，伍竞以常董可勿庸办事迁于父亲，以排除异巳。故父亲昨日在陈光甫先生处当伍面呈陈，谓在重庆时，可因上海隔绝，常董亦乏，以我‘充数’，今沪上常董即将加入，人事分配不够，尽可除我常董。我不为常董，仍可为陈先生做事。而陈先生即曰，在渝时亦非以你‘充数’，一个团体中，必须有头脑较新，敢于说话的人。……。”
从以上父亲日记中，对祖父硕公此类轶事的叙说，我依稀参见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君,在处置此事的背后，似乎无意真正解决此人事矛盾？是否有可能“需要”伍与倪人事“矛盾”存在？因为在这“矛盾”存在，或许更利于在其授权予人后，还将有掌控全局的“回旋余地”……？（现代企业老板，常喜下属有矛盾，此便于其了解真实信息，掌控全局。且也防下属串通一气，架空老板？）故这可能也是陈光甫“以命用人”思路的一部分？……。